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微妙时期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2002年12月20日，以丰田公司董事长兼日本"经团连"（经济团体连合会）会长奥田硕为首的日中经济协会代表团在北京不仅未能实现与胡锦涛总书记等中共新领导集体会谈的目标，甚至也未能见到"副总理级以上的政府要人"，只与几名部级、副部级官员进行了礼节性会谈后便匆匆打道回府。这个在日本财界举足轻重的经济团体第28次访华，"却首次没能和中国副总理以上政府要人举行会谈，可以说，这样的情况极为罕见"。对此，日本方面做出了这样的分析："虽然中共新领导层已经诞生，但政府人事安排尚未确定。由于正处在一个微妙的时期，所以会见不能如愿。"并特别强调指出：这不是轻视日本。 此事颇为典型地反映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对华外交的尴尬处境：在此之前，由政治强人开创的友好关系基础扎实，根深叶茂，纵有起火，总能化险为夷；现如今，两国关系积怨重重，发展差强人意，稍有风吹草动，不但无人能担化解危机之责，而且动辄升级为政治问题，成为诱发下一次危机的不确定因素。小泉首相去年4月21日（日本的春大祭）第二次参拜靖国神社，遭到中国的猛烈抨击，致使原定于9月下旬访华、参加北京的邦交正常化30周年庆典活动的计划被搁置；2003年新年伊始（1月14日），小泉第三次参拜了靖国神社，却不知道小泉计划中的2003年北京之行何日成行。 可以想象，如果倒退10到15年，在这种关头，日方只要派个什么"友好人士"来，打声招呼，说明情况，兴许就能"摆平"--得到"中国的谅解"。但是，现在绝对没这戏。 首先，那种在北京某大学讲学的一个日本中国问题专家或者《朝日新闻》的一个驻北京的特派员，抓起电话就能与中方某位具有相当发言权的政要"说上话"的时代过去了。可以说，今天的日本缺乏可资疏通堵塞联络交通的"管道"（Pipe）。而有的时候，即使有"管道"也枉然。去年5月，发生朝鲜人闯入沈阳日本总领馆事件之后，包括现任驻华大使在内的被称为"中国帮"（China School）的日本外务省一批"中国通"遭到整肃就是一个例子。用一位资深中国问题专家的话来说："在日本，如果一说能讲中文，而且对中国的事情又非常了解，他的信任度马上就会下降。" 第二点更加重要：中国不再是那个时代的中国，中国的政治也不再是那个时代的玩法了。换句话说，即使可以得到某位政要的点头，也未必能够轻易地置换成"中国的谅解"。应该看到，像世界上大多数民主国家的对外关系一样，中国的对日政策已经不得不重视社会舆论了。"相对于舆论而言，中国所能采取政策的余地正在变得越来越小"的事实将成为中日两国领导人必须共同面对的挑战。 日本东京大学教授、著名中国问题专家田中明彦在题为《21世纪的日中关系》的著名讲演中说："总的说来，我认为光靠专家（中国通）来掌控日中关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日中之间一旦发生不愉快的事情时，能够阻止其发展的已经不是几个专家，而是要靠双方社会有更多的人形成一种共识，也就是认识到’这样下去会越来越糟’，我想或许只有这一条解决途径。"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的金熙德也认为："现在的中日关系，不是靠几个人就能推动得了的，而需要通过民间这种广泛的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来增进两国国民的相互了解和共识，减轻历史带来的不利影响，这才是改变中日关系的根本途径。中日双方已经过了互相试探的阶段，应当进入一个更加理性的时期。"所以，回过头来看，从政治家暗中操作的"自由度"而言，田中角荣、竹下登以及中曾根康弘执政的时代不啻为日本对华外交的"黄金时代"。 无独有偶，在中共"十六大"上当选为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的曾庆红一向被日本媒体视为江泽民的"心腹"。由于他在去年4月作为中共组织部长如期对日本进行了访问，被《读卖新闻》等媒体渲染为"在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后，顶着国内的反对浪潮，毅然出访日本的’知日派实力人物’"。而"十六大"后，作为"新的领导集体（成员），其会见的首位外宾，选择的对象是日本人（指曾庆红接见日本"日中友协会长"平山郁夫）。"所以，他们煞有介事地做出预测说，中共第四代领导核心的对日政策有可能会"转向"。至于如何转、转多大，日本媒体语焉不详。他们表面上王顾左右而言他，实际上则四处观望，暗中寻找一切可能的线索，对所谓中共对日政策的"调整"方向极尽发微索隐之能事。
