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日见闻录

子 灿

汉字

日本满大街的汉字开始会让人觉得还没有踏出国境，那些字的意思也大多是汉字的意思，一些字的读音也与汉字非常接近、甚至完全一样：“街道”（kaido）、“首都”（shuto）、“新干线”（shinkansen）、“富士”（fuji）、“三福”（sanfu）、“三宝”（sanbo）“新素材”（shinsuzai）、“仙台”（sendai）、“信用”（shinyong）、“梅丹”（meitan）等等。日本驻华大使馆公使告诉我，日本的语言是从中国五代时期的吴（长江口、江浙一带）方言演变而来，所以不仅汉字至今仍保留了一千七百多个，一些读音也继承了下来。

日本外务省国际报道课给我们的访问日程表没有译成中文，该课辅佐（副课长）二石昌人（我们的团长说他联想到了一石二鸟）说，日本的汉字是从中国学来的，所以日程表就不译成中文了，因为大家都看得懂。

什么复活

课长来了，他说日中人民的感情也受到媒体的影响，所以日中记者间的交流是十分必要的。我想起出国前，日本驻华大使谷野作太郎在宴请中国新闻代表团成员时，喝了啤酒又喝白酒后说，今天借着酒劲说些“心里话”，他在中国媒体上每周都能看到“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报道，对此他十分不满。他说只有中国和朝鲜说日本“军国复活”。他还不高兴地说，中国老百姓指着他汽车上插的日本太阳旗骂。

访问日外务省次官（副部长）时，次官先生说20年他当驻华记者时，日中间还没有直航，他先得去深圳，再坐两天多的汽车到北京。现在大不一样了，中国发展得很快……日中两国应成为很好的伙伴关系。他说，日本过去侵略亚洲一些国家，并对其实行殖民统治，是历史事实，非常令人遗憾。我说到日本右翼势力否定侵华战争和南京大屠杀时，他说日本是有少数人不想承认这个事实，但大多数日本人不是这样子，他们在为和平做出努力。当我方记者谈到台湾问题时，次官先生说日本对台湾问题的态度是一贯的，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日本尊重中国政府的立场。他说他弟弟的夫人就是台湾人。他说，没有周恩来、邓小平那样的领袖人物，就没有今天的日中关系。

我想起一个电视专题片，日本一位著名外交官当年来华参加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仪式，当他听见中国领导人说放弃战争赔偿时，他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激动地哭了。后来他说，如果中国坚持战争赔偿，日本决不会有今天的繁荣。

到朝日新闻社访问时，其原社长中江利忠说他曾单独采访过邓小平和江泽民。他说两国间有一段不幸的历史，但这在两国长达几千年的交往史中是很短的一段。他说，日本的一些右翼人士对日中战争时的日本要负的责任、日军干的坏事，没有表示十分的反省。一般日本人还是能正确对待，但是右翼人士、特别是那些掌握权力的右翼人士反省不够，不负责任地表态。朝日新闻要借助媒体的力量促使他们反省。

日本外务省请来五家著名日本媒体的论说委员（评论员）或编集委员（编委），与我方记者座谈。这些曾常驻中国的资深记者们坐在对面，如果一个局外人看过去绝对会觉得他们就是中国人。每日新闻社的金子秀敏先生说，从近年情形看虽然在日中国人特别多，他身上穿的西服也是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但是日本的年轻人对中国的感情还是十分淡漠，因为双方的合作还是不够深入。金子秀敏认为日本“军国主义复活”没成什么气候，没有所谓的军国主义分子，“当然发神经病的人还是有”。这些“中国通”们都说的一口流利的汉语，我方副团长说大家是老朋友了，为了节省时间干脆都说汉语吧，但他们显然不予理会，而是说日语，结果还得翻译；他们分明也听得懂我方的发言，却还得要译成日语。如此一来，时间就花了四倍。

其实，“发神经病的”还是颇有人在。我们逗留东京仅四天，就在一条街道上遭遇两辆书有“军国复活”大幅黑字标语的大客车，一帮极右翼鸟人啸聚其侧，高呼口号，听懂者说也是“复活”之类邪语。都说日本言论自由，于是当局警方便将这等违反其和平宪法的行为允许了。

