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围绕中日关系问题出现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新观点。这些观点以所谓“对日关系新思维”自居，并试图以此“为中日关系求解”。其主要观点是：中国人对日本的嫌恶心态是不正常的；日本的道歉问题已经解决，中方不应纠缠不休；中国对日本的态度过于苛刻，应该宽容些；日本的富强是亚洲的骄傲；中国人对日本右翼势力看得过于严重，实际上日本的右翼势力并不大；日本要成为政治和军事大国是正常的诉求，我们不必大惊小怪；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就随他去，叫喊多了，没有什么效果；欧洲人在化敌为友实现一体化方面的探索已经远远走在亚洲前面，我们亚洲人不应再抱着小农观念不放；向赵薇泼粪等事件表明，中国存在着“极端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情绪；等等。对于上述观点，笔者不敢苟同，在此略述管见，以供大家讨论和参考。

　　质疑之一：中国人对日本的嫌恶从何而来？

　　1997年，也就是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60周年之际，《中国青年报》曾以“中国青年看日本”为题，做过一次大型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对日本没有好感的中国青年比例高得惊人。五年之后，也就是在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之际，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以“是否对日本怀有亲切感”为主题，进行了一项民意调查，结果对日本怀有好感的只有5.9%。 两次民意调查的结果都显示，多数中国人对日本没有好感，而且经过五年的时间，情况不但未见好转，反而渐趋恶化。那么，导致这一情况的原因何在？

　　日本首相小泉的智囊机构“对外关系工作组”认为“中国年轻人的厌日情绪源于中国国内的教育方法，应该与中国政府坦率地进行磋商”。 还有一位叫孙秀萍的女士发表《中国人为什么本能地嫌恶日本？》一文，认为“中国人从内心深处对日本有一种说不清的厌恶，是来源于历史的阴影和有偏见的宣传”。

　　把中国年轻人的“厌日情绪”归因于中国的教育和宣传，显然不能成立，因为这一观点不能解释在同样的教育和宣传环境下，中国青年何以对别的国家怀有好感（至少没有恶感）而唯独对日本缺乏好感。

　　至于“历史的阴影”倒确实存在，但阴影的形成并非如孙女士所说，是因为“强大的中华败给弱小的日本而感到奇耻大辱”，而在于日本侵华战争的非正义性和灾难性，特别是战后日本对那场战争的认识和对待中日关系的态度。

　　从甲午战争以后，日本由中国最虔诚的学生一变而为最凶恶的敌人，连续不断地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与其他西方列强相比，日本对中国的侵略野心最大——企图吞并全中国；侵略手段最狠——日军在中国使用了连德意法西斯都没有使用的最残忍的细菌战和毒气战；祸害程度最深——仅1931年至1945年日本侵华战争期间，中国军民就伤亡3500万人，直接、间接财产损失合计6000亿美元。对于这样一场战争，哪个民族能不刻骨铭心！

　　但中国人民是宽宏大度、厚道善良的。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中国军民没有虐待日军俘虏，而是让他们带上自己的行李返回日本；对于日本人遗弃的孤儿，中国人抱回家中把他们扶养成人；中国政府着眼中日友好，放弃了对日索赔要求。中国政府和人民真正做到了仁至义尽、以德报怨。

　　但中国人民的以德报怨换来的是什么呢？多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对于侵略中国的战争一概抹煞，死不认帐，大作翻案文章，甚至把那场惨绝人寰的战争美化为解放战争。日本的右翼分子和政府要人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参拜靖国神社，不断地篡改历史教科书，否认南京大屠杀，起劲地鼓吹中国威胁论，窃取中国领土钓鱼岛，甚至与台独势力关系暧昧。如此肆无忌惮地蔑视、伤害和刺激中国人民的感情，如此以怨报德、恩将仇报，怎能让中国人民对日本产生好感？

　　德国前总统魏茨泽克１９９５年访日时曾告诫日本人：“人不会轻易忘记过去的敌人”，希望日本政治家借战后五十年之机诚恳谢罪，但日本政治家置若罔闻，反诬德国人“没有骨气”。可见，日本对侵略战争拒不反省的错误立场和对中国的不友好态度，才是中国人民对日本缺乏好感的主因。

