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日关系是最扰人的关系，也是中国国内最不具有共识的领域。在中国颇有影响的杂志《战略与管理》继刊发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马立诚批评中国国内反日思潮与非理性行为之后，今年第二期又刊发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时殷红的文章——《中日接近与“外交革命”》。时教授深受克劳塞维茨和利德尔·哈特战略思想的影响，在战略研究方面可谓独树一帜。他从中国外交大战略的角度，提倡中国主动开展一场“外交革命”，推动中日接近，将对立关系“戏剧性”地转变为友好合作关系。上述两文在国内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可见中国国内民众在对日战略与政策上缺乏共识的事实。

马文主要体现了作者作为记者的敏感性，主要还是一种观感性的文章，除论题本身的价值外，实在也无需多予评论。但时殷红教授的文章从中国大战略出发，提出了中日接近、推动“外交革命”的战略依据，值得我们予以关注并认真探讨。

在时教授的“大棋局”中，中国首要的问题在于推行有利于中国崛起并最终完成国家统一的外交战略，这其中有两个重要因素必须深以为虑：一是美国的霸权心态及其对中国崛起的戒备，“它阻滞中国具备强国的军事力量和国际政治影响的倾向”，“发展到了可称前所未有的地步”；二是日本邻近中国，有1亿多人口，经济实力和技术水平处于世界最前列，两国不断增长的互厌和敌意对中国的中长期未来相当危险，避免或缓解中日之间的“安全两难”至关重要。他认为，“中国大陆经不起在一个往往敌对的美国、敌对的台湾以及可能敌对的印度之外，还面对一个敌对的日本。从全局观念出发，具有根本意义的战略集中原则要求大力争取改善中日关系，实现中日接近，以便中国能够主要在中长期安全意义上尽可能集中应对美国实在和潜在的对华防范、压力与威胁，连同集中致力于台湾问题上的阻独促统重任”。时教授认为，近年来中国的一项基本方针——以对美关系为重中之重，尽可能（甚至不时在相当程度上忍辱负重）维持中美良性关系——出于国家利益的必需，并且总的来说产生了对中国至关紧要的有利效果，但单凭这一基本方针，显然不足以真正实质性地大幅度改善美国的对华基本理念、政策和战略态势。他认为，执行这一方针使中国付出了两项代价：一是对美外交回旋余地大受限制，二是被国内民众视为“示弱”，而对外交政策的比较广泛的国内公众支持，在中国“大众政治”随改革和社会发展愈趋形成的情况下，愈益重要。

为谋求中日接近，时殷红教授提出了中国需要做的五大方面的事情：第一，“在一段较长的时间里，大致满足于日本政府就日本历史上对华侵略罪行目前已达到的公开反省和致歉程度”，“将中日历史问题争端大致撇出一个较长时期内的对日外交要事议程，也相应地撇出官方和非官方宣传”。第二，加强中日经贸的比重，“适当地相对减少美国和欧盟国家在中国对外贸易和外国在华投资中所占的比例”。第三，“对日本的军事力量扩充及其使命的某些修改采取内心适当警惕、外表足够大度的政策；改变几乎动辄就日本走”军事大国道路“的可能性（往往被一定程度地夸大了的可能性）公开表示担忧的做法”。第四，在重大问题上，以实际行动欢迎、甚而主动邀请日本以大国身份参与，明确让日本得出中国将日本视作明日东亚政治大国的结论。第五，以“一视同仁”的原则对待日本要求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不对日本成为常任理事国提出中国未对其他同类要求者（如印度、埃及）提出的特殊条件。