一石激起千层浪 正当这个节骨眼上，一篇文章进入了日本的中国观察家们的视线，并很快成了像救命稻草一样的东西。2002年12月，在北京一家刊物上发表了《人民日报》评论员马立诚的一篇谈中日关系的文章，题为《对日关系新思维--中日民间之忧》。文章通过对"赵薇事件"（指演员赵薇穿着印有日本军旗图案的"时装"进行表演，引起国人批评，后遭人泼粪的事件）、"姜文事件"（指演员姜文在日本出差期间，曾去靖国神社调查参观，被一些媒体斥为"参拜"的事件）以及声称"禁止日本人入内"的深圳酒吧事件等典型案例的"剖析"，指出中国民间由来已久的反日、仇日情绪为"狭隘的民族主义"，是"打着’爱国’旗号的非理性盲动"。对于横亘于中日间的"剪不清、理还乱"的历史问题，马文认为，"中国首先要有战胜国和大国的气度，对日本不必过于苛刻，毕竟战争已经过去了近60年"；其次，"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和现任首相小泉纯一郎等人已先后来到中国的芦沟桥和沈阳等地哀悼，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表示反省。日本道歉问题已经解决，不必拘泥刻板形式"。作为结论，在文章的最后，作者从整个"亚洲"的立场出发为我们指出的"出路"是："更主要的是向前看……亚洲的枢纽是中国与日本，两国国民都应反思自己的民族主义，克服狭隘观念，争取向一体化迈进……这也是亚洲人心所向，潮流所向。" 文章发表后，在中日两国均引起强烈反响。中国的"反响"主要是在网上，可以毫不夸张地用"一片板砖"来形容--不知算不算是"非理性盲动"--这先按下不表。在日本，以发行量冠日本之首的《读卖新闻》为代表的主流媒体立即响应，发表马文的杂志在北京还未上市，重头评论在那边就已然出台。《读卖新闻》以《著名评论员对自己国家"反日"行动的批判》为题，在对马文的内容进行全面介绍的同时评论道："在’敲打日本’的煽情论调素来颇有市场的中国，这种论文能公开发表可谓极少的异例。""中国近年来，出现一种’过度的对日批判，导致经济发展等国家利益受损"的基于理性和现实利益考虑的声音。马氏选择了党的领导层交替的时期，面向依据实事的日本观的构筑，可以说投出了最初的一块石头。" 一石激起千层浪，众多媒体踊跃跟进。日本最大的中文报纸《中文导报》发表了题为《日本是亚洲的骄傲，谢罪问题已经解决--马立诚对日关系论石破天惊》的评论，称马文"猛烈批判国内媒体和舆论中弥漫的反日情绪，笔锋直戳中日关系核心问题。作为’党的喉舌’《人民日报》的高级评论员，突发如此石破天惊之论，可以说绝非偶然"。并大胆预测："如马立诚文章所表达的真是’喉舌’之’母体’的心声的话，可以说中国的中日关系方针迎来了历史性的转折。" 日本东海大学副教授叶千荣说："……我始终把他（马立诚）的声音看成中国不可缺乏的声音，这决不仅仅是限于如何处理中日关系的问题，也决不意味着对客观存在的日本右翼势力的软弱，而是警醒以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有色眼镜看世界的思维方式，事实将会证明：形势越发展，马立诚的声音将越重要，百年以来的中国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了这一点。这种声音有助于中国在国际上立于不败之地并获得更多的尊重。" 纵观日本媒体（包括日本的中文媒体）针对马文所做的一系列评论和访谈（包括对马立诚先生本人的采访）文章，有两个共同特点：一是对作者的"党报权威评论员"地位极为重视，言必提《人民日报》，有的甚至将"《人民日报》著名评论员"干脆用作副标题；二是基于作者的特殊"地位"，对文章出台的背景等妄加推测，拼命往"中共第四代领导集体的对日政策"上靠，有的甚至牵强附会到了可笑程度。而作者本人面对媒体的访问，避免正面回答、时而王顾左右而言他的姿态似乎也为这些捕风捉影式的"论证"提供了某种"诠释"。 《中文导报》的采访具有一定代表性："在马立诚的文章发表之后，本报记者曾问马立诚：您的文章是按照自己的意志写的呢，还是有什么背景？马立诚对记者所言’背景’不置可否，只是说，十六大以后，各方面都要革新、改革、开放与发展。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认为，马立诚正在暗示：他的文章有来自中共’十六大’以后新的领导集体的某种指示呢？" 