横井裕、曾根健孝

此行最让我难忘的日本人有两个，一个是外务省亚洲局中国课长横井裕先生，这个瘦大个子有些儒弱、腼腆，对我们的来访表现出满腔热情和十分客气，甚至有些紧张不安的样子了。他一进屋子就开讲，因为紧张，他的放在桌上的手略略有些抖，西服口袋盖窝了一半在口袋里，还一不小心把茶碰洒了一些。他的话由于激动不时有点停顿，还几次把要说的话题忘掉。他先介绍了一通自己与中国的关系，才突然想起：“噢，对了，应该先请介绍一下贵团的成员……”又说了一会儿，停下来：“还要说些什么呢？――噢，我最关心的是贵国的西部大开发，能不能介绍一下基本思想、基本情况，我要学习学习。”他说话一直用的是汉语。

横井从1980年起在北京大学留学，共在北京呆了6年。他的女儿就出生在北京首都医院，小学和初中都是在北京上的。横井的汉语讲得很好，我们代表团的副团长是外交官，间与横井很熟，说他汉语讲的一套一套的。

横井说，大量好的报道，会促进日中关系的改善。他说，80年代初在北京的日本留学生只有二三十人，而今已有三百多人；去过中国的日本人也越来越多，在北京开的日本料理店有二百多家，说明日本料理很受欢迎。横井说中国人是很可靠的，日中人民的友谊是割不断的，联系多了，交流多了，感情也就加深了。

与横井交谈令人愉快，不知不觉半天过去了。我在想，如果横井裕这样的日本人更多一些，中日关系肯定会更加融洽、和谐，从而早日走向成熟和稳定。

另一个是外务省亚洲局中国课首席事务官曾根健孝先生，这位三十出头的小伙子生于北海道上川郡当麻町伊香牛（村），是一个很容易达成交流的青年官员。他擅长英语，也略懂汉语，我们的对话中不时遇到语言障碍便用写写画画替代，于是日方为宴会准备的座次表成了我们的便笺，上面写满了汉、英混杂的文字和符号。

我在纸上画了一堵墙，墙上写着“侵华战争：1931－1945”，墙的两面各是一个手持本国国旗的中国人和日本人，他们的另一只手里举起一只写着“和平交流”的斧头，然后我在墙上画了个“×”。曾根刚刚皱起的眉头旋即舒展开来，他很郑重地点了点头。他真诚地说，日中两国政府和人民应该相互信赖、相互帮助。

曾根笑着问我是不是和很多中国人一样有“妻管严”（日文是“恐妻家”）？临别时，他对我说：“我以后学汉语，你学英语，多多交流！”并主动伸出小拇指来，和我勾手指，作为promise（许诺）。

和平

在日本外务省大楼的过厅里，有一尊金黄色的塑像，那是一个小女孩怀抱着一只鸽子，一个小男孩正在放飞一只鸽子，还有两只鸽子温顺地立在他们的脚边。他们背后的落地玻璃窗外，是一片草坪，一株什么树默默立着。这样一幅画面，在凝重沉闷的建筑物里显得鲜亮夺目，但因受到压抑而颇脆弱和苍白。

这天中午，我们在东京一个叫八重洲的地方解散，各逛各的。我一眼就瞧见了街心中央的一座金属架子，是一个标志性建筑，其主体是两个十余米高的平行的不锈钢三角支撑，嵌有类似钟一样的组件。上面的牌牌上写着：和平之钟。我默默凝视良久，心里想，儿童放飞和平鸽是柔的，不锈钢三角钟是“刚”的，这一柔一刚自然寄寓了日本人民对和平的向往与热爱，而哪国的人民不是如此呢？

在此番参观访问中，中日双方人士多次提到中日友好应该首先是people to people（人民与人民）：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其实，人民往往是容易沟通和相处的，因为安居乐业是他们的最高理想。正如日本驻华公使野本佳夫先生所说，普通日本人更关心的是自己一家的人生活水平是否提高了，子女是否能得到报酬多的工作。

现代化程度极高的北海道町村农场是我们参观的重点单位，因为北海道的开发对我国的西部大开发有启迪之效。农场主町村末吉先生说他多次到过中国，中国的领导人也多次访问过他的农场和他的家。我们就在两年前江泽民主席做客的小客厅里喝农场当天生产的新鲜牛奶和冰淇淋。末吉老人说和平才能带来发展，日本人和中国人一样都是黑头发黄皮肤，日中两国之间应该在和平和发展事业中形成成熟而稳定的伙伴关系。老人还建议中国不应过多采用简化字，因为每个汉字都有原来的意思，如果简化字用多了，年轻一代就不知道原来的意思了。