　　质疑之二：道歉问题解决没有？

　　有些日本人认为已经多次向中国道歉，所以对中国仍然不断提出“日本进行反省、谢罪”的要求感到厌烦，感情上有抵触情绪，甚至提出疑问：“到底要到什么程度才能使中国满意呢？”在2000年3月20日日本朝日电视台的一个节目中，主持人对中国驻日大使说：“日本人对华感情恶化的主要原因是中方不断提出的谢罪要求。”中国的对日新思维论者也认为：“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和现任首相小泉纯一郎已先后来到中国的卢沟桥和沈阳等地哀悼，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表示反省。日本道歉问题已经解决，不必拘泥刻板形式。”

　　这里涉及一些最基本的事实需要明确和澄清。发动侵略战争的是日本，受害者是中国，日本应该谢罪。针对日本连续不断甚至愈演愈烈的翻案风，中国政府和人民除了要求日本正确对待历史之外，还有其他选择吗？这个问题的要害，不是中国方面没完没了地提出谢罪的要求，而是日本方面有人没完没了地闹翻案，不断挑衅、刺激和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

　　小泉首相的确在不同场合表达了对战争的反省和对中国人民的歉意，但墨迹未干、言犹在耳却又接二连三地跑到供奉着侵华战犯亡灵的靖国神社去顶礼膜拜，怎么让中国人民相信其道歉的诚意呢？其实，中国人民恰恰是不拘泥于形式的，中国人并不要求日本人下跪，而更在意道歉和反省的实质。在这方面，德国已经为日本树立了榜样。同样是侵略者，同样是战败国，德国能够诚恳反省侵略罪行，日本也理应做到。如果没有道歉的诚意，没有反省的实质，即便把道歉挂在嘴边，鞠躬一千遍又有何益？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就在新思维论者抛出“日本的道歉问题已经解决”的观点不久，人家小泉根本不领这个情，破纪录地第三次参拜靖国神社。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日方以自己的言行向世界宣示：道歉和谢罪问题没有解决，这不是形式问题，而是实质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不取决于中国，而取决于日本。

　　质疑之三：参拜能由他去吗？

　　对于日本政要的参拜靖国神社，一位叫“小国寡民”的网友说：“我看还是随他去。在亚洲，弄来弄去就是韩国、中国两个国家在叫喊。喊多了，还有什么效果？不如随他去搞。因为无人关注，他倒没了兴头而不了了之。……总而言之，人已经死了，什么都过去了，给他上注香、烧个纸钱而已，离开军国主义实在是十万八千里的事情。不值得大惊小怪。”这个观点不但丧失原则，而且逻辑混乱。因为抗议的国家少，就不应该抗议了，此逻辑错误之一——此事只关是非，而不在国家多少；因为无人关注，日本首相的参拜就会没了兴头而不了了之，此逻辑错误之二——反对尚且参拜，你不管他必会更加无所顾忌；人已经死了，什么都过去了，此逻辑错误之三——既然什么都过去了，小泉还跑到甲级战犯的亡灵前参拜什么？至于“参拜靖国神社是离开军国主义十万八千里的事情”，这几乎就是替参拜行为开脱了。按照“小国寡民”的逻辑，倘若德国对纳粹法西斯罪行拒不反省，还跑去参拜纳粹亡灵，法、英、美、俄等国也由着他们去，结果将会如何呢？在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上，人家倒是比我们有些人更清醒，也更坚定。比如，德国前总理施密特认为，日本人自１９４５年以来很少做出努力，使邻国减少对他们的怨恨，日本人缺乏认罪感。法国《费加罗报》曾发表一篇题为《东京宽恕战争罪犯》的文章，指出：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参拜的靖国神社是那些否认侵略的日本“新民族主义分子”的象征之地，日本修改教科书是在极力推卸在二战中的战争责任。文章说，日本“新民族主义分子”就是那些极力否认侵略战争罪行的人。“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实际上也是对这些甲级战犯的参拜，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参拜。”“日本人有历史遗忘症，他们只知道自己是受害者，只知道广岛被原子弹轰炸。”在靖国神社举办的名为“我们怎样战斗”的展览，其内容极具侮辱性，完全抹煞了日本侵略别国的历史。这个展览在西方人眼中就如同否定屠杀犹太人历史的新纳粹行为，新纳粹行为在西方是要受到法律制裁的，而这些人在日本却可以为所欲为。

