中国是地区性的世界大国。它的政治经济影响力和国家利益的相当部分主要体现在东亚地区。而1997年启动的中日韩三国与东盟之间的"10+3"机制，是当前东亚地区主要的具有深厚基础的多边对话机制之一。目前促进东亚经济合作是该机制的主要对话内容，但随着东亚地区地缘形势的变化发展，政治与安全问题必将纳入其中。依托"10+3"机制，积极发展与各成员国之间的平等合作关系，促进整个东亚地区的稳定和繁荣，对于中国应对经济全球化，推动政治多极化，拓展国家利益，维护国家安全，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本文拟就"10+3"机制的发展历程、中日韩在东北亚地区的合作、中国在"10+3"机制内面临的问题以及中国的战略选择等问题，作粗浅的分析，提出一些个人看法。

　　一、"10+3"机制的发展历程

　　近二三十年来，东亚地区的迅速发展，社会经济结构的深刻变迁，使东亚地区的国别经济突破主权国界的限制，以适当的方式走向融合，以有效应对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各种挑战，成为东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客观要求。而把这种客观要求转化为现实行动的直接动力，则是来势凶猛、蔓延迅速、影响广泛、深刻的亚洲金融危机。东亚各国从这次危机中得到一个重要的启示：在经济区域化、集团化的背景下，东亚地区的任何单个国家、国际经济组织在与市场力量的抗衡中都会处于弱势，任何经济上的风险和危机通过市场的中介作用都有可能被放大，都有可能产生连锁反应。亚洲金融危机中的"多米诺骨牌效应"留给人们的震撼实在是太大了。但是经济区域化、集体化过程的本身，又为东亚国家防范和抵制经济危机提供坚实的屏障，为东亚地区的国家化解风险，降低危机所造成的损失提供有力的支持。因为在区域化和集团化的体制内，防范、抵制和化解经济危机的主体不是任何单个国家和经济组织，而是密切协调、配合有序的国家或组织的联盟，是一个整体。在其中的国别经济有可能凭借区域和集团的机制，通过区域、集团内外的经济循环与代谢，调整和强化各自国别经济系统的内在机理，解决或缓解各自在经济发展中所积累的而又无法独立解决的矛盾与困难，从而享有更高的安全感。历史的辩证法已经为经济区域化和集体化设置一个消除其自身负面影响的有效抗体。

　　正是这种对历史的感悟与对全局的洞察，促成了1997年12月16日，东盟９国领导人和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的聚首。江泽民主席出席会议并发表了的重要讲话，着重阐明中国对于东亚经济合作的原则立场。这次会议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标志着具有东亚地缘规模和特征的经济区域化、集体化("10+3"机制)开始启动。1999年第三次"10+3"领导人会晤在菲律宾的马尼拉举行，会议通过了《东亚合作联合声明》，着重确定了东亚经济合作的重点方向和重点领域，东亚经济合作自此进入实在性阶段。会后东亚各国财政部长、经济部长和外交部长会晤机制也相继建立起来。2000年11月，第四次"10+3"领导人会议在新加坡举行，朱镕基总理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阐述了中国对当前东亚形势和东亚合作前景的看法，提出了加强合作的具体建议。会议的一个极为重要成果，就是与会国一致同意将"10+3"领导人非正式会晤升格为"东亚首脑会议"。同时，中日韩决定在每次"10+3"领导人会晤期间，同时举行旨在推动三方经济交往和合作的三国领导人会晤。至此，"10+3"机制在形式上完成了从非正式到机制化、制度化和规范化的历史进程，从而为东亚经济合作奠定了厚实的基础，构建了稳固的框架。

　　在"10+3"领导人会晤进程的强有力推动下，东亚经济合作正在诸多领域启动，并已取得显著的成果。

　　一是在经济合作方面，首先是加强贸易投资、技术转让，特别是信息技术合作开发等，比如，东盟发表的《电子东盟框架协议》，不仅是东盟为适应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而采取的重要举措，而且为各方企业参与"电子东盟"的建设提供合作机遇；其次是促进农林业和旅游业的合作，中国已将日、韩以及所有东盟国家列为旅游合作对象国，并倡议尽快启动"10+3"农林部长会议，推进东亚农业合作；再次是鼓励积极参与地区开发，尤其是加强对湄公河流域开发的投入，以缩小本地区国家的发展差距。

