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兵法

第一章 人民军队第一将
我们不能要求事实上的常胜将军，这是从古以来就很少的。我们要求在战争过程中一般地打胜仗的勇敢而明智的将军——智勇双全的将军。 ——毛泽东
粟裕，中国人民解放军唯一的一位由士兵逐级晋升到大将总参长的军事指挥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长达22年革命战争中，身经百战，屡建奇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彪炳千古的历史性勋。
纵观世界军事史，每个时代、每个民族都曾造就出一批声名显赫、永垂史册的军事家和将帅。在50年代中国人民解放军千余名将军中，粟裕排列第一，堪称人民军队第一将。他无愧为中华民族的一代名将，杰出的军事家和战略家。他如同一颗耀眼的明星，以其对战争的深刻理解和真知灼见，对作战指挥艺术的精通纯熟和运用之妙，跻身世界名将之林，屹立于世界军事史的高山之巅。
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每个阶段，粟裕都打了很多胜仗，被誉为“常胜将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参加了举世闻名的南昌起义、创建井冈山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并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了艰苦卓绝的敌后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他参与指挥黄桥决战，组织指挥车桥、天目山等较大规模的运动战役，开辟并巩固了苏中、苏浙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他直接指挥或参与组织指挥了苏中战役、宿北战役、鲁南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沙土集战役、豫东战役、济南战役，以及震惊中外的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和淞沪战役；并多次向中央军委提出重大的战略性建议，如在苏中内线歼敌、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大仗、进行淮海战役和将敌军主力歼灭在长江以北等，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对于粟裕的作战指挥艺术，毛泽东和他的元帅们给予了高度评价：
粟裕“指挥正确，既灵活，又勇敢，故能取得伟大胜利”。(毛泽东语)
“粟裕是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楷模。他在苏中战役中消灭的敌人比他自己的兵力还多”。(朱德语)
“粟裕将军百战百胜，是解放军最优秀的将领之一。” (刘伯承语)
“粟裕将军的战役指挥，一贯保持其常胜纪录，愈出愈奇，愈打愈妙。”(陈毅语)
有人问张震将军，粟裕作为一代名将他用兵的特点是什么?这位前第三野战军的参谋长回答说：深思熟虑，机断专行，在谋略上用奇谋，出奇兵，建奇功。
毛泽东军事思想哺育了粟裕，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锻造了粟裕，而粟裕又创造性地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在这个举世罕见的战争大舞台上，导演出一幕幕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
一、从南昌起义到井冈山
1907年8月10日，在湖南省会同县伏龙乡(现名坪村乡)枫木树脚村一个地主家庭中，诞生了清末落弟秀才粟嘉会的第三个孩子。他就是粟裕。
童年的粟裕爱动爱淘气，喜欢游泳、爬树，常同家里的长工一齐玩。其中有个叫阿陀的青年长工，经常给粟裕讲剑侠杀富济贫、除恶行善的故事，并教他练功习武，如在小腿上绑扎沙袋练“飞毛腿”，操练自制的“狼牙棒”，用土“火枪”射击。阿陀对粟裕的影响很深，以至几十年后当粟裕步入晚年时仍动情地说：阿陀“是我童年的启蒙老师”。
粟裕刚满6岁，就被提前送到私塾读书。私塾先生的教学方式完全是口传口授，内容从《三字经》、《百家姓》到《中庸》、《诗经》。1918年，粟裕入县城“模范小学”和“高等小学”继续读书。按照父亲的意愿，粟裕还担负了管家、记账的事，耽误了很多时间，因而在高小二年级连续几年留级。由于驻扎在会同县的北洋军阀一个连队与高等小学进步学生之间矛盾的激化，加上为了反对家里作主硬给订下的一门亲事，粟裕于1924年1月8日离家出走。他在信上表示：如果家里不给寄路费，“讨米也要走”!在得到家里的资助后，他先进入了常德第二师范附小高年级和常德“平民中学”。经过一番“如饥似渴”、“如痴如呆”的学习，终于在1925年春天考上湖南省立第二师范。
在二师期间，粟裕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学生会”组织，秘密阅读进步书刊，开始接受共产主义学说，并积极参加了反对开除滕代远同学的斗争。1926年11月，他加入共青团。在1927年5月长沙的许克祥发动“马日事变”后，两营反动军队突然包围学校逮捕进步学生。他和几位同学由下水道逃出常德到武昌，毅然投笔从戎，参加了共产党员叶挺任师长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师教导队。1927年6月，他在教导大队由共青团员正式转为共产党员。那年，他20岁。
二十四师教导队是为收容被迫害的青年学生、培养党的基层军事干部而成立的，学员几乎清一色的党团员。周恩来、恽代英、叶挺经常给教导队作报告。粟裕在教导队受到严格的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教导队每天不是一般军队的三操两讲，而是四操三讲：早晨一次跑步，上下午各一次军事操练，黄昏一次军事体操；上下午各一次政治课或军事课，晚上1小时点名训话。早晨起床后照例是十多公里的跑步，而且还得抢占一座百米高的山头。军事教练十分严格，一个动作不合乎要求就要重做十几次。粟裕曾回忆说：“我参加南昌起义前在武昌叶挺部队教导队，要求非常严，连吃饭都很紧张，一个个都是狼吞虎咽。教导队长官有时故意在饭中掺上头发和砂子，你要挑拣就吃不饱。”他还清楚地记得有这样一段对话：
教员：“艰苦与死何者更难受?”
