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今天的反战立场，颇为类似于科索沃战争时的中国。对付中国的喋喋不休和在战争期间的一些小动作，美国克林顿政府的回应是“误炸”中国大使馆。这一回，对于法国，布什政府会不会也来上这么一手？

这个问题不难得出结论：任何战争的进行，战争的参与方都必须在表面的名正言顺下达到内部认同的统一。因此，战争的发起者必须在战前开动宣传机器，将对手重重涂鸦一番。对付中国，美国还可以斥之为“专制、邪恶、践踏人权”等等；但对于“平等、自由、博爱”精神发源地的法国，美国能够说什么呢？最多指责其忘恩负义，见利忘义吧。仅仅因为盟友“忘恩负义”，不再支持自己的一切行动，就对其兵戎相向，以军事手段修理对方，这恐怕不是具有现代意识的美国军人所能认同的做法。

何况，还要考虑国际反响。如果国际社会普遍认为美国是□睚必报，老虎屁股碰不得，那么这样虽然也能收到一些威慑之效，但伴美如伴虎，谁还愿意与之为伴？世界格局将为之改变：基于共同利益的美欧、美日等同盟关系将纷纷解体，而代之以慑服于淫威下的新型关系。原来意在维护共同利益的盟友将离美而去，剩下的只会是屈服于暴力的弱小者──这也是笔者认为美国在对付与自己社会制度相同的昔日盟友时，行为将受到较多限制的一大原因。

因此，至少在今天，美军“误炸”法国大使馆的概率几近于零。但世事无绝对，我们不妨暂且设想：如果万一美军“误炸”了法国大使馆，法国将作何反应？ 毫无疑问，各种声音都会有：有主张以法美关系大局为重，能忍则忍的；有相信美军只是“手误”，并非有心的。但不管怎样，相信主流的声音不会是：“法美是盟友，大家哥俩好，道个歉，算了”；也难以相信法国知识界会有人站出来声嘶力竭，大声疾呼：主张强硬反应者，其用心为“迎合当局”的反战立场（在中国，虽然现任政府的亲美立场一直受到体制内外、学界民间反美势力的广泛抵制和牵制，但这并不妨碍有些人将民间的反战活动归结为“迎合当局”。这些人的诛心之论已经完全可以罔顾事实，天下逻辑之悖谬，莫过于此！不错，反战确实符合中国的战略利益，难道这就是“迎合当局”一说的出处？）。法国政府也不可能将错就错，就势接受“误炸”之说，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而必然要追究美方在此事上的用心和责任，并在此基础上寻求问题的解决。因为一国政府的责任，既要维护国家的尊严，又要警惕和杜绝各种可能的威胁。

美国之所以令人生疑，源于其国内国际行为的二重性：对国内讲民主，在国际上讲霸道。为此，美国的辩护士们和各国的亲美派们不惜置国际公理公法于不顾，炮制出一套强盗逻辑：国内需要民主，国际需要强权；强权的目的是对付那些不进油盐的“流氓国家”“邪恶轴心”──人家美国那么强大，对你尚且和颜悦色，好言相劝；结果你竟然不识抬举，拒不就范，那就让你尝尝自由主义国家的铁拳吧！

美国对强权的依峙，对国际法的漠视，虽然还没有达到无所顾忌的地步，但确实是在朝着这个方向发展。之所以有所顾忌，一方面是由于国内民主程序的限制，另一方面是由于冷战时期所形成的国家行为定式和与其它国家关系的惯性所致。一旦美国彻底摆脱历史惯性，完全进入新的角色意识，它的所作所为，将更加无所顾忌，更象一个“流氓国家”，世界将因此改变。

如果说美国也有可能变成“流氓”，那么足以证明理想中的“正人君子”，在国际现实中并不存在；不管是加入信仰还是理念的支撑，都不能改变这一点。自由主义所倡导的民主宪政，也同样是产生于对恶的制衡，而非出于对善的延伸；换言之，它是由恶而达到善，而非由善而体现善。这里面并没有什么神秘的超验因素起作用，真正发挥效果的，还是机制：国内有对恶的制衡，国际没有。

国际社会缺乏统一的政治权力，不能有效垄断暴力，各国政府都拥有独自行使暴力的能力，这使得国际社会的规则逻辑迥然不同于一国内部。在国际政治现状下，强权实力能起到最大的作用；价值和程序，相对作用力较小。但作用力小并不等于它们不存在，实际上，正是它们，在一定程度上牵制和抗衡着强权，阻止了暴力的肆虐。

无疑，美国的一强独大和热心事务，并非坏事，这对于弥补国际社会统一权力的阙如，尤其是强制性执行能力的欠缺提供了一个机会。但是，机会也有可能只是误会，有可能蜕变成强权滋长和肆虐的机会。在伊拉克问题上，人们存在许多疑虑，其中首要的疑问是:美国的做法，符不符合现阶段人类社会的普遍需要；或者说，冷战后的今天，国际行为究竟应该遵循什么样的逻辑准则和价值标准。