　　二是在金融与货币合作方面，1998年中国提出"10+3"副财长和央行副手对话的倡议，得到东盟、韩国及日本的支持，后又经中方倡议，开始机制化并提升至财长级。财政、货币和预算等问题上的政策对话、协商与合作，将是金融合作的主要内容。此外，资本流动监管、金融预警、自我援助、相互支持和双边货币互换机制的建立等方面问题也是重要的议题。
三是在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方面。中国与东盟进行的一系列人员交流和培训等项目已取得良好的效果。中方将继续向中国-东盟合作基金增资500万美元，以促进双方在人力资源等领域的开发与合作。日本承诺设立150亿美元的亚洲信息科技基金，其中部分资金用于帮助东盟培训信息科技人员。韩国承诺1.5亿美元的贷款，用于东盟的经济发展合作基金，以及1700万美元的发展援助资金。中国科技部将从今年开始启动"10+3"实用技术培训。中方还设立"2002年中日韩人员交往年"活动。韩方提出在此活动期间，中日韩三国首都要加强文化交流。日方提出实施"中日韩青年干部交流项目"，以充实"2002年人员交往年"的内容。
四是在科学和技术方面，各国同意加强环保技术、信息技术和生物工程的开发和应用，以便增强东亚经济的整体实力，促进东亚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二、中日韩："10+3"机制中的"大三角"

　　在"10+3"机制的发展历程中，中日韩之间的经济交往与合作令人注目。近年来，中、日、韩三国基于地缘优势和经济互补优势，在致力于双边和多边关系改善的同时，依托"10+3"机制，以领导人非正式会晤为契机，以产业政策对话与协商为主轴，以环保、金融、信息等为主要领域，以直接投资贸易和产业合作分工为主要方式开展合作，逐步形成了以地方国际合作为主的区域合作推进模式，成为"10+3"机制乃至整个东亚经济合作的重要支撑。到2000年，日本已连续七年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目前是日本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双方贸易额已突破800亿美元，比1978年增加了16倍多。中韩自1992年建交以来经贸合作也迅速发展。目前双边贸易额已由建交初期的64亿美元增加到340多亿美元，增加了5倍多。中国已成为韩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仅次于美日)。至于日韩之间的贸易关系，则比中日、中韩之间更加密切，都是名列前茅的贸易伙伴。在相互投资方面，日本是第一对华投资大国，中国也是韩国第二投资对象国。这种经济上密切联系和相互依赖，不仅已成为三国联系的重要纽带和友好关系的经济前提，而且为中日韩之间的国际经济交往与合作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当前的政治经济视野可及的范围内，中日韩之间的经济合作可能会出现如下新动向：一是在经济合作的机制演化方面，中日韩之间的以地方国际合作为主的区域合作推进模式，要向由中日韩三国中央政府之间签定协议的制度化的经济合作发展，从而逐步推动"中日韩经济合作体"的构想付诸现实行动。

　　二是在贸易投资方面，中日韩之间的贸易投资额将继续增长。按照目前增长速度，在21世纪初期的三五年内，中日贸易额能突破1000亿美元，中韩贸易额能达到500亿美元，而到2010年则分别超过2000亿美元和800亿美元。届时两国对华直接投资也将分别达到400亿美元和150亿美元的新水平。

　　三是在产业分工合作方面，中日韩之间的双边和多边合作将继续深化与扩大，一些重大计划和构想将付诸实施。比如，中韩双方倡议的旨在探索超越单纯贸易和投资的新型合作模式--图们江流域开发的产业合作将向纵深推进；中日之间环保合作在北京已建立中日环保中心、中国的大连市和日本的北九州市已结成环保合作城市的基础上，将围绕解决中国煤污染的技术问题等重点领域开展合作；中日韩之间如何有效整合三国的人才、技术、市场、资金的优势，共同致力于信息技术和生物工程的开发，提升东亚地区的整体经济实力，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也是一个引人关注的命题，等等。这些合作项目不仅为中日韩三国的产业合作和梯级分工提供新的契机。从战略角度讲，这些领域的产业合作与分工，最终会逐渐形成一股逾越所有具体合作领域的整体力量，冲破三国经济关系的现有框架。