学员：“死更难受。”
教员：“不对，艰苦比死更难受。死只是一瞬间的事，而艰苦则是长期的、时刻都会遇到的。如果你们能战胜艰苦，那么还有什么不可战胜的呢?”
几十年后，粟裕大将向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长子戎生发问：
“艰苦和死，哪个更难受?”
戎生答：“当然是死。”
粟裕说：“死的过程很短暂，艰苦要熬很长时间，要有耐受力。当兵要不怕苦，不怕累，不怕紧张。”
1927年7月中旬，教导队奉命离开武昌，经大冶、黄石港、九江向南昌进发。粟裕所在的一个中队，后来便成为南昌起义革命委员会的警卫队。1927年8月1日凌晨 2时，南昌起义的枪声打响了，粟裕所在的警卫队担负策应由朱德任团长的第三军官教育团起义的任务。他当时任班长。南昌起义后，警卫队随起义军南下，担任革命委员会和参谋团的警卫，并负责押运南昌缴获的大批武器弹药。9月底，起义军在潮汕失败，粟裕所在部队后与朱德率领的第二十五师会合。10月16日，起义军在闽赣交界的武平与围追敌人激战，粟裕所在的排奉命掩护部队转移。在战斗中，他第一次负了伤，一颗子弹从右耳上侧头部颞骨穿了过去。排长只说了一句：“粟裕呀，我不能管你啦!”就卸下他的驳壳枪，赶队去了。身负重伤的粟裕醒来后，身边已空无一人，他抱着无论如何要赶上队伍的信念，艰难地爬行到路上，却又滑到了路边的水田里。这时，沿山边过来的几个战友发现了粟裕。战友们为他包扎好伤口，搀着他赶上了部队。
在严酷的斗争现实面前，一些经不起考验的人开了小差，有的甚至叛变。起义军到达信丰一带时，2500人的队伍只剩下700余人。在赣粤边界的大庚地区，部队进行了整编，缩编为1个团，朱德任团长，陈毅任指导员，粟裕被提升为步兵第五连政治指导员。1927年11月上旬，部队到达湘粤赣交界处崇义县以西的上堡、文英、古亭地区，开展游击战争，进行了把武装斗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的初步尝试。1928年1月，这支起义军在湖南宜章地区发动了湘南起义，正式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的旗帜。4月下旬，朱德、陈毅率领的工农革命军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胜利会师。从此，粟裕加入了建立和坚持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斗争的行列。
在井冈山斗争期间，粟裕的工作多次调整，时而任党代表，时而任连长，都是为了加强政治工作的需要。他努力学习毛泽东建军思想，深为毛泽东提出的支部建在连上、遵守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实行革命的民主主义等建军原则所折服。他在回忆录中充满激情地说：“也许现在的青年人不能体会到官兵平等、废止肉刑这些基本制度所产生的强大威力，因为他们是在人与人的平等关系中成长起来的。而当时，这些基本制度，唤醒了被压迫者长期被压抑着的人的尊严，激发着对未来美好的无限希望，成为大家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牺牲的强大力量。这些新型的制度，是进行政治工作的强大武器。那时对于红军最有力的宣传就是：‘红军官兵平等’，‘红军不打士兵’。”
那时部队打人风气比较严重，虽然已经有明令废止肉刑，但还未被一些人所接受。粟裕是反对打骂的，但也因受旧传统的影响，对于做坏事的人，还是觉得需要变相的体罚。连里一个通信员好赌博，屡教不改。一次粟裕抓到他赌博，就对他罚站，让他脚跟并拢，两腿弯曲下蹲，双手举起，这叫“两腿半分弯”。身体再壮的人，这么站久了也受不了。这个通信员虽然吃了苦头，恶气仍然不改。粟裕觉得旧的管教办法实在不行。第二次抓到他赌博，就耐心地同他谈话，对他进行说服教育。谈了一两个小时，这个通信员流泪了，被说服了，发誓以后不再赌博。粟裕感慨地想，对自己的同志，舌头真是比拳头还灵啊！
在斗争实践中，粟裕更加深刻地理解了毛泽东关于建设根据地思想。毛泽东常说，人不能老走着，老站着，也得有坐下来的时候，坐下来就靠屁股，根据地就是人的屁股。毛泽东运用“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打击敌人”的领导方法，把武装斗争与根据地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粟裕对此感触很深。他真正领悟到打仗是为了建设根据地，建设根据地又是为了打更大的胜仗创造条件，在这一时期，他还学习了毛泽东、朱德的对敌斗争策略和开展游击战争的“十六字诀”，以及打游击战、游击性的运动战、歼灭战等战术，在战争实践中迅速成长为一名智勇双全的优秀的红军基层指挥员。在古田会议时，他曾被誉为“年轻的战术家”。
1929年1月，粟裕跟随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四军主力进军赣南、闽西，经历了3个月的战略转移。对好学勤思的粟裕来说，这次战略行动是绝对的“走读”。他十分注意学习毛泽东、朱德是如何实行战略转移和选择战略发展方向的，这为他日后善于从战略上思考问题，善于把握全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29年4月红四军攻占宁都时，粟裕的臀部负伤。伤愈后于8月升任一纵队二支队党代表。1930年8月，粟裕任红十二军五支队支队长，在罗炳辉军长的指挥下，先后参加了文家市歼灭战、第二次攻打长沙和攻克吉安等战斗。
1930年12月，年仅23岁的粟裕调任红六十四师师长。在第一次反“围剿”中，他率部队和兄弟部队一起，先打张辉瓒，后打谭道源；第二次反“围剿”，在“十五日驱七百里”的作战中，他参加打了几个歼灭战；第三次反“围剿”时，他率部参加了莲塘和良村两次作战。1931年底至 1933年初，他先后任红四军参谋长、红一方面军教导师师长、红十一军参谋长。第四次反“围剿”时，粟裕所在的红十一军奉命伪装主力东出迷惑敌人，创造战机，使红军主力胜利进行了黄陂东陂两个战役。在1933年5月的硝石战斗中，粟裕身负重伤，因缺乏医疗条件，左臂致残。同年11月，粟裕任红七军团兼第二十师师长，参加了第五次反“围剿”作战。浒湾、八角亭一仗，他率部在10余公里的正面上担任阻击任务，艰苦奋战了两昼夜，最后被迫撤出了战斗。