　　总之，我们对于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日本右翼分子歪曲历史采取什么态度，是一个原则问题，而原则是不可动摇、不能不讲的。

　　质疑之四：中国对日本苛刻吗？

　　新思维论者认为，中国“要有战胜国的气度，对日本不必过于苛刻，战争毕竟已经过去了近60年”。还说“战胜国对于战败国采取宽大为怀的态度，能够创造更为和解的环境，也比采取苛刻的态度对自己更安全”。用“苛刻”二字来形容中国的对日政策，大有是非颠倒之嫌；至于以忍让求得安全的想法，更是一种糊涂认识。

　　有比较才有鉴别。这里不妨把中日双方作一对比：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中国军民没有虐待日军俘虏，而是让他们带上自己的行李返回日本；对于日本人遗弃的孤儿，中国人抱回家中把他们扶养成人；中国政府着眼中日友好，放弃了对日索赔要求。在中日关系上，中方始终顾全大局，以中日友好为重，真正做到了仁至义尽、以德报怨。反观日本，不断有人篡改历史教科书，否定南京大屠杀，参拜靖国神社，叫嚣中国威胁论，霸占中国钓鱼岛，还建立所谓“有事体制”，图谋干涉中国内政，日本官方与台独势力的关系也日渐升级。究竟谁苛刻，谁宽厚？谁挑衅，谁容忍？谁敌意，谁友好？谁一意孤行，谁顾全大局？只要正视事实，不难得出答案。

　　另外，“宽容论”者不知想过没有，一味的宽容能换来什么？是日本对历史的正确认识，是中日友好关系，抑或中国的安全？历史和现实已经给出了答案。另外，二战前欧洲绥靖主义的后果也让人记忆犹新，想一想吧。

　　质疑之五：日本的富强是亚洲的骄傲吗？

　　新思维论者还有这样一个观点：“在世界上，比日本条件好得多的地方陷入贫困，我们见得太多了。日本非但没有沦于贫困，还能取得国内生产总值5万亿美元的成就，高居世界第二，实事求是地说，是亚洲的骄傲。”按说，日本作为亚洲的一员和中国的邻邦，其富强理应成为亚洲的骄傲，亚洲同胞除了羡慕和学习之外，不应有其他想法。但是，历史和政治的复杂性，使得这个问题并不像奥运会上日本运动员取得好成绩而让亚洲同胞高兴那么简单。

　　既然说到日本的发达和富裕，我们就不能不提到日本的发家史。就如同看待富人，不能只看其富，不问来由。日本的强盛，与明治维新有关，与日本人民的智慧有关，但同时我们也不要忘记几个历史事实：

　　一、日本是亚洲的战争暴发户，靠着从刀尖上舔血而养肥了自己。纵观世界近代战争史，还没有哪个国家像日本那样，每隔几年就发动一次对外战争，大肆掠夺邻国的资源和财富。这其中，中国是日本最大的掠夺对象。仅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就向清政府勒索库平银2.6亿两，加上掳获的战利品和现金，合库平银3.4亿两，折合5.1亿日元，相当于日本全国年财政收入的6.4倍。刚刚强盛起来的日本，靠着从中国掠夺的这笔巨额财富养肥了自己。这笔巨款，2000万日元给了天皇；1000万日元用于备荒；1000万用作教育基金；1200万日元用来补助1898年的财政支出；其余的都用来扩军备战和建立军工产业。日本新日铁的前身八幡制铁所和京都大学都是用这笔钱创立的。日本还用这笔钱修筑铁路，发展航运、造船和机械制造，明显提高了交通和工业水平。日本利用甲午赔款还办了一件大事，就是进行币制改革，建立起金本位制。从19世纪70年代起，欧美等国相继采用金本位，银价不断下跌，导致银本位国家货币贬值和汇率不稳。所以日本也想建立金本位，但苦于资金不足，一直没能如愿。甲午赔款一举解决了资金问题，为建立金本位奠定了财政基础。日本学者寺岛一夫在他的《日本货币制度论》中说：金本位是“日本资本主义的一环，能与其他列强角逐世界市场的金融标志”。但是，这一“金融标志”并不是日本自身经济发展的结果，而是通过血腥掠夺中国来完成的。