恰好在同一时期，由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主持的第一次对日舆论调查结果揭晓。在对全国220个市县、年龄从21岁以下的青少年到71岁以上的老人、各行各业共3400人的调查表明：中国民众对日本感到"非常亲近"和"亲近"者仅占5.9%，而感到"不亲近"和"很不亲近"者则高达43.3%（其余为回答"一般"（47.6%）和"不清楚"（3.2%）者）。但是，我们没看到日本媒体和学者对这件在中国社会广为瞩目的调查有什么分析和议论。 一个怪异的现象是，日本的媒体和众多的中国问题专家放着中国传媒上每周、每月连篇累牍、数不胜数的关于日本的文章不去注意或熟视无睹，却专检"新鲜"的看。正是这种再明显不过的"就好这一口"的"倾向性"，加上马文作者一副仿佛口衔天宪、"气定神闲"的姿态，使所谓"新领导核心对日政策的转向"的神话被"坐实"。 值得一提的是，当被记者问到如何看待此次调查结果的时候，马立诚先生答道："不知道这个调查是针对什么样的人群进行的调查。不同经历的人，有不同的想法，如针对25岁的白领的调查与针对75岁以上的人的调查结果会不一样。针对农村人、城市人、干部、学生，都会有不同的声音，有的调查有可信度，有的不一定。"在此，笔者很想冒昧地问一句：如果说此次调查缺乏"可信度"的话，那么，马先生认为什么样的调查才具有您所认为的"可信度"；在您的心中，什么样的数字才能反映中国国民对日本的"亲近感"呢？
与马立诚先生商榷 当然，无论马立诚先生写作此文的初衷如何、文章有何"背景"，也无论他得出的结论本身的对与错，他都有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是，笔者想指出的是，马文存在若干逻辑上的硬伤和常识上的问题，通过无视逻辑关系的论证而得出的"结论"，不但难以服人，甚至会混淆视听，误导舆论，使真正的问题隐匿不见。 第一、马文在批判"狭隘民族主义"和"激进爱国主义"的同时，未能将在今天的中国，特别是在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中有相当影响的对正常、理性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诉求与其批判对象区别开来，以偏概全，给人以一棒子打翻一船人的印象，仿佛举国上下无人不在支持那种向赵薇身上泼粪的暴行、无人不在声讨姜文"参拜"靖国神社的"劣迹"，这显然不符合事实。同样的问题还出现在作者对一部分在日中国人违法、犯罪现象的揭露中。应当承认，在日本的确有一些作奸犯科的害群之马，败坏着中国人的名声。但他们毕竟是极少数，而且已经引起日、中两国政府的重视，正在打击和取缔。这即使在中国社会也是一样，并不值得大惊小怪。而大多数旅日中国人则遵纪守法，勤勉好学，默默而有尊严地为日本社会做着贡献。特别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有越来越多的旅日中国人艰苦创业，用自己的知识和智慧服务社会，为日本创造了大量的财富和就业机会，成为在东洋社会倍受瞩目的"新华侨"群体。至于马文中所说的"地铁逃票、垃圾不分类、任意侵占公共用地、随手丢弃东西、吐痰"等"令日本普通民众反感"的事情，笔者以为并非为中国人所独有的"专利"，以马立诚先生对日本走马观花式的访问，道听途说的一些宣传，未必能如实地反映客观情况。笔者在日本学习、生活有年，接触的留学生、访问学者和华侨为数不少，可很少看到、听到类似的问题。 第二、马文以相当大的篇幅对一个署名"高兴兴"的网友的偏激言论进行了抨击。这样做本身并无懈可击，但马立诚先生显然把这个也许只存在于"虚拟空间"的声音当作了假想敌，漫无节制地倾泻了一通炮火。其实，只消问一句谁是"高兴兴"，他到底有多大的代表性？就能明白问题的所在--因为我们完全有理由怀疑这个"敌人"的真实存在。一个真正严肃地对中日关系的现状和将来做理性思考的作者，对一些出现于网络论坛上的极端民族主义的声音当然不能采取无视的态度，但一定要在理性分析的基础上慎重取证，否则就会有打错靶子的嫌疑。"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胡适之先生在上个世纪初"新文化运动"中提出的治学原则如果在历经近一个世纪的失败以后仍不为中国的知识分子们所践行的话，不能不说是中国的不幸。不知马先生有无浏览日、美等国网战论坛的经验，从来没见过哪位严肃的西方学者把那种唾沫横飞、近乎胡闹的网上言论直接当成批判的靶子或者支持自己观点的论据来使用的。除非有一天，网络像金融机构一样实行"实名制"，论坛的发言者也像传统媒体的作者们一样对自己的文章"文责自负"。