通过参加中央红军的反“围剿”作战，粟裕跟随毛泽东、朱德学习了集中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正确选择打击目标、灵活机动地创造和捕捉战机等战略战术思想，逐步加深了对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长期性和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理解，逐步加深了对积极防御和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的理解，并深深体会到“左”倾错误给革命造成的危害。这就为他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成功地指挥许多战役打下了理论和实践的基础。
二、浙南三年
1934年10月，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在这次战略转移之前三个多月，中央派出由红七军团组成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举起北上抗日的旗帜，向闽、浙、赣、皖诸省国民党后方挺进。粟裕当时任红七军团参谋长。
抗日先遣队于7月6日从瑞金出发，克大田，渡闽江，攻福州，在敌人前堵后追的情况下，转战闽东闽北，挺进浙西，进军皖赣边，又折返闽浙赣苏区，并在11月初与红十军合编为红军第十军团(粟裕任参谋长)。整个行动历时半年，行程2800多公里，进行了30余次重要战斗，一度震动了福州、杭州、徽州、芜湖和南京。然而，在敌人强大军事力量的围追堵截下，由于王明“左”倾错误的领导，最后招致了在怀玉山的失败。粟裕只是在若干年后才知道，中央的战略意图是企图以这一行动威胁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吸引和调动一部分参加“围剿”的敌人，配合中央红军即将实行的战略转移。从当时的情况看，这显然是主观主义、冒险主义的战略指导，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目的。在艰苦转战的过程中，粟裕和军团长寻淮洲曾多次针对中央军委的不切实际的指导提出建议，但大多数遭到拒绝。加之军团政委乐少华和中央代表曾洪易积极推行“左”倾错误政策，这就给红七军团北上造成很大困难，仅三个月，6000余人的部队就损失过半。1935年1月，红十军团在江西怀玉山遇敌重兵包围，北上抗日先遣队失败。粟裕率先头部队突围，返回闽浙赣根据地。
1935年2月，遵义会议以后的党中央指示，以先遣队突围部队为基础组成挺进师，粟裕任师长，刘英任政治委员，执行挺进浙江、开展游击战争、创建苏维埃根据地并从战略上配合红一方面军长征的任务。粟裕、刘英率挺进师3个支队和师直属队共500余人，选定以仙霞岭为中心的浙西南地区作为创建游击根据地的第一个目标，决心在浙江立脚生根。挺进师仅有的一部电台在通过封锁线时被打坏，从此与党中央和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开始独立进行艰苦卓绝的浙南三年游击战争。
浙江是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反动势力强大，大部分地区党的组织被破坏，也没有革命根据地和游击区作依托。面对这种形势，粟裕及时总结北上抗日先遣队失败的教训，决心把正规军变为游击队，不打正规战而打游击战，来一个决定性的转变。1935年4月28日，粟裕率挺进师转战到浙闽边的斋郎，以500余人的兵力打垮敌人 2个保安团2200余人和近千人的地主武装的分进合击，敌团长李秀被击伤。这是挺进师的一个关键性的胜仗，完成了进军第一步作战任务，打开了进入浙西南开辟游击根据地的通道。
挺进师进入浙西南地区后，粟裕把武装斗争与根据地建设紧密结合起来，自觉地运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的领导方法，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打击敌人，要求每个干部战士都学会两套本领：打游击，做群众工作。在很短时间内，一个崭新的革命根据地的雏形便在浙西南出现了。1935年5月至9月中旬，粟裕指挥挺进师粉碎了由国民党浙江省主席黄绍竑亲自指挥的8、9个保安团的第一次“进剿”，使浙西南游击根据地扩大到江山、浦城、龙泉、遂昌、松阳5个县，纵横百余里。挺进师已发展到近千人，扩编为5个纵队和2个独立支队，另有地方武装千余人，还建立了后方基地。
1935年9月下旬，在蒋介石的直接部署和其嫡系第十八军军长罗卓英统一指挥下，敌人集中了正规军32个团共约6、7万人的兵力，连同地主武装号称40个团，对挺进师发动了第一次“围剿”。粟裕决定以游击战的战略战术来粉碎敌人的“围剿”，实行“敌进我进”的方针，留下少数部队就地坚持斗争，主力部队跳出包围圈，以积极的作战行动吸引、调动敌人，同敌人周旋于浙闽边界，并开辟和建立新的游击根据地。1935年10月5日，粟裕、刘英率领的挺进师在寿宁县境与闽东特委胜利会师，成立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和闽浙边临时军区，粟裕任省军区司令员、省委组织部长。此后，粟裕率部机动作战，以掩护省委开展工作，支援浙西南地区的斗争，到1936年6月，终于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迎来了第二个发展时期。1936年底，挺进师再次由几百人发展到1500余人，地方游击队和群众武装达数千人，活动范围扩大到温州、台州、处州、金华、衢州、绍兴地区所属的30余个县境。