　　四是在金融合作方面，货币的统一既是国际经济合作的高境界的要求，又是维系与推动国际经济合作的动力。随着中日韩经济交往和合作的不断扩大和深化，东亚金融合作的各种设想呼之欲出。其中要旨主要有三：第一、东亚地区的政治环境和各国之间的经济水平的差异，决定了东亚金融合作，不可能采取欧盟货币一体化的那种比较直接方式，它可能有更多的中间环节，应该渐进地、分阶段地推进；第二、东亚货币合作体系本质上是区域性货币合作机制，其功能是在保证货币可兑换性基础上，最终在区域内实行固定汇率制或使用同一种货币，对区域外则共同实行浮动汇率制；第三东亚货币合作体系不仅要确立一种稳固的汇率机制，还要建立一整套有关财政金融信息沟通、资金流向监督、危机预警和救助的机制。

　　三、当前中国在"10+3"机制中面临的若干主要问题

　　第一、中日两国在"10+3"机制主导权问题上的矛盾。日本经济界对日本经济发展的主流看法是：日本经济要找到振兴之路，必须要"亚洲化"，其主要含义有两层，一是日本经济只有在与亚洲其他国家特别是东亚地区的国家形成密切依存和关联中，才能找到明确和稳固的定位，才能以金融、科技、人才方面的优势弥补资源、市场方面的不足与脆弱；二是日本要凭借战后几十年中积累的巨大的经济实力，谋求亚洲经济合作和区域一体化的主导权，从而为推动日本向"政治大国"迈进服务。而"10+3"机制是目前亚洲地区最重要的多边对话机制之一，它为日本实现其经济"亚洲化"提供一个重要舞台。在"10+3"机制内取得主导权是日本在整个亚洲地区树立领导地位和发挥主导作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日本实现其经济"亚洲化"整体战略的一个重要支点。但是，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日本经济遭到沉重打击，至今还没有走出低迷的状态，原先"亚洲雁阵发展模式"等构想已不复存在，日本谋求亚洲事务主导权的构想已失去其现实的基础，正是这种战略构想上的高期望与现实的低景气之间所形成的反差，使得日本对中国发展怀有戒心。今年一季度中国GDP同比增长8.1%，有关国际研究机构由此预测中国全年有望实现8%的增长速度，并且在今后10年内继续保持每年增长7-8%，到2025年可能接近或赶上日本的经济实力，上升为世界第二或第三经济大国，成为亚洲乃至世界经济的一个新的增长极。日本舆论还担心，中国加入WTO后，其作为亚洲第一大海外投资吸引国的地位不仅不会受到销蚀与削弱，反而会因其巨大的经济潜力和市场容量使得周边所有的国家与地区相形见绌，中国在亚洲贸易投资和产业分工合作中的中心地位和主导作用将日益显现出来。这种地位及其影响力的确立，又将在很大程度上为处于调整转轨时期的中国经济提供更大的回旋空间，中国经济系统有可能依托与外部的能量与信息的交流，"从混沌走向有序"，反过来，这又为中国在东亚地区拓展国家利益，发挥大国作用奠定雄厚的物质基础，这样的良性循环一旦形成，就有可能引起东亚直至整个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格局的重新整合。正是基于这样的担忧和疑虑，日本将在"10+3"机制内外构成对中国如下的压力：