朱镕基总理似乎注意到了这一点，他在2002年初访日时曾谈到："现在，中国互联网上的反日言论十分强烈，我也没办法……我看其中30%是真心话，而70%看上去像是对日本的恫吓。"所以，我们有理由怀疑马先生对"高兴兴"的批判，其实，原本就是一种"自说自话"，所提的问题也是"伪问题"。 第三、马文借对"高兴兴"所谓"日本国民都是好战分子"、"日本民众是铸就日本右翼势力的肥沃土壤"等"战争歇斯底里"的批判，如此描述自己"在日本拜访各界人士"所看到的"实际情况"："东京银座和新宿灯火如海，应有尽有，比纽约曼哈顿还要繁华，一对对青年男女衣着光鲜，互相依偎，沉浸在舒适的现代化生活中，他们怎能企盼战火？我在日本农村看到农民开着丰田小轿车……日子过得比东京市民还舒服，有什么理由到战场送死？"在此，马先生显然将人民反对战争、企盼和平的善良愿望与国家--战争机器的游戏规则以及战争本身的发展逻辑混为了一谈。66年前的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陷南京，一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见的惨绝人寰的浩劫宣告开始。与此同时，在日本各地，庆祝"支那首都南京陷落"、"奉祝大日本皇军武运长久"的庆典集会连夜举行。在东京，人们打着五颜六色的灯笼，唱歌、纵酒、狂欢，游行队伍从皇宫前的广场一直走到银座大街……想必那时的银座也是"灯火如海，应有尽有"，游行的行列中不仅尽是"衣着光鲜"的"青年男女"，甚至还有许多少不更事的少年儿童。翌年10月27日，武汉失守，日军占领武汉三镇。"捷报"传来，更大规模的祝捷庆典隆重举行。仅在东京一地，写有"武汉陷落"字样的灯笼就被紧急订货50万只，乃至日本国内的灯笼厂加班加点。 第四、对于中日之间龃龉不断的历史问题，马文认为"日本道歉问题已经解决，我们不必拘泥刻板形式"。此话不知从何谈起。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现任首相小泉纯一郎等政治家"先后来到中国的芦沟桥和沈阳等地哀悼，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表示反省"是事实，但据此认为"日本道歉问题已经解决"也许只能代表马先生个人的意见。中日建交的三个基本文献有目共睹，可以说，无一明确写有日本就侵略战争对中国人民的"谢罪"内容。对此，不但国家主席江泽民在1998年访日时，曾作为战后首次访日的国家首脑试图为中国讨回历史公道，于2002年访问日本的朱镕基总理也曾在日本民营电视台主持的与市民对话节目中说过："在日本所有的正式文件里面，从来没有向中国人民道过歉。" 第五、马文中，充斥着对与其持不同观点的人的断章取义、无中生有的"批判"，对于拙文《光荣孤立论》，也进行了曲解。马文写道："最近出版的《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专门写了’光荣孤立论’一节。该书作者认为西方是高度一致的，中国无法利用其间的矛盾，因此应该建立独立自主的封闭经济体系，自己与自己（不同地区）做贸易。"这简直有点可笑，刚从扶桑归来的马先生大概是光顾了讨日本人高兴，而忘记了写文章也得顾及最起码的事实。其实，拙文写得很清楚："’光荣孤立’决不是完全不搞结盟或纵横捭阖，更不是不发展经贸联系。"断章取义式的曲解也还得有个原文作为基础，马先生则是完全无中生有，无视（或故意无视）原文中白纸黑字的内容，一味地扣帽子、打棍子。我们常常听到"不要动不动就给人扣汉奸帽子"的申斥。其实，这种申斥本身已经反映出，现在决不是一个能给人扣汉奸帽子的时代，正相反，"清醒、理性"如马立诚先生者倒是可以轻易地动辄给人戴一顶"狭隘的民族主义"的帽子。拙文《光荣孤立论》的主要立意，是针对中国一些国际战略问题学者不切实际的利用"美日矛盾"、"美欧矛盾"的幻想，认为当前的国际形势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提出："中国要搞结盟或纵横捭阖。问题是，第一，不能对此有依赖思想；第二，不能不考虑可行性，一相情愿地去搞，特别是幻想去挑动西方国家之间的冲突等，完全是让对手笑掉大牙的白费脑子；第三，要把眼光放远大一些，除了西方国家，世界上还有其他许多国家，除了国家，还有次国家组织，除了正规的外交手段，还有其他许许多多的手段。"全篇文章断无一处有马文指责的"应该建立独立自主的封闭经济体系，自己与自己（不同地区）做贸易"的意思。