　　二、日本富强之后，给亚洲带来的不是繁荣和富裕，而是灾难和浩劫，连绵不断的侵略战争把亚洲许多国家特别是中国、朝鲜、韩国推入了苦难的深渊。在日本富强的背后，有多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悲惨故事发生在中国、韩国、朝鲜的土地上？日本给亚洲人民带来的灾难罄竹难书。

　　三、有人自作多情地以日本的发达为骄傲，而人家日本却不屑于和亚洲为伍。历史的事实是，日本刚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就实行了“脱亚入欧”战略，与西方列强攀亲戚。日本作家长谷川庆太郎在《再见吧，亚洲》一书里竟把亚洲诬蔑为一堆垃圾，而日本是矗立在垃圾上的一座大厦，声称日本在亚洲是“光荣的孤立”。这种蔑视他国、宣扬民族优越论的反动书籍在日本不仅不被禁止，反而成为畅销书。可见，认同此人观点的日本人不在少数。

　　在了解了日本踏着血腥走向富强和如何鄙视亚洲同胞的历史事实之后，有的人还会含情脉脉地以日本的富强为骄傲吗？当然，日本的富强是一个事实，并且其富强的背后意味着日本民族确有某些不同寻常的优长，我们应当正视这一事实，并以开放的心态学习包括日本民族在内的其他民族的优点，以使我们自己强大起来。不过，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质疑之六：日本右翼势力究竟大不大？

　　为了给自己的观点以呼应，新思维论者强调说：“日本的右翼势力并不大。”支持其观点的依据是，“到2000年，日本的右翼团体数为900个，总人数10万人。……但就算不加区别且将数目扩大100倍，日本右翼的人数在日本1.2亿人口中也不过是个零头。”这种论证缺乏说服力。日本右翼势力与日本右翼团体人数不是一个概念，右翼团体成员是戴着标签的右翼分子，而没有参加右翼团体的隐形右翼分子或准右翼分子实际要多得多。此其一。其二，在一个国家里，代表其思想倾向、决定其政治走向的，通常不是沉默的或者无所谓的大多数，而是以少数人为代表的先锋力量。当年二次大战爆发前，德国的法西斯分子、日本的军国主义分子有多少？也并不多，但正是他们把整个国家带上了侵略扩张的血腥之路。所以，判定一个政治势力的大小，不能仅仅看他们有多少人，更重要的是看他们有多大的影响，掌握多少资源和力量，能在多大程度上决定国家的走向。在当今的日本，政府和大财团基本处于右翼思想的控制和影响之下，右翼势力的影响力超越了任何其他政治派别。小泉连续三次参拜靖国神社，前首相桥本龙太郎亲兼右翼团体军人遗族会会长，极右翼分子石原慎太郎高票当选东京都知事，许多日本政客以右翼言论拉取选票，都明白无误地印证了右翼势力和右倾思潮的强大。不是说，这一状况会必然地和立即地将日本带上侵略扩张的老路，但这是处理中日关系必须考虑的重大因素，作为日本的邻邦、作为曾经遭受日本侵害的国家，我们必须对日本政治右倾化的态势保持警惕。睁着眼睛说瞎话，或闭着眼睛不承认事实，并不能求得真正的中日友好。