在这一时期，粟裕率领挺进师创建了多类型多层次的适合游击战争特点的游击根据地。其中，既有便于主力部队坚持敌后的相对稳定的较大块游击根据地，又有如众星拱月式的能够“落脚”的一些小块游击根据地和大量的分散的游击基点；既有公开的，也有秘密的，甚至还有“白皮红心”式的两面政权，使整个游击区形成几种类型的结合。粟裕还适时调整了政策，以抗日、反蒋为前提，扩大团结对象，缩小打击目标，为游击根据地和游击基点的建立创造了重要条件。由于条件的改善，粟裕率部队频频向浙赣线南侧出击，有时甚至打到武义汤恩伯家乡，打到青田高市村陈诚的老家，而且还逼近了蒋介石的老家奉化溪口。
1936年冬，西安事变的发生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反共内战的条件。但浙江国民党军又调集6个主力师、2个独立旅及地方保安团共43个团，对挺进师进行第二次“围剿”。针对敌人的“大拉网”战术，粟裕采取与敌人相向对进、易地而战的打法。这个时期是三年游击战争中作战最为频繁的时期，也是粟裕运用游击战术比较成熟的时期。他以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总结的十六字诀为指导，结合当地革命斗争实际，总结了一整套游击战术的原则和方法。经过半年的艰苦、频繁的战斗，他指挥挺进师再次粉碎了敌人的“围剿”。1937年9月，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同国民党浙江当局达成合作抗日协议，挺进师分散于浙南各地的游击队先后集中到浙江平阳北港山门街，共 500余人，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浙闽边抗日游击总队”，从而结束了艰难曲折的浙南三年游击战争。
三、苏中抗日
1938年3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抗日游击总队”开赴皖南参加新四军的行列，部队被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第四团第四营，粟裕任第二支队副司令员。
4月28日，粟裕率新四军先遣支队(由第一、二、三支队抽集4个连队编成)，从安徽岩寺出发，向苏南敌后挺进，执行战略侦察任务。6月17日，在镇江西南的韦岗伏击日军，毙伤日军土井少佐以下官兵数十名，击毁汽车 5辆，缴获一批弹药和军需物资。韦岗战斗是江南新四军对日军的首次作战，一举取得完全胜利，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鼓舞了江南人民的抗日热情。粟裕曾赋诗一首，抒发韦岗告捷的心情：
“新编新四军，先遣出江南。韦岗斩土井，处女奏凯还。”
陈毅也为韦岗首捷作七绝诗一首，祝贺此战的胜利：
“弯弓射日到江南，终夜喧呼敌胆寒；镇江城下初遭遇，脱手斩得小楼兰。”
7月，新四军第二支队抵达江南，在小丹阳与粟裕会合。粟裕指挥第二支队连打10余仗，多次粉碎日伪军的“扫荡”，并袭击了南京的麒麟门和雨花台的敌人，威震江南。1939年11月，新四军第一、二支队领导机关合并，成立新四军江南指挥部，陈毅、粟裕分任正副指挥。陈、粟先后派出新四军挺进纵队和苏皖支队北渡长江，在苏北开展游击战争，造成新四军足跨长江两岸，随时可以发展苏北的有利态势。
1940年7月，为执行中共中央5月4日的《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的重要指示，粟裕奉命率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及其所属主力北渡长江，挺进苏北，执行开辟苏北、发展华中抗日战争的战略任务。7月下旬，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将进入江北的江南指挥部改为江北指挥部，仍以陈、粟分任正副指挥。所属部队整编为3个纵队9个团，共7000余人。在陈毅的领导下，粟裕在作战指挥上，把同顽固派争夺中间派的策略思想运用于军事，把政治仗与军事仗结合起来打，迅速取得了攻占黄桥、姜堰等战斗的胜利，积极推进了以黄桥为中心的根据地建设。10月，国民党顽固派江苏省主席兼苏鲁战区副总指挥韩德勤，调集26个团共3万余兵力南下，妄图一举歼灭新四军苏北部队于黄桥地区。粟裕在陈毅领导下，指挥部队于黄桥迎敌。
黄桥决战，是新四军在苏北进行的一场前所未有的大战。敌重兵压境，新四军苏北部队全部人员仅7000余人，其中战斗人员不过5000余人。从发展苏北的任务来看，这一仗必须打歼灭战。但从当时的形势来看，新四军不仅在战略上，而且在战役战斗上也要以少胜多。要克敌制胜，除了全体指战员以一当十的军政素质，指挥员还需要发挥灵活机动的指挥艺术。经过反复思考，粟裕决定采取以黄桥为轴心、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在粟裕的指挥下，新四军击奇兵，首战韩德勤的一支战斗力最强的部队翁达旅，采取“黄鼠狼吃蛇”的办法，多路向其突击，将它断成几段，然后各个包围，并首先歼其首脑机关。经3小时战斗全歼该旅，中将旅长翁达自杀。接着，战场重点转到黄桥城下及其以东地区。在新四军三纵坚守黄桥的同时，一、二纵迅速穿插，完成了对已经进入黄桥以东地区的顽军李守维第八十九军的合围。经一夜激战，歼灭顽军第三十三师主力，全歼敌八十九军军部及第三四九旅。黄桥决战的胜利，实现了新四军与南下八路军的会师，胜利完成了开辟苏北的战略任务。
陈毅曾赋诗庆贺黄桥决战胜利后的大好形势：
“十年征战几人回，又见同侪并马归。江淮河汉今谁属?红旗十月满天飞。”
皖南事变发生后，1941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立即决定重建新四军军部，并将华中部队统一整编为7个师。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所属部队编为第一师，粟裕被任命为新四军第一师师长(后兼政委)兼苏中军区司令员 (后兼政委)。为迅速建成新四军新的领导机关，原苏北指挥部即作为新四军军部的部分基础，留给一师师部的人员，连同粟裕在内官兵共24人。粟裕于1月7日赴东台二里桥组建一师师部。行前，陈毅特地来到粟裕的住房，关切地问：“怎么样，人太少了吧?”粟裕当即爽快地答道：“好男不吃分家饭嘛!军长放心，哪里有群众，有敌人，哪里就有我们的发展。”