　　在"10+3"机制外部，日本将会更加明显地表现出希望美国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存在的强烈愿望，其意是借助美国的力量，在"10+3"机制外面营造不利于中国的氛围，进而利用这种氛围影响"10+3"机制内的国家对中国的态度。近年来，日美安保防卫指针的修订扩大以及日本在美国部署战区导弹防御体系等问题上的态度，无不说明这种战略意图。尤其是去年7月日本内阁会议通过的2000年度防卫白皮书--《日本的防卫》，其中引人注目的是增加了"警惕中国军事动向"的内容，它详细谈及了中国导弹的数量和部署情况，介绍了中国海军舰艇和海洋调查船"非常活跃"的情况，强调中国的中程导弹"将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地区纳入射程"。其用心无非有二：一是要转移视线，把有关国家对日本扩展军事实力的关注转到中国身上来，二是为美国继续并扩大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寻找理由。最近，小泉首相在举行的就职记者招待会上强调，只有有了日美关系才能构筑与各国的合作关系，他说"直至今日，日本外交的基石和国家繁荣的最大基础就是日美维持友好关系。"由此可以预见，在小泉任内，日本谋求进一步提升美日关系，联手遏制中国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在"10+3"体制内部，日本可能在围绕东亚经济合作的进程、对话框架的设置、具体合作项目的确定等问题上，加大与中国争夺在这些问题上的主导权。比如，"10+3"副财长和央行副手定期会晤是在中国倡议下召开的，日本媒体随即就有中国会由此主导东亚金融合作进程的报道。实际上，近年来，日本一直在处心积虑地推动日元国际化，以借此取得东亚地区金融合作和货币一体化的主导权，进而在此基础上，以日元整合东亚直至亚洲的整体经济金融实力，在全球的层面上谋求与美元、欧元的三足鼎立之势。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问题的另一面，中日之间业已存在的依存关系特别是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以及双方同属"10+3"机制成员所承担的共同的责任，将有效地制约双方之间的矛盾的发展与彼此之间的斗争方式，使之难以逾越"10+3"机制现有的"游戏规则"。

　　第二、东盟的担忧和疑虑。东盟自1967年8月成立以来，如今已过"而立之年"。它已由冷战时期在美苏争夺的夹缝中求生存的松散型的地区性的国家联盟，逐渐发展成为东南亚地区的政治、经济、安全一体化合作组织，已成为亚太地区政治、经济、安全事务中一支独立的重要力量。1997年东盟吸收缅甸、老挝和柬埔寨三国为其成员，实现了建立十国大东盟夙愿。这时，东盟的的生产总值达6600亿美元，外贸额达5000亿美元，占全球外贸总额的8%；人口5亿多，分别超过欧盟、北美和日本；地域450万平方公里，也分别居于欧盟和日本之上。正是这种雄厚的政治经济实力，支撑起一个涵盖东南亚地区的战略构想：2003年形成东盟自由贸易区，2010年建成东盟"投资区"，2020年实现投资自由化，这样东盟内部可以依托贸易投资和产业分工合作，形成一个协调有效、配合有序，具有高度凝聚力的区域合作组织；对外则有实力推行全方位外交和"大国平衡战略"，主要平衡美、日和中国等大国在东南亚乃至整个亚太地区的影响，并且在这种平衡的进程中，逐步确立东盟独特的地缘政治地位和利益。但是，与日本一样，东盟经济在亚洲金融危机中遭到重创，整体经济实力倒退数十年，东亚经济的生态由此发生了重大改变。原来的雁阵模式已是昨日黄花。头雁日本一蹶不振，小龙小虎元气尚未恢复，而当初被认定充当雁尾的中国却正以稳健的步伐成为亚洲经济的龙头。"东亚经济体将出现三个梯度的态势，第一梯度：中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地区。它们的基本指标相似：年平均GDP增长在6%至8%之间，通胀2%，汇率基本稳定，与美元实行准挂钩，利率与美国相似，外债不超过15%或零外债。第二梯度：韩国和日本，GDP增长仅为2.7%，通胀3%，外债比重达50%，利率双位数，汇率不稳。第三梯度：泰国、马来西亚和越南，GDP增长5%，通胀率较高，为6%，外债比重高达70%，利率12%，汇率水平参差不齐。此外的菲律宾、印尼、老挝、柬埔寨和朝鲜，还需要较长时间才能赶上前三个梯度国家"(注1)。