笔者与时教授有着同样的外交大战略的基本架构和目标指向，也就是说，中国中长期的战略重点是为中国崛起创造必要的国际环境，并集中致力于台湾问题上的阻独促统和完成中国统一。笔者也赞同中日关系应该更加接近的主张，对时教授的五项政策主张大部分没有根本性分歧。但本人不同意时教授的战略基点（轴心）和实施途径、重点及其步骤。时教授把解决中美关系的战略重点转移到了中日关系，以此企图牵制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戒备与阻滞。他相信，中日的接近“是一次可以有很大分量的外交举措”，将使中国对美外交有了回旋余地，因为美国一直提防着中日接近。他甚至乐观地断言：“只要中日关系有大幅度进展，只要实现了中日接近，中国对美外交和战略地位的显著改善几乎是必然或自动的副产品”。笔者以为，这是一种战略的本末倒置，对中国外交极具危险性，而且这种主张颇不现实，不可能出现他所预言的乐观的“副产品”。首先，在国际结构变迁过程中，霸权国家与新兴大国之间的矛盾是问题的核心所在，这是至关重要的矛盾，虽然周边的迂回和侧面的牵制可以对这对战略性、结构性矛盾有所影响，但正因为这对矛盾的至关重要性和在国际结构变迁中的核心地位，就决定了当事国直接面对和处理的不可替代性。如果新兴大国与霸权国家本身决心已定，周边牵制将起不到战略性的影响，至多是一种战术性的影响，不能从总体上解决它们的矛盾与冲突，甚至因周边因素的介入而加深猜忌激化矛盾。历史上也没有出现时教授乐观预见的那样的结局。英国与西班牙、拿破仑帝国与英帝国，前苏联与美国，在这些战略性矛盾与冲突中，没有任何一种周边力量或其他关系能阻止它们将冲突升级的步伐。即使在中美关系的尼克松革命中，也是基于双方共同的战略改变与接近本身的结果。在中国外交战略中，中美关系是重中之重，它需要周边的一些有益的制约，但根本的希望不在这里。就战略而言，美国是中国绕不开的一道槛，这对霸权国家与新兴大国需要直接的积极的建设性的互动去解决它们之间存在的矛盾，抑制冲突的危险。中国外交必须主打中美关系的攻坚战，要使中国在崛起期间波澜不惊，别无他途。试图以别国牵制，反而自己去证实美国对中日接近的担忧，加深猜忌，使美国以为中日要将美国逐出亚洲，因而尽早对中国采取预防性的遏制政策。第二，中日接近对美国战略的牵制是否能够实现，是颇值得怀疑的问题。以美国今日的超强地位，它在全球及各区域的博弈中仍然游刃有余，它有办法干扰中日接近，或使这种接近变得战略上无甚价值。美国对中日接近是警觉的，见诸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美国学者库普钱甚至认为中日至今未能接近的根源在美国。一个中日合作、一体化的东亚对美国来说是一个战略梦魇，必会千方百计地阻止，更何况其间的中国没有与它解决战略性矛盾还带着牵制的意图。由于美国的实力，由于日本的外交独立性的先天性缺陷，也由于至今美国对日本仍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力，企图绕开美国推动中日接近甚而谋图制约美国，未免过于天真。美国认为，未来对美国的挑战是欧亚大陆崛起的力量，中国、俄罗斯等都有可能。美国并不认为日本会成为这样的一种力量，因此，在美国看来，在中国崛起的情况下，中日接近无异于日本倒向中国，中主日从，日本将被中国“劫持”，这是美国无法容忍的。如果美国为此而加紧在台湾问题上制造麻烦，中国就会立即陷入战略被动甚至战略混乱。美国在此情况下，除对中国更加警觉防范，对日本会采取软硬兼施以图干扰。这样，中日一定程度的接近不时受美国的制约，它的战略影响和价值也就被美国更多地限定或稀释了。第三，时教授的战略中，企望用中日关系的接近来改变中国在中美关系中几无回旋余地的不利局面，从而使中国战略上有了更多的回旋余地。这种战略的设想中，中国成了中心，美国为此而妥协，给中国回旋的机会和余地。但是，更可能出现的情况是，日本得到了更多的回旋余地而非中国，美国为了对付中国而给日本更多的胡萝卜。由于中国要拉日本亲近以制约美国，美国要利用日本防范和阻止中国崛起危及美国的霸权地位，这样，日本成了一个霸权国家与一个新兴大国争相宠爱的对象，战略价值上升。而我们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在这种三角恋爱中，日本除了自身利益的考虑外，不会为中日接近而与美国拉开距离，中国至多成为日本与美国谈判的一个加重的筹码而已。以日本外交的传统与目前的现实，要日本见义忘利是非常不现实的。德国与法国的亲近，有前苏联这个敌人的所迫，有美国的支持，还有两国政治精英和民众的广泛的共识，中日之间目前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我们非常赞同时教授的战略目标，即在东亚建立“多元安全共同体”，并推动东亚一体化，这是中国、日本必须努力推动的事，也是未来东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我们认为，推行这样的战略，必须有美国的参与并发挥建设性影响力。只有在美国的建设性作用下，这个目标才有可能实现，库普钱已经作出这样的结论。因此，中美关系的推进要优先于中日接近，我的结论与时教授恰恰相反。我认为，中日接近甚至东亚更进一步的融合，是中美关系革命性改变的“必然的或自动的副产品”。对中国来说，如果要进行一场“外交革命”的话，那就是“中美关系的革命”。霸权国家与新兴大国化解结构性矛盾和冲突，在全球化、经济相互依赖、共有观念增进的条件下，是有望实现的。这将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崛起时代之忧。