粟裕此次单独去苏中，深感肩上担子的份量很重。苏中位于长江以北、京杭大运河以东，北起斗龙港，东临黄海，面积约23000多平方公里，人口800多万。它以其重要的地理位置、经济状况、战略作用，成为日本侵略军、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顽军和中共领导的新四军三方必争之地。1941年2月，中共中央曾指示，苏鲁战区是华中的一个基本根据地，应把这个地方看作是向西、向南，出鄂豫陕边和向闽浙赣边发展的策源地，“好象汉高祖的关中”。粟裕在认真研究中央关于苏中战略任务的一系列指示和抗日战争战略方针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领导苏中抗日斗争全过程的指导思想，即：不仅应求得军事斗争的胜利，而且应把苏中建成基本根据地(不是游击根据地或游击区)；军事斗争应成为根据地建设的支柱，并且为下一步夺取整个民主革命的胜利，作好必要的准备。
面对极其复杂的苏中形势和艰巨的任务，粟裕认为，首先要以积极的作战行动打击、顿挫敌伪的进攻，从而坚定干部、群众的抗日信心，尔后不失时机地将工作重心由城镇转向农村，作战对象由顽军转向日军，作战方法由运动战转向游击战，并以游击战为中心，实行组织形式、领导方法、工作作风等各方面的转变。苏中的这一战略转变是同对敌作战结合进行的。1941年2月上旬，国民党苏鲁皖游击副总指挥李长江在泰州公开投敌。新四军于2月18日发起讨逆战役。粟裕指挥部队分三路出击，19日即连克姜埝、石家岱、苏陈庄，20日攻克泰州。三天作战，歼伪军3000余人，并接受2团伪军反正。4月10日，粟裕在角斜旧场召开干部大会，作了由正规战向游击战转变的报告。4月中旬，为掩护苏中根据地的建设，策应北线新四军第三师收复被顽军韩德勤侵占的蒋营的作战行动，粟裕发动了对日军的攻势作战。在姚家岱战斗中，击毙日军泰兴城防司令以下20余人，生俘日军2名。在兴化梓辛河伏击战中，击沉日军汽艇1艘，歼敌1个小队，生俘日军2名。7月，日军集中兵力“扫荡”北线新四军军部所在地盐城，粟裕从全局出发，指挥部队在南线主动发动攻势，连续袭击或攻克十几个敌伪据点，歼日伪军千余人，从而策应了第三师和盐阜区的反“扫荡”。
从此，苏中区成为华中日军进攻的重点。在敌情严重的形势下，粟裕为把苏中区建成基本根据地，对苏中全区作了有纵深、有层次的战略布局，确定对于根据地的基本区域和重要基点，采取各种有效战法，坚决与敌人争夺，使其久占企图不能得逞，以保证基本区域的相对稳定。 1941年8月13日，日伪军集中1万余人对苏中区进行全面“扫荡”。粟裕领导全区军民与日伪军连续作战42昼夜，战斗130余次，毙伤日伪军1300余人，活捉日军工4人，伪军800余人，粉碎了敌人的“扫荡”。自1941年8月至1942年春，粟裕指挥部队以三仓镇为中心同日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7次争夺三仓镇，5次争夺丰利。与此同时，全区主力部队、地方武装和广大民兵，向日伪薄弱据点出击，这些战斗为长期坚持苏中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由此开始了苏中抗日根据地的全面建设时期。
1942年6月，日伪军开始对苏中地区进行长达半年之久的分区“清剿”，企图寻歼新四军地方和主力部队。粟裕针对敌人分进合击、多路合围的新特点，以地方武装配合民兵就地坚持，主力部队实行外线作战，积极打击敌人，粉碎了日军的“清剿”计划。1942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实行党政军领导一元化，粟裕兼任苏中区党委书记。纵观1942年，日伪军对苏中根据地的“扫荡”，四、五百个的小“扫荡”平均每周1次，千人以上的较大“扫荡”，平均每半个月1次。苏中区党政军民在粟裕的领导下，连续粉碎了敌人频繁的“扫荡”和残酷的“清剿”，坚持和巩固了苏中抗日根据地。
1943年4月，华中日伪军集中兵力，采取先军事后政治及军事政治相结合的手段，以苏中四分区为重点进行“清乡”。“清乡”区内，日军开路，伪军跟进，多路出击，进行“梳篦”、“拉网”式的反复“扫苹”，“清乡”区周围，敌人构筑了长达200多公里的封锁线。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烟骏六，汪伪江苏省省长李士群，亲临南通指挥。粟裕领导和指挥苏中四分区党政军民，指挥新四军一师打了一场总体的人民战争，粉碎了敌人长达6个月的“军事清乡”、“政治清乡”和“高度清乡”，作战2100余次，毙伤日伪军2700余人，争取伪军1700余人投诚反正。
苏中抗日斗争形势的转折，是从著名的车桥战役开始的。1944年3月，粟裕经过较长时间的酝酿和精心组织，指挥苏中新四军集中5个团的兵力，以游击战和运动战相结合的战役形态，在车桥地区对日军进行了一场攻势作战，歼灭日军山泽大佐以下460余人，其中生俘山本一三中尉以下24人，歼伪军500余人。粟裕还率部乘胜攻克日伪据点12处，使淮安、宝应以东纵横百里地区全部解放。新华社向全国播发了新四军收复车桥的消息，赞扬这是“以雄厚兵力”打的一个“大歼灭战”。
1944年12月，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的战略反攻，中共中央重申发展东南的方针，决定由粟裕率新四军一师主力一部南渡长江，执行南进任务。1945年1月中旬，粟裕率南下部队在长兴地区与第十六旅会合。根据中央军委指示，苏浙军区成立，粟裕任司令员兼政委。所属部队整编为4个纵队，12个支队(团)。