　　在这样的背景下，东盟与中国的矛盾不是争夺"10+3"机制的主导权，而是担心中国经济继续快速发展特别是加入WTO后，将对东盟经济构成激烈的竞争和挑战，不仅削弱东盟的经济竞争力，而且削弱东盟"大国平衡战略"的基础，东盟的独特的区域政治地位和利益会因此受到威胁。这种判断使得东盟在"10+3"机制内外对中国表示出种种不安和顾虑，其主要表现：

　　与日本一样，东盟希望美国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存在，以此平衡中国的力量和影响。东盟认为，美国是维持区域和平的力量。为了平衡中国的势力，美必须留在亚洲扮演平衡角色。日本虽在科技上遥遥领先，但军事上无法与中国抗衡，俄罗斯二、三十年内难以崛起，所有东南亚国家联合起来也不能与中共抗衡。美国的存在将有助于稳定目前的势力均衡局面，防止任何强国改变这种均衡的意图。可以这样说，近几年来，东盟一些国家的重要外交政策都不同程度地渗透着这一战略意图。比如，最近，印尼、新加坡、越南等国都表现出与美国发展关系的愿望。更引人注目的是克林顿访问越南，因为它标志着越美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历史性的转折，越南之所以摈弃两国之间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和历史上淤积下来的怨恨，发展越美关系。其主要考虑有两个方面：一是利用美国的资金、技术与市场，为本国的经济服务。二是利用越美关系，平衡中国的迅速崛起所产生的对越南及东盟的压力。在这样的背景下，今年四月，中美撞机事件发生后，东盟默认美国对华采取强硬立场，就不足为奇了。

　　在"10+3"机制内，东盟的地区主义、保护主义将会有所增加。李光耀认为，中国大陆的经济将会不断增长，并吸引到更多投资，成为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成员国的强大竞争对手。中国大陆即将加入世贸组织，使新加坡和其它东南亚国家今后在争取外来投资方面面对更大的困难。他强调，中国大陆是单一种族的市场，对外国投资者的吸引力日增，每年经济成长率高达7%到9%，是一强大的竞争对手，东南亚国家必须联合起来，将市场统合，才有能力面对中国大陆的挑战。（注2）最近东盟倡议建立所谓自由贸易区以回应中国加入WTO后对东盟形成的挑战的构想，就是在这种"中国经济威胁论"气氛中提出的。

　　除此之外，东盟对中日韩在东北亚地区的合作也表示担忧，认为在"10+3"机制中，东南亚十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总和不到东北亚三国的20%，如果中日韩三角关系过于强大与稳固，东盟会在东亚经济合作中显得被动，会有"边缘化"的危险，所以东盟一方面对中日韩有关加快"10+3"的区域化和集团化进程的建议持谨慎态度，认为这是一个长期的目标，应该循序渐进、水到渠成。另一方面则加紧东盟内部整合，努力提升东盟的整体经济实力，拉近与东北亚地区差距。比如，去年第四届东盟首脑会议就加强内部团结、一致对外，推行"电子东盟"计划，缩小成员之间的经济差异等作了部署。

　　还有东盟十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彼此之间在金融危机期间所积累的矛盾、有关国家在"10+3"机制运作上的分歧、某些国家政局的动荡以及金融风暴的影响尚未彻底消除，使得东盟内部的凝聚力和协调能力大为降低。这样也会给中国在"10+1"机制内发展双边和多边关系增加难度。