我们与时教授分歧的第二方面在中日接近的步骤与方法。我们主张中日接近，如前所述，我们也同意时教授设定的战略目标即建立东亚多元安全共同体，它的五项主张中，除经贸方面外（经贸领域首先要考虑经济本身是否有价值，而且就想牵制美国的话，扩大与欧盟的经贸比例包括更多地储备欧元，也许更有效、外交上也可以得到欧盟更多的支持，欧盟的力量非日本可比），大多有其合理性。但时教授主张“革命”，也即戏剧性地改变对日政策，我们认为存在诸多值得商榷的问题。首先，马立诚和时教授都单向批评中国的反日情绪和非理性民族主义并提出单方面的亲善政策，但外交关系是主体间的建构关系，中日今日之关系非中国单方面的因素造成的，中国的反日情绪及其历史情结等有检讨和改进的必要，这是任何明智的中国知识精英都会认可的。中国最终也可以视日本为政治大国，支持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更多地参与国际维和。但是，在日本方面，除历史认识问题外，日本把中国外交中的合理关切与有关主张一概视作“中华思维”（中国中心观），福泽渝吉视中国为“恶邻”的心态在今日日本人中也还存在，日本对中国之崛起的心态也需要矫正，在这方面，其实，美国人要大度得多，美国对中国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国家总体上是接受甚至支持的，但日本未显得从心理接受一个强大的中国，不管它是否民主。在日本方面没有改进的迹象和诚意的情况下，中国单方面进行“外交革命”，只能让从不对中国认输并看不起中国人的日本人以为中国自己错了，日本人是对的，日本应该维持他们的心态、主张、立场。对一个缺乏反省精神、不理解别国人民心情而一味要求别国理解他们的心情的民族来说，这是很可能发生的事态。如果这样，那么，中国推行“外交革命”的结果将是失败的。中国的“外交革命”也许可以赢得一时的赞许，但如果日本人存在这样的心态，最终也无法根本改变中日关系的本质。毛泽东、周恩来对日本的友好姿态人所共知，但中日关系的本质至今未根本改变。第二，中国单方面戏剧性地推动“外交革命”，在内部也可能出现意想不到的副产品。时教授认为中国在执行对美方针中的第二项代价就是被民众认为示弱，认为在中国“大众政治”随改革和社会发展愈趋形成的情况下，这种公众支持愈益重要。那么，中国单方面戏剧性地推行对日“外交革命”，难道不会被中国民众视为“示弱”？事实上，中国人对日本人有更本质、更深层次的不满和敌意以及贬视，如果说中国对美“示弱”是实力对比、经济利益以及台湾问题的考虑，有其合理的政策依据外，那么，中国民众从哪儿来接受对日“示弱”的依据？我们与时教授一样认识到发展中日关系的重要性，但我们不认为中日关系现在需要通过中国单方面的外交革命来推动。而如果中国提出“外交革命”后，又适逢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更进一步修改教科书，右翼分子更狂热鼓噪甚至美化侵略战争，中国民众的反弹又可能将政府置于何种尴尬的境地？我们并不认为民众的一些情绪是理性的和有远见的，但是决策必须遵循现实，在日本对待中国外交革命性转变的预期反应不明朗、中国国内民众情绪与思想未有一定改变的情况下，推行对日“外交革命”时机尚未成熟。中日关系总有一天会发展到类似德法那样的关系，但在日本人没有成为德国人之前，中国人没有必要急于成为法国人，主体间的建构关系中，或者在博弈中，一定的坚持、时机的把握是非常需要讲究的。