1945年2月中旬，正当苏浙新四军部队向敌后挺进展开进攻时，国民党第三战区第六十二师、“忠义救国军”等5个团，向新四军一师三纵七支队发起攻击。粟裕指挥苏浙军区新四军部队自卫还击，激战5天，歼灭顽军 1700余人，解放孝丰县城，取得了天目山第一次反顽作战的胜利。3月3日，国民党军出动12个团的兵力进攻新四军。粟裕再次指挥部队进行自卫反击，又歼顽军 1700余人，并乘胜占领东、西天目山，解放临安县城，取得了天目山第二次反顽作战的胜利。5月底至6月初，蒋介石指令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副司令长官上官云相，调集精锐部队15个师，45个团，共75000余人，向天目山地区新四军部队大举进攻。在敌我兵力悬殊的情况下，粟裕灵活用兵，采取了巧设疑阵、诱敌冒进、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战法，首战击溃顽军第七十九师，歼灭顽军2200余人。接着，他再集中兵力，痛歼皖南事变的刽子手、顽军第五十二师主力和三十三旅一部，随后，又调转兵力围歼顽军右路兵团大部，歼顽军6800余人。至此，天目山第三次反顽战役胜利结束。天目山战役的胜利，使苏浙军区新四军部队提前实现了由分散游击战争向大兵团运动作战的战略转变。
1945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指示，留华中的新四军成立华中军区。中央原定粟裕为司令员，粟裕电请中央任命张鼎承任司令员，自己任副司令员，中央批准了他的请求。11月，成立华中野战军，粟裕任司令员，下辖4个纵队。
抗日战争时期，特别是1942年以后，粟裕作为地区党的领导者和战区军事指挥员，为创建苏中根据地，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刘少奇曾评价说：“粟裕领导的新四军第一师，在抗战中建立了最大的功劳。在我军中以第一师部队作战最多，战果最大。”
四、大兵团作战的奇才
1946年6月，国民党撕毁停战协定，发动了空前规模的内战，向解放区全面进攻。对此，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于6月22日曾设想了一个南线作战的战略计划，即以山东、晋冀鲁豫和华中三支野战军进入国民党统治区作战，在外线出击中大量歼灭敌人，迫使蒋介石政府接受和平停战的格局。粟裕深感党中央筹划的这场大战，对未来战局的发展关系极大。他从实际情况出发，对可能产生的各种情况进行了认真的分析研究，于6月27日向中央军委建议，华中野战军在苏中先打一仗再西移。中央军委对此建议极其重视，于7月初指示华中分局：“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在政治上更为有利。”
确定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这是战争初期中央军委对原定战略计划的一次重要调整，对于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在中央调整了的战略计划指导下，在粟裕的直接指挥下，华中野战军于1946年7月13日发动了苏中战役。华中野战军3万余人，以突然勇猛的动作首战宣泰，再胜如南，三战海安，奇袭李堡，南插敌后，攻黄(桥)救邵(伯)，一个半月连打七仗，每战总以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七战七捷，歼敌5万余人。毛泽东把这次战役作为人民解放军执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范例，并亲自为军委起草电报通报全军。在延安的刘少奇、朱德、彭德怀等领导同志，在刘少奇住所庆贺这一胜利，鼓德怀连连说：“打得好，打得好，开了个好头！”
苏中战役作为全面内战爆发后在主要战场上进行的一次较大规模的初战，带有战略试战和战略侦察的性质。它为中央军委进一步明确和完善战争初期的战略方针提供了经验。在苏中战役进行过程中，粟裕和谭震林等人向中央军委提出了继续在苏中作战的建议，得到中央军委和新四军军长陈毅的批准。到1947年3月，中央军委就明确将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然后转到外线的计划，发展成为实行内线的持久的防御作战的战略方针了。
苏中战役后，我军主动撤出两淮，国民党继续增加进攻华中的兵力，对我军形成半包围态势。粟裕和华中局的领导同志联名向中央军委和新四军军部建议：集中华中、山东两个野战军攻下宿迁，得手后再向西扩张战果。次日，陈毅复电同意，并主张将两个野战军指挥部合并。9月22日，中央军委电示同意。9月28日，毛泽东亲拟电文指示：“两军汇合第一仗必须打胜。”10月15日，毛泽东致电陈毅等指示，山东、华中野战军会合后，在陈毅的领导下，大政方针共同决定，战役指挥交粟裕负责。从此，粟裕挑起了华东野战军战役指挥的重担。
1946年12月，国民党集中25个半旅和1个快速纵队分四路向华中解放区发起进攻。粟裕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赶赴宿北战场指挥作战。在他的作战意图取得陈毅同意后，即抓住一路孤立突出之敌，集中24个团的优势兵力，激战4昼夜，全歼国民党整编第六十九师2．1万余人于宿迁以北地区，敌中将师长戴之奇自杀。这是山东、华中两大野战军会合后的第一个大胜仗。1947年1月，在陈毅领导下，粟裕具体部署和指挥了鲁南战役。山东和华中两大野战军集中27个团的兵力，经过两个阶段18天连续作战，歼灭了美械装备的国民党军整编第二十六师、第五十一师及第一快速纵队共5．3万余人，俘虏了第二十六师中将师长马励武、第五十一师中将师长周毓英，并以缴获的美械装备组建了人民解放军第一个特种兵纵队。
1947年1月下旬，山东野战军与华中野战军合并组成华东野战军，陈毅任司令员兼政委，粟裕任副司令员仍负责战役指挥，谭震林任副政委。2月，国民党集中11个整编师(军)共29个整编旅(师)的兵力，组成两个突击集团，企图在临沂附近与华东野战军决战。同时，又从冀南、豫北抽调4个师(军)集结在鲁西南地区，阻止华东我军西撤和晋冀鲁豫野战军东援。敌参谋总长陈诚坐镇徐州州督战，声称：“党国前途，剿匪成败，全赖于此，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粟裕根据陈毅北上求歼李仙洲集团的设想，巧妙而周密地组织了南阻大敌、北歼孤军，示形于鲁南、决胜于鲁中的莱芜战役。经三昼夜激战，全歼国民党7个师，连同南线及胶济路东段的作战，共歼敌7万余人，其中俘国民党第二“绥靖区”中将副司令李仙洲、第七十三军中将军长韩浚以下将官19名，再创解放战争一个战役歼敌兵力的新纪录。