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刚刚度过而立之年，正如一个"而立"的青年一样，他需要以强健的体魄和健全的理智去面对未来世界的挑战。一种国与国之间的成熟的政治关系，理应在相互信赖的基础上不断地展开政府与民间、经济和文化各个层面的交流与合作。然而遗憾的是，病途多舛、一波三折几乎成了概括中日关系，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两国关系的"中心词"。日本国内一些人，面对一个经济腾飞、日新月异的中国，不去全方位、多层次地理解和把握历史剧变中中国和中国民众的情感和感受，而是一味地沉浸在一种被放大了的"中国威胁论"的声音中，墨守陈规，对中国的政策、变局妄加揣测，甚至根据自己的好恶，一厢情愿地把中国的政治家、学者甚至普通国民分成什么"亲日派"、"知日派"和"反日派"。因发现了个把所谓的"亲日派"而狂喜，各大媒体一片欢腾；而对所谓的"反日"舆论则不去认真思考其根源，一味地指责中国政府的对日政策的"导向"，动辄要求"调整"。少有人去真正理解一下不同的声音，真正做一些踏实的努力来促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把严肃的国际政治混同于类似"有奖竞猜"游戏一样的东西，我们不能不说这是一种过于陈旧的、可怜的鸵鸟式思维。 事实上，笔者并不反对在对日问题上采取一些更加灵活的策略。但是，如果这种"策略"恰好是为日本政府和媒体所期待的方向的话，那么就要考虑一下了。当然，在我国，舆论影响政府政策的程度也许并不高，舆论是舆论，政府依然可以按照自己惯常的方式来行事，这当然很好。但惟其如此，我们在舆论上才应该像韩国一样，保持相当的压力，如此才能保证政府在对日交涉时可以把"国内舆论"作为一张牌来换得实际的利益，否则，政府回旋的余地就会很小（事实上，日本对华外交恰恰有如此操作的迹象）。 简而言之，日本作为经济大国，其要成为普通国家的诉求也许可以理解，但是，中国在这个过程中不应坐视，而应当积极出牌，把协助日本恢复"普通国家"当成一张牌来打。如果日本在未来几年里几乎没遇什么阻力就顺利过渡为"普通国家"，那么，其"得陇望蜀"的根性就难免会抬头，到那时，我们如果再想设障阻止其发展也就难了。
寄语中国知识分子 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我们想说：你们批判在对日问题上中方极少数人的狭隘民族主义，无疑是正确的，但你们是否也应该注意一下日本的狭隘民族主义？马文虽然也提到："当然,日本某些民族主义者利用经济衰退引起的不满,煽动日本民族主义情绪,企图开倒车的言行也应引起两国人民的警惕"，但整体的判断却是："实际情况是……各界人士，提到战争，大家都很厌恶。东京银座和新宿灯火如海，应有尽有，比纽约曼哈顿还要繁华，一对对青年男女衣着光鲜，互相依偎，沉浸在舒适的现代化生活中，他们怎能企盼战火？" 请问马先生，"一对对青年男女衣着光鲜，互相依偎，沉浸在舒适的现代化生活中"就一定能保证他们热爱和平吗？若能够的话，北京和上海难道不是这样吗？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说："实际情况是什么呢？我在中国拜访各界人士，提到战争，大家都很厌恶。北京三里屯和上海衡山路灯火如海，应有尽有，虽然暂时还比不上纽约曼哈顿繁华，不过也已相当可观，一对对青年男女衣着光鲜，互相依偎，沉浸在舒适的现代化生活中，他们怎能企盼战火？"如果这是中国的主流，那么，对于中国网上的一些过激言论，我们为什么不能以"当然……并不是主流"一笔轻轻带过呢？马先生又何须写下如此雄文，口诛笔伐中国的"民族主义"呢？ 日本的民意调查，显示日本人对中国人的印象不好，是中国人的责任；中国的民意调查，显示中国人对日本人的印象不好，怎么又成了中国人的责任呢？难道日本人就没有任何责任吗？记得有次在一个座谈会上，有人批评了日本几句，一位北大的教授立刻跳起来说："不要再说了，日本的知识分子都在担心中国的民族主义呢！"笔者当即答道："教授先生，您从这里看到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日本知识分子之间的差距没有？日本的知识分子担心的是中国的民族主义，中国的知识分子担心的也是中国的民族主义。" 也许，中国的知识分子真应该好好追赶一下与日本知识分子的差距了：我们能不能在担心中国的民族主义的同时，也稍微操心一下日本的民族主义呢？
21世纪的中日关系绝不是一场"有奖竞猜"游戏。不但没有奖，猜不好，说不定还会有报应和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