　　质疑之七：日本谋求军事大国地位是正常诉求吗？

　　新思维论者认为：“对于日本要成为政治和军事大国的诉求，比如，日本向海外派出军队参加维和行动，我们也不必大惊小怪。”这种观点似是而非，幼稚而危险。

　　通常说来，一个主权国家当然有权谋求自己的国际政治地位，有权建立和发展自己的国防力量；但对于日本来说，情况不完全如此。原因有二：第一、日本在历史上多次发动侵略战争，为祸极深，为害极大，但至今仍对侵略历史不认罪、不反省，对这样一个国家来说，竭力谋求政治大国地位，尤其是大规模扩张军事力量，就很难视为正常诉求，就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受害国的关注和警惕。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世界上没有人对德国的军事力量和海外维和表示担忧，原因就在于德国比较彻底地反省了侵略战争，成为一个让人放心的正常国家。第二、日本的军事力量已经超越了防御需要，其对外安全政策也日渐突破专守防卫的界限。日本每年的军费投入平均大约500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其远洋军事力量和远程作战能力的发展尤其引人关注。至于日本的维和行动，实际上名多实少，借维和之名发展远洋军力、谋求地区霸权才更具实质意义。此次阿富汗战争，日本海上自卫队以协助美军反恐为名出兵印度洋，战争结束而日舰仍游弋于印度洋迟迟不归，司马昭之心已露端倪。在安全政策上，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海外派兵法、自卫队法修改案、周边事态法案等一系列法案的出台，已使日本的基本国策之一“专守防卫”形同虚设。一个不反省侵略战争、大肆发展军事力量，抛弃“专守防卫”且正在酝酿篡改和平宪法的日本，怎能不让人担忧？人们的担忧事出有因，合情合理，怎能说是大惊小怪？

　　质疑之八：东亚经济一体化障碍何在？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当今世界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日益明显，其中尤以欧洲一体化进展为大。 新思维论者提出，“在历史上，欧洲国家之间的战争次数比亚洲国家更多，彼此宿怨也比亚洲更深。……今天，欧洲人在化敌为友实现一体化方面的探索已经远远走在亚洲前面，……我们亚洲人的小农观念要保持到什么时候？”拿小农观念说事儿，实质上是把东亚一体化没有进展的责任推给了中国。

　　众所周知，欧洲的一体化的重大进展是很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如种族、文化、经济发展程度、政治体制等各方面的大同小异，以及法、德两国的和解与主导作用等等。而德国对侵略战争的诚恳反省和对纳粹的彻底清理，正是法、德两国得以和解并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发挥主导作用的重要前提。德国对战争的反省至少有两大作用：一是解脱了沉重的历史包袱，避免了自身的孤立；二是推进了欧洲的一体化。可以说，没有德国的战争反省，就不会有今天的大欧洲。如果德国至今仍然坚持纳粹思想和拒不反省的立场，欧洲一体化怎能想象？

　　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亚洲。没有日本对侵略战争的诚恳反省，怎能有中韩朝等国对日本的和解和友好气氛？而缺少和解与友好气氛，一体化从何谈起？

　　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方面仍为东亚经济一体化进行了努力和探索。2002年11月，中国总理朱镕基在中日韩领导人会晤中，提出了适时启动中日韩三国自由贸易区研究的建议，但小泉纯一郎反应冷淡。一头热一头冷，一个积极一个消极，阻碍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责任何在，不是一目了然吗？

　　质疑之九：中国是否存在极端和狭隘的民族主义狂热？

　　新思维论者举出所谓向赵薇泼粪事件、批评姜文参观靖国神社事件、深圳一家饭馆的“日本人不得入内”事件和一篇署名高兴兴的文章，试图证明并批判中国的“极端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狂热。在此，首要的问题不是忙于批判，而是弄清目前的中国究竟有没有极端和狭隘的民族主义狂热？