1947年3月，国民党集中兵力对山东实施重点进攻。国民党在山东战场上的总兵力达24个整编师、60个旅约45万人，其中以17个师(军)、43个旅约25万人组成三个兵团，成弧形向鲁中推进，企图迫使华东野战军与其决战或北渡黄河。为粉碎敌人的重点进攻，粟裕同陈毅拟定了泰蒙战役计划。在粟裕的指挥下，我军于4月26日全歼泰安国民党守军整编第二十七师师部及2个旅。 5月12日，粟裕根据战场情况的变化，提出改变以往选歼弱敌或歼翼侧、孤立之敌的传统打法，采用“虎口拔牙”的办法，实施反突破，把蒋介石的御林军、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七十四师，从敌重兵集团中央割裂出来予以歼灭的作战方案。在得到陈毅妁完全同意后，粟裕精心组织和指挥了这次战役。从5月13日激战至16日，我军在孟良崮全歼国民党这支“王牌”军整编第七十四师3.2万余人，击毙中将师长张灵甫。孟良崮战役的胜利，打击了蒋介石最强大的进攻方向和最精锐的部队，具有特殊重大的影响。对此蒋介石痛心疾首地说：“孟良崮的失败，是我军剿匪以来最可痛心、最可惋惜的一件事”。
1947年8月，陈毅、粟裕率华东野战军主力组成的西线兵团，执行挺进中原的外线作战任务。9月上旬，粟裕部署和指挥了沙土集战役，全歼国民党整编第五十七师，俘中将师长段霖茂。9月下旬，陈粟野战军跨越陇海路开辟豫皖苏地区，与刘邓、陈(赓)谢(富治)两支大军在中原构成了“品”字形的有利态势。1947年11月上旬，陈毅赴中共中央报告工作，粟裕担负起独立指挥华东野战军作战的任务。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于11月 7日发起陇海路破击战，又于12月13日协同陈谢兵团发动平汉路战役。1948年元旦，陈毅在赴中央途中对晋绥解放区干部作报告时，热情赞扬粟裕的指挥才能。他说：“粟裕同志可算为理论与实际兼优的人，战役指挥很高明，他长期在实际战争中锻炼，华东军事指挥主要靠他。”
为发展战略进攻推动战局，中央军委于1948年1月提出由粟裕率3个纵队渡江南进，在江南数省执行宽大机动作战任务，迫使敌人改变战略部署，调动敌人20至 30个旅回防江南，并要粟裕“熟筹见复”。粟裕经过长时间的慎重思考之后，于4月18日向中央军委发了电报，5月5日又奔赴阜平城南庄向最高统帅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当面汇报，提出华东野战军3个纵队暂不向江南出动，集中主力在黄淮打大仗的建议。中央完全同意并采纳了他的建议。就在这次会议上，中央决定陈毅到中原局、中原军区工作，要粟裕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经粟裕再三恳求。中央同意陈毅仍留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由粟裕任代司令员兼代政委。
粟裕不负中央的厚望，从中央回来后就在6月至7月间组织指挥了豫东战役。粟裕集中华东野战军西线兵团和冀鲁豫军区部队，在中原野战军的密切协同下，巧妙布势，迷惑敌人，采取攻城打援各个歼灭敌重兵集团的方针，以阵地进攻、运动进攻、运动防御、阵地防御等作战形式相结合，先克河南省会开封，后围歼援敌于睢杞地区，共歼敌9万余人，俘敌中将兵团司令区寿年、整编第七十五师少将师长沈澄年。1948年9月，遵照中央军委的作战意图，粟裕又统一指挥了济南战役。粟裕在战役中实行了攻济打援的作战方针，将参战兵力的44％组成攻城兵团，将参战兵力的56％组成打援兵团。华东野战军经八昼夜连续突击，攻克山东省会济南，共歼敌10万余人，俘国民党第二“绥靖区”中将司令官王耀武以下中、少将高级军官23名。济南战役，拉开了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进行战略决战的序幕。
1948年11月至1949年1月，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联合举行淮海战役。在淮海战役之前和战役进行中，粟裕曾多次向中央军委提出重大建议，均被中央军委采纳。1948年9月24日7时，济南战役尚未完全结束，粟裕就向中央军委和华东局、中原局发报：“建议即进行淮海战役。”次日军委复电：“我们认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10月31日，粟裕向中央军委提出：鉴于即将举行的淮海战役的规模很大，建议请陈(毅)军长、邓(小平)政委统一指挥。军委第二天即复电同意，决定“整个战役受陈、邓指挥”。以后又组成了以邓小平为书记，刘伯承、陈毅、粟裕、谭震林为委员的总前委。11月8日，粟裕向中央军委提出了在歼灭黄百韬兵团后立即向徐州、蚌埠线进击，将敌军主力抑留在长江以北逐次歼灭之的建议。中央军委于次日复电指出：“应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作为淮海战役总前委成员，粟裕直接指挥华东野战军16个纵队，参加淮海战役歼灭黄百韬兵团和杜聿明集团的三个兵团的作战，并以6个纵队南下参加围歼黄维兵团和阻止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的战斗。在中央军委和总前委的统一指挥下，淮海战役取得了歼敌55．5万余人的伟大胜利。粟裕为淮海战役的胜利，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1949年1月，华东野战军整编为第三野战军，陈毅为司令员兼政委，粟裕为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委。4月，粟裕参与指挥渡江战役。以第三野战军组成的中、东两个集团分别于20、21日突破江防，23日解放南京，并将南撤国民党军8万余人包围歼灭于郎溪、广德地区。5月中下旬，粟裕组织指挥了淞沪战役，经半个月激战，歼灭国民党守军8个军15万余人，解放上海。
