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 到“十月来信”后，中共中央即开始在实际工作中贯彻该信的精神。1930年1月11日，中央政治局做出了《接受国际10月26日指示信的决议》，号召全党 与“一切动摇、犹豫、机会主义、取消主义作无情的斗争”。将共产国际的指示变为我党的决议来执行，标志着“左”倾错误思想的再度泛滥已不可避免。到 1930年6月，主持中央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立三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使“左”倾 错误第一次在中共中央占了统治地位。

中共中央紧急发表宣言，号召全国的劳苦群众，在“国际反赤色日”8月1日举行示威，抗议帝国主义及中国 豪绅资产阶级对苏联的进攻。宣言认为，“苏联的胜利，也就是中国革命的胜利，苏联的失败，也就是中国革命的失败！中国革命的失败，也就是苏联的失败。”但 这种宣传太简单了，也太幼稚了，没有考虑到中国普通民众的民族情感，难以引起他们的理解和支持，更谈不上吸引他们站在中国共产党一边。

针对 中共中央在“中东路事件”宣传上一系列脱离实际的做法，陈独秀专门致信中共中央提出批评，认为这些宣传脱离中国社会实际，脱离群众觉悟，采取“左”倾盲动 的做法，其结果是孤立共产党自己。陈独秀认为，在这个时候片面宣传拥护苏联于己不利，绝不能简单地认为“广大群众都认同苏联是中国解放的朋友”。鉴于陈独 秀等人的反对态度，中共中央很快正式决议将陈独秀等人开除出党。

由于“中东路事件”最终以苏联的胜利而告结束，因此，中共和红军的“武装保卫苏联”也还主要是停留在示威游行以及宣传的口号上，没有具体转化为实际的行动。

“ 中东路事件”后，苏联和共产国际仍然认为这才是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开始，而继续要求中共实行“武装保卫苏联”的政策，发动工人总罢工和进行武装暴动，让红 军攻打中心城市。当时中共中央和实际主持工作的李立三未能正确地估计和利用当时的有利条件去壮大革命力量，而是片面强调统治阶级的崩溃和革命运动的发展， 忽视敌强我弱的形势，加紧城市暴动和红军进攻大城市的部署，使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遭到严重损失。

在内外压力下，张学良被迫接受谈判

自 开战以来，中国军队在各个方向的作战都陷于被动，在苏军的连续打击下节节败退，损失惨重。到11月底，东北军在各条战线上的人员伤亡已经累计近万，损失了 大量的装备和物资。另一方面，“中东路事件”爆发后，日本方面认为这是一个扩大其在华侵略利益的良机，他们对东北军的调动百般阻挠，不准中国武装部队经由 其控制的南满铁路北运。驻扎在辽宁的日本关东军也蠢蠢欲动，不断组织演习，抢修工事，随时有可能借中苏交战之机挑起事端，坐收独霸东北的渔翁之利。

面对苏军的大举进攻，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曾通告《非战公约》签字国，请求列强调停。12月3日，英、美、法三国照会中苏两国，要求苏、中停止战争。但苏联拒绝第三国参与调停，建议苏、中两国协商解决。

自 冲突发生以来，南京政府虽然保证派援军、提供军饷，但实际上除了拨给200万元之外，并未派一兵一卒。1929年8月13日，南京政府派参谋部军事厅长刘 光到东北前线视察国防。15日，南京政府外交部部长王正廷向蒋介石报告中苏交涉情形，表示坚决收回中东路管理权。16日，王正廷向新闻记者称，如苏兵再侵 入，中国将采取强硬的态度。南京政府决定组建对苏总预备队，先集中在冀东滦州、榆关一带，待命出征。8月底，南京政府外交委员会特派员郭同抵沈阳，与张学 良商谈。张学良表示，对苏交涉遵照中央意旨办理。中央政府表示的全力支持，坚定了张学良的抗俄决心。但是最后南京政府却自食其言，让张学良非常气愤。张学 良对部下说：“南京只叫我们打，什么也不管。打既然不行，就得和吧。可又不让我们管和的事，这简直是整我们呀！”