　　笔者以自己的见闻和对中国文化的理解，认为中国并不存在什么极端和狭隘的民族主义狂热。诚然，在中国社会尤其是青年人当中，的确有一些针对日本的过激言论，这种现象的存在与中国人对日本的嫌恶感相联系，其实质是针对日本新军国主义和反华言行的一种反对性和情绪化表达，并不具有实质的侵略性和威胁性。中国文化的本质特征是“以和为贵”，温良恭俭让才是中国人性格的主流特色，在国际问题上尤其如此。针对某些国家、某些洋人的反华歇斯底里，一些中国青年言词激愤，看似调门很高，而实质上他们所主张和要求的，不过是维护民族尊严和国家利益而已，不过是要求其他国家、其他民族能以平等待我而已。这种言论主张，与日本右翼势力的军国主义言论有着本质的不同。中国压根就不是一个具有侵略性的国家。在中国，任何倡导侵略扩张的言论都不可能得到普遍的响应，这是由中华文明的本质和中国的国民性所决定的。在这一大背景下，中国不可能存在极端和狭隘的民族主义狂热。

　　如今一些人，自奉为优越、文雅、高人一等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在他们的眼中，民族主义犹如洪水猛兽，一有机会就口诛笔伐，恨不能铲干除净。他们忘记了自己的民族和国籍，忘记了自己应有的立场，而值得讽刺的是，被他们奉若神明的洋先生们却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是哪国人，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民族的利益，甚至在为谋求全球霸权而殚精竭虑，不遗余力。

　　正当的、理性的、开放的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在内涵上大致统一，在外延上几乎重合。在当今这个并不太平的世界上，在超级大国大搞霸权主义的世界上，我们的民族精神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不是太强，而是太弱，不应受到批判和遏制，而应大力提倡和加以培育。时代呼唤中国人立足本土，放眼世界，学习先进而不妄自菲薄，热爱祖国而不走极端，做理性的、开放的、具有坚强民族精神的爱国者。

　　中日关系向何处去？

　　中国与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两国文化渊源深厚，经济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中日邦交正常化符合中日两国的国家利益，这就要求中日双方都必须重视和发展中日关系。

　　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双边关系呈现两种态势：一方面，经贸关系迅猛发展，2002年中日两国贸易额已近1000亿美元，双方相互成为最大贸易对象国；另一方面，双边政治关系并不平静。

　　纵观现代中日关系的历史，影响双边关系的主要问题有三个：一是历史认识问题，二是领土领海争端，三是台湾问题。日本在这三个问题上的态度，将决定中日关系的好坏。由于日本的国民性和右翼势力死不认帐的态度，预计历史认识问题很难得到彻底解决；在钓鱼岛争端上，日本屡屡破坏双方达成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共识，多次挑衅，态度强硬，与中方的克制形成极大反差；在台湾问题上，日本与台独势力的关系已突破民间界限并呈现升级趋势，令人担忧。这些因素意味着，中日关系虽不至于破裂，却必定充满起伏和矛盾。当然，日本也不乏善良正直的人士，他们为中日友好而奔波，为督促日本政府反省战争而努力，让人感动，让人敬佩；但他们的力量有多大，他们能够对日本政坛和日本舆论发生多大影响，我们并不乐观，正义而理智的呼声在今天的日本并没有形成强大的主旋律。

　　正因如此，中日两国必须为改善关系付出艰辛努力。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在中日两国政府、民众之间建立起和平、理性、客观和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气氛。为此，双方要加强政治和文化交流，尤其是青少年的交流，因为没有任何方法比平等的交流更能增进相互理解和友好气氛。

　　在这方面，中日两国媒体也扮演着重要角色。中日两国的媒体都有责任把追求真相的专业品格放在制造轰动效应的动机之上。两国媒体应当反思的是，对于那些有助于让对方民众建立友好信任气氛的事实，是否报道太少，甚或有意忽略呢？中方媒体不妨想一想：除了报道那些身着军装在靖国神社游行的日本侵华老兵之外，有些日本人亲赴南京向冤魂谢罪的事实我们报道了没有？在报道日本右翼学者编写篡改历史的教科书的同时，许多日本民众自发组织起来抵制这本教科书的情况我们报道了没有？日方媒体也不妨想一想：你们在大量报道甚至渲染中国人偷渡、在日华人违法犯罪的消息时，中国政府的容忍克制、顾全大局，中国人民的宽厚善良、以德报怨，以及希望中日友好的诚恳态度，你们报道了多少？日本民众知道多少？全面、客观、公正的报道在改善中日关系方面能够发挥多大作用不得而知，但这有益于理性的而非情绪化的中日关系的建立，却是无疑的。