解放战争的历史进程充分表明，粟裕不愧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杰出的军事家、战略家，不愧为中国革命战争的常胜将军和名将之花。他的卓越的战略思想、高超的指挥才能和组织大兵团作战的辉煌战绩，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留下了精采的篇章。
五、钻现代化的国防
新中国成立后，粟裕从1951年起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1954年至1958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同时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在1956年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
粟裕是在朝鲜战场战火弥漫的时刻，来到总参谋部工作的。为了防备敌人的突然袭击，他向中央军委建议：除志愿军在朝鲜作战外，人民解放军急需制定在各种可能情况下的作战预案，要准备敌人从陆上、海上或空中来，在大陆解放取得全国政权后，就开始进行设防。他认为，全国设防要有重点和纵深，不能分兵把口，搞一线式防御，摆出一副“教师爷挨打”的架势。在敌人拥有海空优势的情况下，首先要保存自己，才能消灭敌人。针对苏联军事顾问提出的海岸炮要构筑暴露阵地、打360度的意见，他严肃地说：“我们的飞机没有你们多，海岸炮没有隐蔽阵地，如果给敌人打掉了，360度连一度都不度。”
粟裕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军委关于提高军队质量、减少军队数量的决定，在他担任总参谋长的后期，人民解放军总定额是建国以后的历史上最少的。他提出陆军要裁减步兵，发展炮兵、装甲兵、工兵、通信兵、雷达兵、防化兵。他刚到总参谋部，就陪同朱总司令视察坦克部队和学校，参观演习。他强调在新的条件下要优先发展空军，在有了一支强大陆军的同时，还要有一支强大的空军作后盾，以便在主要方向和关键时刻掌握局部制空权。同样，没有制空权，也就没有制海权。他建议从空军拨出部队，组建海军航空兵。为了解部队，加强海边防建设，他还率领总参谋部同志走遍了祖国的国防前线，深入调查研究，提出了许多富有战略意义的创见和措施。
在1958年的“反教条主义”过程中，粟裕受到了错误抵制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对国民经济的干扰破坏，为完成周总理交给的三年改变港口面貌的任务尽心尽力。在党的第九次、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均当选为中央委员。1975年，他再任中央军委常委。在叶剑英、邓小平的领导下，他认真抓军队的整顿，同江青反革命集团插手军队、搞“第二武装”和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977年8月，在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这一路线指引下，军事思想研究领域也开始出现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进一步拨乱反正的好形势。1979年 1月，粟裕在为军事学院高级系毕业班所作的题为《对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作战方法几个问题的探讨》的报告中，强调要依据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现代战争的具体情况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并对怎样打现代条件下的人民战争，如战争初期贯彻积极防御战略方针、三种作战形式的结合、集中优势兵力、战场建设等问题，提出了许多令人震聋发聩、耳目一新的见解。粟裕的这个报告，可以说是新时期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的一篇开山之作，在全军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1980年9月，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1984年2月5日，粟裕在北京逝世，享年76岁。
粟裕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在22年的战斗生涯中，他始终战斗第一线，身经百战，功勋卓著。他的军事思想和作战指艺术，无疑是中国人民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深入地发掘这个宝藏，既有助于人民军队全面把握博大精深的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丰富内容，从而创造出适应未来战争特点的新的军事理论；也有助于广大人民群众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行程中，自觉地借鉴带有普遍意义的军事上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粟裕兵法，具有中国民族特点、民族风格和民族形式的兵法，已经被深深地印刻在中国优秀军事思想的高大丰碑上。它将光照千秋、流芳百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