　　第三、美国因素。与亚太经合(APEC)组织不同，"10+3"体制是一个将美国排于其外的东亚经济合作组织。但是，美国的经济科技实力、美国的政治影响、美国的军事优势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美国全球战略，使得当今世界上几乎没有什么事情可以不考虑美国的存在、美国的影响。美国一直反对在亚太地区出现任何形式的将美排斥于外的政治经济合作，这是"10+3"机制所面临的最基本的现实环境，也是美国与"10+3"机制的矛盾的焦点。美国肯定要限制"10+3"机制的发展，所谓限制，就是在外交上采取有效的举措，削弱"10+3"机制内聚力和外扩力，使得它的存在和发展，不致于影响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利益的安全，不致于动摇美国与东亚地区国家现有的双边和多边框架，不致于影响亚太地区力量的平衡。而中国是形成与推进"10+3"机制的主要力量之一，在机制内发挥着重要的作用。"10+3"机制今后的深化和扩大将与中国有着直接的联系。所以，欲限制"10+3"机制，必须要遏制中国。反过来，从中美矛盾的内在的动因来看，竞争东亚事务的主导权是中美之间所有矛盾和冲突的根本点，东亚是中美较量的主轴地区之一。中国一再声明，它决不会在亚太地区谋求主导权或霸权，但它也决不会接受由美国领导的亚太格局。在美国看来，"10+3"机制不仅是中国在东亚地区谋求经济合作的地缘依托，而且是中国实现这种外交战略的地缘依托。"10+3"机制与中国的良性互动，将对美国在亚太的存在构成严重的挑战。所以，欲遏制中国，必须限制"10+3"机制。限制与遏制互为条件的统一，构成了美国东亚战略的一个重要基点。建立在这种战略的基础上的行动取向主要将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利用"10+3"机制内部某些国家对中国强大的疑虑与不安，加大对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施加其政治影响，以加紧在东亚地区形成牵制中国的外交格局。在东亚前沿地区，美国目前部署着约10万驻军，拥有日本、韩国、菲律宾、泰国和澳大利亚等5个双边军事盟友，同时还可以随时使用新加坡的军事设施。值得注意的是，这5个军事盟友中的4个，加上新加坡，都是"10+3"机制的成员。在布什的任期内，美国还可能在提升美日军事合作层次、加紧实施战区导弹防御合作计划、加大对日本的军事援助，加强与韩国的军事合作、协调日韩的战略关系、扩大美国在对朝问题上的影响力，加强与东盟特别是菲律宾、泰国的军事联系以及对台军售等方面，会有较大的动作。

　　二是利用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的优势，加紧建立、加深和扩大与"10+3"机制内成员国的双边和多边经济关系，推进各个层次的贸易投资谈判，试图在"10+3"机制内部打进契子，分化、瓦解和削弱"10+3"机制的合作基础。同时，在这个过程中，谋取更大经济利益，支撑美国国内经济。众所周知，1995年美国的出口总额约8000亿美元，到2000年，猛增到的1.2万亿美元。市场的扩大主要集中于墨西哥、巴西、中国、印尼、泰国、马来西亚、台湾、韩国、印度、土耳其和南非等11个经济增长迅速的新兴大市场。其中"10+3"机制的成员就占了5个。由此足以证明，东亚市场对于美国经济的重要意义。

　　三是利用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对"10+3"体制的不满，联合南太平洋等国的力量，形成与"10+3"体制的抗衡之势。"10+3"机制启动后，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等国的政界和工商界都不同程度地表示不满，认为在太平洋地区被孤立和冷落，特别是中国加入WTO后，南太平洋地区在经济上将会受到更大的竞争和挑战。可以预见，随着"10+3"机制的发展，东亚国家与南太平洋地区在贸易投资上的矛盾与摩擦会有所增加。这种心态与现实，正好给美国利用南太平洋的力量抗衡"10+3"机制、遏制中国，提供机会，应该引起重视。

　　但是，中美在"10+3"机制上的矛盾，从属于中美整体关系的大局。中国在东亚地区迅速崛起及其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之间所产生的矛盾和冲突，的确是中美关系脆弱的一面。但在另一方面，中美两国在防止大规模毁伤性武器扩散、打击国际犯罪活动等一系列全球问题上，在朝鲜半岛和南亚和平与战略平衡、东南亚的稳定与繁荣地区事务中以及双边关系上有着复杂的依存关系和诸多的利益重合，中美之间这种相互依赖关系所具有韧性，又使得中美之间在"10+3"机制上的矛盾和冲突不致于突破中美关系的现有的基本框架，不致于突破亚太地区安全格局和地缘均势。