今天，“人权高于主权”的声音响彻云霄。但这样一个价值判断，如果与生存权联系起来，就显得很可怀疑。人类社会的整体追求，一要生存（已经步入中产阶级富裕社会的国民，对此当然不会有迫切感受），二要安全，其它价值，都只能建构在此二者基础之上。由于国际社会缺乏统一的政治权力和有效的秩序保障，和平共处的安全性需要就显得更为突出；仅有的程序性设定（如国际法、联合国宪章等），也就尤为珍贵。如果每个人动辄可以为自己的价值而战，那么天下虽大，也不会剩下多少安宁□土。

国际法的程序性设定为人类行为划定了一个界线，由此才有秩序可言。这种秩序既保护自由主义的价值和制度，也保护其它价值和制度，符合政治学“模糊面纱”原则；它并不将任何一种理念或制度绝对化，而是让它们和平竞争，因此才有人类的和平共处和逐步演进。

对程序性的坚持，必要时有可能须要暂时牺牲某些“普世”价值。举例来说，在世界各国尚未普遍奉行民主宪政的情况下，为了维护某国的自主权力，有可能必须暂且搁置此国内部的部分个人权利及民主自由；至少不宜于用武力方式强迫该国改行民主自由的政治制度，而只能代之以其它较温和迂回的影响手段。道理很简单，打仗要死人，武力干涉必然造成许多人生存权的丧失；而且此例一开，世界上必然会战争不断，流血漂杵。实际上，现在流行的武力干涉主义所隐含的逻辑前提，并非什么“人权高于主权”，而是“民主自由的价值高于生存权利”。

在现实条件下，为了优先保障生存权而暂时搁置民主自由的价值诉求，或者只是采取迂回曲折方式来争取逐渐实现，这种做法表面看似乎背弃了自由主义原则，实际上它却既符合于人性需求的基本顺序，也真正实践了自由主义精髓：无论是自由主义所强调的对私人领域的保护，还是市场秩序对不平等的容忍，都体现了自由主义对“必要的恶”的必要容忍。唯其能容忍，各种制度价值才能兼容，才能和平共处，才能在某种程序安排下进行有序竞争，优胜劣汰，逐步进化。这也是笔者主张多极的原因：因为政治操作的程序性规定是多种价值得以实现的基本保障，在当前国际环境下，唯有多极，才能制衡强权，才能保障程序性，保障有序和平。

对美国行为的另一疑虑来自于所谓的“义利之辨”：假设美国如前所述，是为了伊拉克人民的民主自由而战（当然笔者可以断定它不是，但是在这里只分析其客观效用），那么法德等国是否应该牺牲自己的战略利益，去“迎合”美国这一高尚动机？

这里面涉及到知识界一种惯常的模糊观念：形而上的价值总是高尚的，形而下的利益总是可耻的；亲美派的逻辑则是，美国的主张和利益都是高尚的，反美者的动机和利益都是可耻的。实际上，所谓价值，归根到底也只是一种凝固化和抽象化的利益，它代表了一种较为普遍的利益形式。但具体到伊拉克问题，价值的普遍性又必然蜕变为利益的特指性，上述关于法德的提问可转换为：为了伊拉克人民还不知道结局究竟会怎样的民主自由机会，法德人民应不应该牺牲自己的战略利益？并且，这种牺牲，其必然后果是助长美国的强权和利益；事情还不止此，被喂肥的美国，在其它竞争领域又可以更为有力地左右法德和其它国家。到那时，美国并不会因为法德曾经表现出克制就网开一面，在竞争中主动让步，退避三舍；而只会立足于新的力量对比来讨价还价，变本加厉地攫取更多的权势和利益──这就是亲美派所论证的“美国利益”的正当性，这或者也正是他们所愿意看到的世界图景。

由此可见，无论是从自由主义内部的价值体系，还是从当今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必要顺序，或者是从国际社会的义利之辨来衡量，只有当一国强权能够导致一种统一的、能够整合多种价值利益的全球性政权形式之时，强权不受现行程序性限制，以武力改变别国政治制度，才是值得称道的（可笑的是，不少抨击《英雄》一戏乃葆扬武力统一主题的自由派人士，今天却支持美国的暴力行为；双重标准的运用，登峰造极。秦国当年的统一，既符合当时天下大势，又解民于战争之苦；秦之制，绵延两千年，至少在前1500年，它具有某种先进性和合理性。这样一种历史的正当性，比之今天美国的战争行为，不知高了多少倍）；也只有在这时，强势者才有可能不囿于一己私利，着眼于全球利益的整合。在此之前，在各种大义名份下打破国际规则程序的行为，实质上都可能成为牟取一己之私的利器；规则一旦被打破，越轨一旦成为惯例，各种强势者就都可以以种种借口为自己私欲而战，天下大乱，将无有宁日。

和平和规则，都是脆弱的，需要精心守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