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快速成长，综合国力增强以及国际地位提升，北京在上世纪中期后，开始出现自我期许的「大国意识」。大国虽非富国，但隐含一定程度的强国，因而产生「大国外交」的政策思维与策略构想。传统上北京以发展国家自居，重视联合国机制，强调大小国一律平等。「大国外交」观点代表北京向革命理想主义告别，而走入权力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范畴，意即追求国家利益高于贯彻意理教条。

后冷战格局的深化几和北京大国外交思维同时并进，这种形势使得大陆大学校园和传统重要智库的国际关系研究展现出活跃进展。除了原有的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亚太所、东欧俄罗斯所与世界政治经济所、外交学院、国际关系学院、国防大学战略所、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等等之外，如北大、清华、人大、复旦、南开等重点大学亦纷纷设立国关学院和外交学系，积极培养国关人才。因此，对于外交政策及国际形势的看法就不再墨守成规，具有较为多元的观点，而学界意见也愈来愈为党政要员所重视。例如清华教授在「九一一」后对美国的批判，人大教授对于中日关系的新提法，都曾引起北京高层的关注。

胡锦涛任中央党校校长时，设置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强化国关研究并和外国智库加强交流，显示他对国际政治外交保有高度兴趣。胡任总书记后，已陆续接任中共中央外事、台湾和财金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居于外交决策核心。

目前，北京整体外交政策和江泽民时代大致并无不同，然而仔细地观察却也有些差异。例如：（一）北京敦促平壤接受多边会谈来解决朝核问题，过去北京一向支持平壤与华府直接谈判的立场，而且北京对六边会谈采取积极促成作为；（二）北京改变一贯态度参加八大工业国会外会，虽然尚未成为G8成员，然对G8的性质与作用已有新评价；（三）在伊拉克重建问题上，态度比美国发动对伊战争前更为坚定，摆脱予人「软硬不明」的印象；（四）在中日关系历史问题上，出现「向前看」重于「向后看」之声音；（五）在南亚问题上，不再独重巴基斯坦，而转向兼顾印、巴之间的平衡。

当然，胡锦涛的外交作风自不会和江泽民相同，这是个人行事风格不同所致。北京外交政策出现新的调整，主要还是基于国际形势大格局的发展所促成，而这大格局中最重要的就是「九一一」后的美国与世界之关系。新世纪伊始，美国保守派布什政权在「美国特殊」意识形态主导下，挟其军经强势力量，企图从单超独霸进展到世界帝国。除了提出「邪恶轴心」概念外，更将中国看成挑战美国最大威胁，视联合国和国际法如无物。「九一一」使华府找到操兵借口，然而一场伊拉克战争打下来，美国在国际社会上陷于空前孤立，单边主义外交推行不下去，新型帝国主义之梦已然失落。目前，布什声望降至最低，前总统克林顿与卡特责其好战，陷入伊拉克进退失据有如越战泥淖，政府财政赤字恶化，布什不得不同法德俄大国改善关系，向联合国求援，要求盟邦出钱出兵。

美国的困境或布什政府走错方向，北京冷眼观察，其外交智囊认为当时江泽民和钱其琛处置得宜。要如：（一）中美军机擦撞后，面对布什强势外交不予对抗，采取避实击虚的迂回手段；（二）配合美国全球反恐作战，但同时要求利益互惠。（三）在反对伊拉克战争之时，既不当头反美亦不疏远伊斯兰世界。总之，就整体国际格局而言，北京长期以来所坚持的多极化世界目标是正确的。不过，过去北京讲多极化大部止于理论观念层次，现在北京已有人主张应该走入现实操作层面。诚如北京重要学者所言，以往中国在国际机制领域内是参与和借用，今后中国在此领域内的外交重点应该是积极促进现在的国际机制和规则的改造，使之更多地符合与反映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

可以说，北京未来外交新作为，应是来自不断增长的大国意识思维，以及自居于广大发展国家利益代言人地位。具体而言，欧盟的扩张、俄罗斯的振兴、伊斯兰世界的疏美、第三世界自主性增强等等，使北京觉得应对多极化格局有所作用，虽然反对单极霸权不是中国新世纪初外交的首要目标，但同时维护国际规范机制，反对单边主义又是中国不能避免的国际责任。

（作者为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美国研究所所长兼大陆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