　　四、中国战略的选择

　　怎样依托"10+3"机制，顺利推进东亚地区经济合作向前发展，中国的确需要一个深思熟虑而非应付事变性的外交战略，其核心思想应当至少包含如下内容：

　　一要体现中国独特的人文内涵。与西方知性外向的民族性格不同，中华民族是一个内向自省的民族，这决定了中国外交战略在根本上是防御性的。自明并向东亚各国乃至全世界彰明这一点十分重要。它不仅能动摇所有版本的"中国威胁论"的文化根基，而且能增强我们对自己所奉行的外交道德的自信。

　　以忧患意识为中心的政治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支柱。在中华文明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不易计数的内忧外患、朝纲替更和严酷的自然灾害，使得中华民族对于人际和天人之间的冲突与和谐，有着自己独特的、深刻的忧患。至于这种忧患的本质，徐复观先生说得十分清楚而富有哲理："'忧患'与恐怖、绝望的最大不同之点，在于忧患心理的形成，乃是从当事者对吉凶成败的深思熟虑而来的远见。在这种远见中，主要发现了吉凶成败与当事者行为的密切关系，及当事者在行为上所应负的责任。忧患正是由这种责任感来的要以己力突破困难而尚未突破时的心理状态。所以忧患意识，乃人类精神开始直接对事物发生责任感的表现, 也即是精神上开始有了人的自觉的表现"(注3)。在亚洲金融风暴中，中国政府将这种在我们民族性格中绵延数千年的远古幽思表现得淋漓尽致。可能至今还有人不理解，为什么当时中国政府在面临严峻的环境，承受巨大的压力的情况下，没有像一些国家那样竞相贬值人民币，更没有像有的国家那样以邻为壑，转嫁风险。仔细想来，这既不是好大喜功、贪图虚名，也不是什么"民族虚无主义"，而是对中国人民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对东亚地区乃至整个亚太经济的前景和命运的深思熟虑后的艰难的决定。正是这种悠长深邃的忧患和毅然果断的行动，赢得了世界的高度评价。

　　以综合辨证为特征的整观思想，是中华民族极为可贵的思维方法。万物循序相随的圜道观、天人相融合一的整体观、关系结构互为条件的功能观、平衡动态对立统一的中庸之道以及见微知著的全息论……，所有这些历经数千年的沧桑巨变仍璀璨夺目智慧，是中华民族历代祖先在思想交锋、政治斗争(包括外交斗争)、军事斗争和征服自然中所积累下来的文化精髓和精神宝库，它决不会因为历史的久远、时代的变迁而黯然失色。挖掘与吸取民族精神的精华，不仅关乎经济全球化大潮中的文化认同问题，而且关乎中国国际战略的哲学基础的构建和方法论的确立，当然也直接关系到中国在"10+3"机制内的政策运作。其实，这不仅只关系到中国，由于整个东亚地区和中国在文化上的深远的历史渊源和密切的现实关联，东亚各国既有必要又有可能剖析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精神及其价值体系，从中吸取有益的成分为己所用，这无论对于"10+3"机制总体战略的形成，发展的方向和重点的确定、各种双边和多边合作框架的设置与确立，还是具体项目的安排，都具有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意义。但令人遗憾的是，目前这个具有战略性的问题却没有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

　　以循导善诱为方法的"仁政"思想，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建立在人性向善的哲学起点上的政治理念，对中国的国际战略与外交政策所产生的重大影响，我们可以从江泽民主席在1997年在"10+3"会议上发表的《携手合作 共创未来》的重要讲话中管窥一斑。他说："我们要坚持相互尊重，平等参与，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要加强经济技术特别是高新技术领域的合作，建立合理的地区经济结构，形成取长补短、优势互补、利益平衡、非排他性和非歧视性的经济合作模式；要通过友好对话与协商，增强信任，扩大共识，求同存异，妥善解决分歧，确保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这充分表明了中国在"10+3"机制内的政策的基调是对等的，态度是平和的，手法是以协商与对话为主的。这与那些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形成鲜明的对比。"人和为贵"既是中国的传统，更是中国现时的优势。这不仅有助于中国在"10+3"机制内，建立更加广泛的双边和多边关系，消除一些国家对中国猜疑和误解，而且有助在整个东亚地区营造一种融和的氛围，确立一种带有东方文明特征的国际关系道德规范。

