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围困长春大量民众死亡真相
　　长春围成时饿死了多少人？这成为了不少人贴来贴去的“宝贵资料”，往往一经贴出，便会引起一片针对围困一方的谩骂和唏嘘，进而推到关于战争正义性的批评和颠覆，（很多人喜欢颠覆）而我则有不同看法。

　　关于辽沈战役当中围困长春的问题，我也看过一些资料，比起现在网上传播的版本要全一些，种种可怕的灾难无可厚非，事实就是事实，而其中的原因和起因则与事实背道而驰，或者有明显的疑点，如：没有任何国民党官兵饿死的纪录，而投降后建制也基本完整，未有大规模减员。也有资料称国民党军官仍然好酒好菜，当兵的大米白面，也许夸张不过可以相信，如果国军实行兵民平分粮食的话，决不会有这宗情况发生。这和城内平民的状况形成鲜明对比。原因则是其一贯的“杀民养兵 ”，军官克扣士兵，士兵抢劫平民的结果。

　　相对的共军对出城百姓的态度也没有那么不近人情：“后来，解放军对长春实行严密封锁，来往商贩也禁止放行之后，城内守军实行“杀民养兵”政策，许多家庭被洗劫一空，大量居民被驱赶出城。这时，做好难民的收容、教育和发动工作，就成了对长春守敌展开心理攻势的重要内容。围城解放军各部遵照上级指示，尽力省出粮食、菜金、衣物，设立难民收容所，以收容、救济出城难民。收容所工作人员对他们热情接待，供给食用，给医给药，并负责疏散遣送。这样的收容所在长春城四周有几十个。最多时一天就接待出逃难民近万人。据不完全统计，围城期间，解放军共收容、疏散长春难民15万多人，发放救济粮4000多吨、食盐5万斤及大量钱物。。。。。。。”

　　下面有篇比较完整的文章：

　　长春围困战真相 作者：国防大学教授 徐焰

　　《雪白血红》一书，以一大段篇幅描写了1948年人民解放军围困长春的情况。书中大肆宣传围困长春时的封锁措施，其中并不讲国民党“杀民养军”政策，也未抨击国民党的强抢民粮和驱民，而专门大讲人民解放军对城市的封锁围困造成了居民的饥饿和死亡。

　　书中如此描写长春围城，是完全错误的。笔者于70年代在长春吉林大学上学期间，曾专门调查了解过当年围城情况，也向当年围城部队的指挥员和基层干部战士、当时出城的群众了解过情况，并访问过守城的国民党军最高指挥官郑洞国（可见这个作者的信息来源的广泛和客观，包括了平民，敌方己方士兵）。当时人民解放军围城部队的报告和国民党方面的一些有关资料，笔者也阅读过，了解到的事实真相与《雪白血红》所述并不相同。

　　历史的事实是，国民党军近10万人于1948年春开始被包围于长春，这股守军既不突围又拒绝投降，同时还不断派兵从民间搜掠强征粮食（只发给形同废纸的国民党政府的大额钞票），以利长期固守。从战争的基本规律出发，人民解放军在尚不能攻城的情况下，只能对其进行封锁，包括禁止城内外人员随便出入前线，不许粮食和物资运进城内。这种围困办法实施后，国民党军在城内开始大肆抢夺民粮，甚至见哪一家有炊烟即进入抢粮。在这种情况下，同年夏天市内居民出现粮荒，有存粮的居民亦不敢举炊，不少人因病饿死亡，国民党军政当局开始还禁止居民出城，后来才将一批批居民搜尽存粮和财物后驱赶出城，并禁止再回来。在城内居民处于饥饿的状况下，市内国民党军政机关却开设食品商店，高价出售过去屯集和由锦州空投来的食物，后来发展到一个金戒指换一个饼子的程度，不少官员在居民的尸骨上发了大财。

　　在大批饥民开始出城之初，解放军围城部队一度鉴于市内居民成分复杂，特别是松花江北和吉林省内的大批逃亡地主曾聚集市内，国民党军的许多军政人员也化装难民企图混出城去，因此开始未立即改变原先通过火线的政策，对出城人员进行比较严格的检查身份再放行。后来发现饥民在两军对峙的中间地带大量死亡的现象后，马上采取了措施，定时在指定哨卡经检查后分批放出难民出城。这种检查措施，在两军对峙的战时是不可避免的。为防止饥民因暴食而亡，还在各哨卡设置了粥棚，并发给出城居民以难民证，由城外各地政府对其进行安置。1948年10月中旬长春守军或起义或投降，人民解放军入城后又马上对市内居民发粮救济，很快制止了非正常死亡继续扩展。

　　从当时战争的要求看，对长春进行封锁围困是必要的。长春市民的苦难，从根本上来讲，是国民党守军及其“杀民养军”的政策造成的。当然，如果从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的角度看，在战时虽然不可能允许随便通过火线，但在围困封锁时部队如果在开始就实行比较灵活的政策，对阵地前出现的饥民早一些进行大规模的救济，死亡数字可能会小一些。但是不能因为这一点，就象《雪白血红》那样否定长春围困战。

　　在《雪白血红》第510页又讲到长春死亡的饥民问题，并称：“在‘兵不血刃’的长春，谁应对无辜百姓的累累白骨负罪呢？”作者虽未作答，但是从其描述看却是不言自明的。

　　回顾当时的历史，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当时饿死的都是长春的市民，而长春是由国民党军队占领的，国民党政府又自称是全国的政府，理应负责城内人民的生活。从战争需要出发，人民解放军包围了长春，可是国民党军与沈阳仍有空运联系，市内仍有相当大的粮食储备。据长春解放时对国民党军存粮清点时的结果证明，新七军尚有可供部队食用数月的粮食，六十军也有许多代用食品，而且市内兵民比例后来几乎是1：2，救济灾民并不困难。可是城中国民党军为长期固守，却实行 “杀民养军”政策，在其内部也实行歧视性供应方式：对嫡系新七军一直保证粮食的正常供应，对杂牌的六十军则在基本保障供应时掺杂一些代用食品，对于保安队之类则让其“自力更生”即抢掠居民过活。居民饥饿之时，国民党军的营团以上军官仍有酒肉供应，士兵也无人饿死。长春出现的人间惨剧，其责任自然应归于国民党军队，解放后当时长春守军主将郑洞国和长春市长尚传道的回忆录，也均不否认这一点。

　　人民解放军在战争中包围封锁长春，从总体上看自然是斗争的需要。国民党围困解放区的时候比民主联军要残酷的多。但是，事后仔细研究起来，围城部队领导人在刚开始围城的时候机械执行封锁政策（对此问题实际上是有不同意见的），确实也存在问题。特别是在 1948年夏天实行封锁时一度按照作战期间的战场惯例，禁止居民随便通过火线，等到发现国民党根本不顾居民死活，把大量饥民驱赶至封锁线前，又不许其回城，结果出现了大批死亡， 围城部队下令放人，并对出城的饥民予以救济。 但这种为时不长的延误确实造成的悲剧却是可以避免，应引为教训。对于长春围城期间的某些具体政策的得失，当然需要总结经验教训，但是不能以此否定长春围城，更不能混淆正义性和非正义性，甚至是非颠倒，为直接制造灾难的国民党军队开脱责任。如果非要追究共产党的间接责任，说什么你不围城我就不会抢夺粮食，那么共产党也可以说你早点投降我就不用围城了。这是混蛋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