我们的主张是：我们愿意像法国人那样表明自己的立场：“我们这个民族对于愿意在接受法律的前提下与我们共同生活的每一个人，永远张开双臂”。中国政府可以宣布：（1）中国对日政策的最终目标是在东亚建立“多元安全共同体”和东亚一体化，与日本建立类似法德那样的关系，中国未来愿意接受一体化机制的约束。（2）中国将视日本为一个政治大国，愿意看到日本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发挥建设性影响力，支持日本在联合国框架内参与国际维和行动。（3）中国将支持日本担任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些也是时教授的主张，但关键的问题在于，我们认为，在宣布上述政策主张的同时，必须提出一些限制性前提：正视历史，认真反省，尊重中国人民的感情。中日双方就解决历史问题应该达成一项总体性的协议，在协议达成后，中国不再对日本提出有关历史认识方面的要求。双方应确定，由日本首相到中国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碑前参拜，表达对历史的反省和日本人民走和平道路及与中国人民友好的愿望。由于南京当年是中国的首都，又是南京大屠杀发生地，而且日本右翼经常否认南京大屠杀，因此，与参拜卢沟桥不一般，用这种方式解决历史问题比较合理。在此情况下，中国对日本首相基于民族习惯和祈求和平的考虑参拜靖国神社予以谅解。在宣布对日亲善政策时提出这些要求，不仅是合理的，也可以驳斥日本右翼势力指责中国在历史问题上做文章是为了自私的不良企图的论调。要让日本民众反思一下，中国提出了对日政策的目标，而实现这些目标的障碍不在中国，在日本人自身。这就对日本外交自身产生了调整和改革的压力。我们必须明白，改善中日关系不只是有利于中国，是中国有求于日本，而是双方的共同利益所在，如果说日本右翼势力的壮大是中国之忧的话，那么，难道中国出现更多的日里诺夫斯基就不是日本之忧？双方经贸上也是共同受益的，尤其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情况下就更是如此。因此，单方面谈“外交革命”并不可取。另一方面，即使从外交策略上讲也非上策，你要革命也得让对方认识到你的革命的重要性，要让对方认识到你的善意、英明和泱泱大国的风范，而不能让人认为你是在被迫情况下的权宜之计，不值得重视，更不值得珍惜。

笔者对“革命”向来持保守的态度，如果真要说“外交革命”，我认为与其用在对日政策上，不如用在对美政策上。中日关系只要基本正常，在目前，对中国外交来说也就可以了，双方可以多发展经济贸易关系，循序渐进地推进政治关系发展。解决中国崛起面临的国际环境问题和解决台湾问题，关键在美国。尽管美国的一些现实主义者只关注中国崛起的挑战，而不关注中国内外政策的本身，但是，更多的人，会意识到或赞同一个自由、民主、富强和繁荣的中国符合全世界的利益，对美国也不是威胁，美国是可以接受这样一个中国的，即使有些不情愿。如果美国要真正阻滞中国，以现在中国对美国经济的脆弱性相互依赖，美国有机会有能力去做，但美国并不真正在做这样的事。美国对华政策的实质是防范，是因为对中国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在我看来，在美国不放弃“一个中国”政策的情况下，可以大胆地说，中美之间现在冲突的一些问题实质是一些假问题，谁能说中国人民不需要自由、民主和人权？中国发展后，中美在这些问题上都会找到共同点的，对此可以保持充分的信心。如果我们在中美关系中，政策上思维上有更大胆的调整，中美关系的良性互动将胜过中日关系，美国也将不会视中国为一种威胁。中国是一个竞争者，对待竞争者的政策不是遏制，这将从根本上解决崛起时代中国的外交忧虑。

中美关系解决了瓶颈，中日关系也会迎刃而解。1972年如此，今后也将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