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对台北挥软鞭子？

● 伊铭（纽约）

　　如果说北京以往的对台政策，从头到尾就写着“强硬”二字的话，那麽现在这张无形的纸上则突然显现一道柔和的风景，以致对岸的民进党政府惊诧错愕、欣喜不已。而这道风景的涂抹者便是负责中共对台工作的副总理钱其琛。

　　钱其琛以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的身分，历年都要在纪念“江八点”座谈会上发表“谈话”，唯今年的谈话最令人关注。在钱氏洋洋洒洒数千言的谈话中，较具新意的则是释放三项政策信息，即区隔本土化与台独、区隔民进党员与台独分子，以及对台湾打经济牌。

　　关于第一点，钱其琛认为，本土化与台独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不能混为一谈；关于第二点，钱其琛在谈话中首次指出，广大民进党成员与极少数顽固的“台独”分子是有区别的。

　　关于第三点，钱其琛在强调了“主张不以政治分歧干扰两岸经贸交流”后，表达了“我们愿意听取台湾各界人士关于建立两岸经济合作机制、密切两岸经济关系的意见和建议”的愿望。此外，钱其琛在谈话中提到的“求和平、求安定、求发展，是台湾民意的主流”与过去也有所不同。

　　一般认为，钱其琛的谈话是民进党蠃得总统大选、蠃得立法院最大党、两岸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北京对台部门总结归纳出来的政策基调，是北京在对陈水扁政府“听其言，观其行”长达一年八个月后，终于展现有意回到两岸复谈、交流常轨的信号，令人想起1998年“汪辜会晤”前的政治氛围。

　　对此，台湾陆委会与国安体系均极为重视，一位决策官员情不自禁形容：两岸复谈的“希望之窗”已轻轻开启，两岸互动即将进入全新时期。

多种因素促使北京放软身段

　　钱其琛的谈话为那些不高喊台独的民进党人士网开一面，欢迎他们前往中国大陆参观访问，以及商讨两岸经贸合作机制。这一政策性的变化的确令人鼓舞，北京似乎不再视民进党人为“民族分裂”力量，而是可以统战的对象；北京似乎感觉到只有与民进党建立联系管道，才能改善僵持不前的两岸关系。

　　或许可以这么说，北京对台政策由虚无转向务实，由僵硬转向灵活。促成北京改变对民进党强硬立场的原因多种多样，但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台湾民主政治的发展。无论是总统选举还是县市长选举及立委选举，台湾选民都表现出较为成熟的民主素养。尤其在民进党取得立法院第一大党后，陈水扁掌控政局的能力只会增强，不会减弱，稍具政治头脑都能看到这一点。反观在野的国、亲两党则合作困难重重，于是北京不得不调整策略，考虑以民进党作为往后交涉的对象。

　　第二、北京过往对台的强硬政策不能奏效。北京在过往一段很长时间将民进党归类为台独政党，采取不接触的态度，并在军事、外交等方面竭尽所能“围堵”。但民进党政府非但没有示弱，反而越战越勇，逐渐成为台湾民意主流，北京再玩“强硬”意义不大，于是考虑重新将民进党与台独区分开来，为自己全面调整对台政策寻找下台阶。

　　第三、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度有增无减。布什政府的中国政策以强硬著称，后来虽经九一一事件、国际反恐战争等，中美关系有所缓解，但在中国问题上，美国不愿意放弃对台湾的承诺。北京希望美国节制对台军售，重申对台“三不”或当面向北京领导人承诺不支持台独，敦促陈水扁政府接受北京的“一个中国”原则，与大陆展开谈判等等，然而始终得不到布什政府的回应。于是北京对台采取柔性政策，有利于改善同美国的关系。

　　当然，中国大陆的民意环境与社会环境也是促使北京对台政策转变的原因。钱其琛在谈话中指出，求和平、求安定、求发展是台湾主流民意。一些分析家则指，这正是目前中国大陆的主流民意。

　　确实如此，大陆民众虽然希望“台湾早日回归祖国怀抱”，但希望武力“解放台湾”者少之又少。

改变的是战术而不是战略

　　就北京而言，对台政策作出如此改变非常不容易，他们必须跳出过去一直与国民党打交道的对台政策思维模式，尝试用一种新方法建构两岸关系。再说，民进党也不是国民党，北京完全没有与民进党打交道的经验。更不容易的是，北京必须取得内部一致意见，并说服军队中的强硬将领，将一向视为台独代表的民进党，改为交手的台湾政权。

　　但如果据此认为北京的对台政策已经改弦更张，肯定是大错特错。因为在几个根本问题上，北京并无意改变，例如“一个中国”原则即丝毫没有松动。再如陈水扁就职以来，北京所提两岸恢复会谈的两项条件（不搞两国论、接受九二共识），也没有变动的迹象。换句话说，北京的对台政策根本战略并没有改变，只不过战术更见灵活而已。

　　在同一个座谈会上，中国国台办主任陈云林批评台湾，其火药味较比以往不减半分。

　　陈云林并批评陈水扁政府以蚕食手法，不断地推进“脱中国化”、“文化台独”等“渐进式的台独”分裂活动，是“倒行逆施”。

　　钱其琛与陈云林的口气截然不同，并非仅是红脸白脸之分，恐怕更体现了北京的两手策略，立场依旧、有所弹性、保持压力。

　　选择改变，对于北京来说也许是出于理性的思考，也许是由于无奈，更可能是北京必须面对两个现实，一是“台独”势力以令人忧虑的速度发展，一是国际社会与台湾内部的急遽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北京之变与意识形态无关，不过是为了更有效地“防独”、“阻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