鉴于东北军的败局已经很难 挽回，张学良于是接受苏联的建议，决定停战议和，和平解决中东铁路冲突。经过谈判，12月3日东北方面谈判代表蔡运升与苏联代表斯曼诺夫斯基在双城子签订 了《停战议定书》。12月6日，东北政委会决定承认《停战议定书》，并派蔡运升为正式会议代表，于12月16日与苏方代表斯曼诺夫斯基、梅里尼可夫在伯力 外交公署开始中苏预备会议谈判。

12月22日，蔡运升在苏方的强大压力下，在国民政府明确指出未授予蔡运升全权签约的情况下，与苏方签订了 “伯力会议记录”（也称“伯力协定”）。协议规定两国立即息争，中东铁路恢复中苏合办，苏军尽速退出满洲里，彼此释放所俘军民，重设领事馆。议定书恢复了 苏联在1929年7月10日以前在中东铁路的一切权益，“中东路事件”基本得到解决。12月底，苏军开始撤军，但继续占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交汇处面积达 360平方公里的黑瞎子岛等中国领土。中国方面则释放了冲突发生以来逮捕的苏方人员。1930年初，苏方释放了冲突中被俘的中国官兵。

对于 “伯力协定”，国民政府发表声明，明确宣布蔡运升无权草签“伯力会议记录”，因而对“伯力会议记录”不予承认，并将蔡运升等人免职。因此，“伯力会议记录 ”不仅是一个不平等草约，而且是无效的，签字一方代表根本未获政府之授权，无最起码的法律依据。从1930年12月4日至1931年10月7日，中苏双方 先后就中东铁路问题举行过25次会议，始终未能取得积极结果。首要分歧是苏联要中国承认“伯力协定”，而中国政府代表团不承认这个新的不平等草约。

“中东路事件”让日本有机可乘

在 “中东路事件”中，张学良动用了10万兵力，花费近1000万元银元，结果损兵折将，一无所获。更为严重的是，一直关注东北战局的日军，自此认为苏军“未 来令人可畏”，其作战能力“不可低估”，而对东北军，则认为“简直是乌合之众”，不堪一击。日本陆军的“暂避苏联、先打中国”的“南进”主张急速抬头。这 样，“中东路事件”既使东北军结仇于苏联，又益发引起日本的轻视。东北军将领抗击外敌的信心，也因此大大削弱了。

1931年“九一八”事变 以后，中国的政府和军队撤出了东北地区，中东铁路则仍旧控制在苏联手中。当日本政府秘密地向苏联政府“承诺”日本“九一八”事变后的行动只限于满洲以南部 分，苏联的权益特别是苏联对中东铁路的权益将不受侵犯时，苏联政府竟然于1931年10月29日突然宣布对日本侵略中国东北采取“不干涉政策”。从此，苏 联政府在外交上不再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更有甚者，在日军进攻的压力下，苏联政府同意在中东铁路以半价运费向“北满”运输进攻中国军队的日军。

一 心要独霸东北的日本自然不甘心让苏联的势力在东北继续存在，于是在日本强占东北后的几年里，日本特务不断在苏联控制的中东铁路上制造事端，干扰铁路的正常 运营。自1932年初至1933年5月5日，中东铁路所受日军侵害的损失，计有56人被炸死，826人受伤及593人被绑架。而此时的苏联则因为欧洲局势 紧张，没有更多的精力和实力顾及远东地区，遂决定放弃中东铁路。1935年2月23日，苏联以1.4亿日元的价格将中东铁路卖给了日本和伪“满洲国”。 1945年6月至8月，中苏两国举行谈判。苏联已于1935年把中国的中东铁路“出售”给了日本扶植下的伪“满洲国”，抗日战争胜利后这条铁路理应完全归 还中国。但苏联政府竟然不顾这一历史事实，无视中国主权，把中东路和南满路从日、“满”手中夺回，重新攫为己有。在苏联强硬态度下，中国作出了让步。 1945年8月14日，国民政府和苏联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条约》和四项协定，其中《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之协定》规定将中东铁路驻南满支线合并成中国长 春铁路，由两国共同经营，以30年为期，期满无偿归还中国。“二战”之后，苏联再次控制了这条铺设在同为战胜国的中国领土上的铁路。

1952年12月31日，根据《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之协定》，苏联政府将中东路的一切权力及全部财产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