　　二是要化解与美日之间的矛盾，避免出现全面的冲突与对抗。中美、中日关系是具有全球影响的双边关系。中国与美日在"10+3"机制上的矛盾要从属于中美、中日的整体关系的大局。这个定位是我们正确处理中国与美日在"10+3"机制上存在的问题，化解彼此之间矛盾和冲突的基本的立足点与出发点。但是，由于"10+3"机制所涉及的地区是东亚地区，这个地区不仅集中着中美日等国的重要战略利益，而且集中着中美日的之间矛盾和冲突的内在动因和主要根源，再加上东亚地区政治经济生态的固有的脆弱性，使中国在"10+3"机制内如何处理与美日之间的矛盾，显得格外敏感。

　　中国与美日在东亚地区既有矛盾与冲突，又有合作和妥协的现实，为我们谋划正确处理与美日在"10+3"机制上存在的问题，化解相互之间矛盾和冲突提供了较大的思考空间。笔者认为，战略与战术的互为对立而又互为补充的策略不失为一条值得考虑的思路。即在战略上，稳定中美之间在亚太地区现有的基本框架。因为中国目前无心也无力与美国在全球及整个亚太地区竞争主导权。要稳定中日在"10+3"机制内外业已形成的依存关系。因为周边环境安稳与否，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日本一直是中国周边安全形势中的一个敏感的因素特别双方在经济上形成的依赖关系，已经成为两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的动力之一。中美、中日之间的这种战略稳定，能够为中美、中日之间在"10+3"机制上的矛盾演变与发展提供一个相对稳定的背景，同时也限定了相互之间斗争的方式、性质和范围。但在"10+3"机制的具体问题上，要区别不同情况，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坚决地开展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美日在具体问题上的不断受到挫折，会迫使其逐步改变预先主观设定的战略，这样反过来，不仅有利于稳定中美、中日关系的现有框架，而且使这个框架逐渐向有利于中方的方向演变。

　　此外，美日之间在"10+3"机制上也肯定存在矛盾，这些矛盾能够为我们平衡美日影响、化解矛盾、打破僵局，发挥一定的作用。

　　三要消除东盟的担忧和疑虑，促进共同发展。东盟是东南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治合作组织，中国与其在"10+3"机制上的存在的问题的性质，有别于中国与美日的矛盾。这种区别决定了中国解决同东盟之间问题的政策的基本点是以协商与对话化解矛盾、消除疑虑、缩小差距、共同发展。中国在这方面的工作主要有两个层次组成：一是要充分发挥"10+1"机制的作用，增加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对话，促进双边经济合作，消除相互之间误会和猜疑，特别是东盟对中国加入WTO后顾虑与不安。中国与东盟之间业已达成的所有合作协议或项目都不同程度地反映这个思想。二是充分与日韩协调，促进中日韩与东盟的对话与合作。相比之下，以中日韩为基干的东北亚经济合作无论在规模、层次，还是效益方面，都优于东南亚地区。这种差异与距离如果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而任其扩大，不仅会削弱"10+3"机制的凝聚力和推动力，而且会造成整个东亚地区的贸易投资和产业分工合作的断层。目前，中日韩在这个问题上已有广泛的共识。比如，在具体落实中日韩与东盟在泰国清迈达成的"建立双边货币互换机制"和"增强区域抵御金融危机能力"等有关协议，支持"东亚货币基金"的构想，支持加速建设东亚新一代高速互联网络，大力发展电子商务以及尽快启动东亚农业、旅游业合作等方面均有实质性的倡议和具体行动。

　　另外，中国还应在推动"10+3"机制的开放性，促进"10+3"机制与俄罗斯以及南太平洋地区诸国对话合作等方面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注释：
(注1)：引自2001年5月10日《财富》全球论坛特刊所载的国际金融学会学术委员、新加坡交易所总裁顾问、浙江大学金融教授汪康懋先生答记者问。
(注2)：引自"中时电子报"2000年11月26日报道等。
(注3)：引自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第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