　　解铃还需系铃人。在改善中日关系方面，日本要做的事情比中国更多，因为许多阻碍中日关系的症结不在中方，而在日方。

　　首要并且具有本质性的，是历史认识问题。要正确地面向未来就不能不反思过去的错误，诚恳的道歉只能来自于彻底的反省。到底是谁发动了战争？到底是谁给中国人民带来灾难？这是必须搞清和必须正视的基本问题。日本人的“受害者意识”之所以似是而非，是因为它混淆了受害原因的不同。日本有些人总强调自己挨了原子弹，却回避了一个实质性问题：日本为什么会挨原子弹？因为侵略别人而导致自身受害，与遭受侵略而受害，不是一回事。发动侵略战争的是日本，最大的受害者是中国，不正视这一事实，就不可能消除中日之间在历史认识上的歧见。不要以为遗忘或者抹杀这段历史，就可以蒙混过关，这是一个涉及国家道义、民族良知、人类文明的大是大非问题，也是关系日本未来的大问题，绝对不是可以蒙混过去的。日本政治家要想保持中日友好，要想提高自己的国际政治地位，与其把力气花在外交上，不如努力在国内创造一种正视历史的气氛，在这方面德国的经验可资借鉴。德国正视了历史，卸下了包袱，赢得了全世界的理解和尊敬。历史上，日本曾经有过学习德国的经历，在这个问题上，日本理应以德国为榜样，否则如何赢得邻国的理解、信任和尊重？怎能成为具有政治影响和道义力量的大国？

　　当年，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把日本引向歧途，使日本濒于毁灭的边缘，而战后的和平环境却保障了日本的经济腾飞，使日本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事实已经证明，那些军国主义分子，貌似爱国，实则祸国，是地地道道的“爱国贼”；那些继承军国主义衣钵的新军国主义分子、右翼分子，也决不会给日本带来福音。那些为中日和平友好、为推动日本反省战争而奔走的日本人，才是日本的良心，才是真正的爱国者。教训在前，殷鉴不远，对于战争与和平、正义与邪恶，相信日本人民终会得出正确的鉴别和认知。

　　在经济领域，日本也应当把自己的眼光放远些，把胸怀放宽些，把中国的发展视为日本的机会而不是威胁。日本经济持续低迷的原因在日本自身而绝不在中国，只有从自身寻找原因而不是诿过于人，才有助于问题的解决。日趋加剧的国际竞争和国际区域经济合作态势要求中国和日本这两个“既近又远”的国家在更大程度上消除分歧、寻求合作。借助中日合作的加强来复兴日本经济才是上策。只有将萎靡不振的日本经济放在亚洲经济这个“大棋盘”当中来谋划，吸取亚洲经济增长的活力，才有助于日本走出低谷。换言之，日本的改革也需要同“开放”连在一起。当今日本急需扩大开放的主要对象就是亚洲，就是建立区域性的自由贸易体制， 这是人心所向，利益所系，大势所趋。

　　所谓“对日关系新思维”之所以不能成立，就在于它既罔顾历史，又无视现实，既不讲原则，又混淆是非，既缺乏论证，又逻辑混乱。这种不伦不类的“新思维”貌似理智，实则糊涂，貌似公允，实则偏颇，自以为高明，实际上低劣。说白了，其实质就是要求中国放弃原则，放弃立场，对日本右翼势力和新军国主义思潮宽容退让（因为对日本主张中日友好的人士，是无需宽容退让的）。与其说这是什么“新思维”，倒不如说是新绥靖主义，这种论调根本无益于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也无助于中日友好的真正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