中国人

我们在东京的时候就住在银座附近的一家大饭店。一天晚上，我们几个溜达到银座的一条小街上，看到路边有很多小吃摊，就想落座品尝一下此地风味。没曾想，在这里认识了一个小老乡，小姑娘叫林航，是福建人，两年前入东京日本语学校国际会计专业学习，课余出来打工以还清来日的高额学费。看到老乡来了，小林很是高兴，她说在这里学习和打工，“酸甜苦辣都有”。知道我们想吃小吃，她低声说：“这里的小吃太贵，不要在这里吃。”我们仔细一看，可不是吗，一碟什么小凉菜就要600日元（相当于人民币40多元），随便吃点东西就得3000日元以上。谢谢小老乡，赶紧走人。

到中国大使馆了，我们的第一感觉就是：到家了！这里可是中国领土的延伸，中国主权的延伸。一进屋，就是大幅的国画《黄山雨后》，会客室里是大型油画《良宵》，画的是毛泽东、周恩来等领袖人物与各族群众共度良宵的场面。使馆人员递上清茶一杯，让我们顿觉芬芳。

仙台东北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和旅日教师听说国内有人来了，很是高兴。博士生王育华（藏族，藏名为道嘉次来）说，日本媒体对中国负面的东西报道的很多，还往往失之片面和偏狭，譬如把上海的一处农村地区拍了一下，说这就是上海；常常报道中国的灾害事故，死了多少人等等。他说咱们国家对留学国家人员的大政策是好的，但具体到某个地方、某个单位却未必如此，这是亟需改进的。留学生们在仙台地区有一个留学人员联谊会，会员有三百多人，在日多年，他们十分思念祖国，正准备为国内捐建一所希望小学。

鲁迅

国人无不知道鲁迅，也就无不知道这位中国大文豪的《藤野先生》一文。1904年至1906年间，鲁迅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今日本东北大学）听了藤野先生的课。今天，鲁迅先生的雕像立在他日本母校如盖的松荫下，成为中日友好往来的象征。

我们在鲁迅听课的那个阶梯教室，聆听90年前年他留在这里的读书声，感受他弃医从文、以文医国的情感律动。在当年使用过的升降式双层黑板上，今天写满了中国来访者的题词和名字，这些粉笔字表述的已不是当年令鲁迅不喜欢的解剖学知识，而是国人对他的敬仰和缅怀。校方告诉我们，每当一块黑板写满了字，就要拍成照片，做个像框挂起来，然后把黑板擦干净，等着后来者继续书写。果然，在黑板的两侧分别悬挂着数幅这样的照片。

鲁迅第一学年的成绩表陈列在东北大学纪念资料室的橱窗里，那门他最不喜欢的解剖学课只得了个“丁”。与这份1905年的成绩表同样发黄的是一幅植物写生图，这是鲁迅和他的同窗们的作品。鲁迅终于毅然放下小小的手术刀和画笔，擎起了一支如投枪、如匕首的如椽大笔，向病若膏肓的祖国、向不幸不争的同胞献上满腔赤子情怀。

盆景之喻

日本从大到小，从城市到乡村，人和事大都可形容为：精致、精密、精心。这一点被聪明、敬业、认真到近乎苛刻的日本人发挥到极致。由此，我给日本一个比喻：一个精雕细刻出来的大盆景。

乘新干线去仙台，途中见到乡村如画：叠床架屋、造型别致的村舍掩映在花草中，大小汽车安静地停靠在一边，屋前的小河里流着清可见底的水，两岸砌着水泥花砖，小型挖掘机开进村镇里的小河，清理淤泥，疏浚河道，青山绿树像泡沫浮在近处、远处。农田亦如袖珍式的、公园式的，单看那些收割后的稻秸都被一丝不苟地编成辫子状，用棒子串起来，整齐地插在田埂上，排成一个个方阵，远望去酷似一队队披着蓑衣的人。特别是在赴北海道的飞机上，我突然看见在大地上有各种各样、花纹繁多的图案：有菱形的、三角形的、半圆形的；有中心对称的、方圆对称的；有蝴蝶状的、月牙形的……再仔细一瞧，那其实是农田！日本农民耐心、精细、匠心到把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做成了艺术拼图。他们巧妙地计算了行距和株距，然后把庄稼按事先设计好的图案“摆”了上去。后来，我们才知道，北海道人认为农田除了种粮食，也应是环境美化的一部分，所以在他们的手下，美丽的环境从市里到农田、再到天上。因此，北海道被誉为“绣出来的处女地”。

新干线到站后，一部分空车厢要返回，于是里面的座位自动调转方向：它们一般都朝着前进的方向，当然也可以被调过来；好像每部大客车都装有电视机，有的还装有卫星定位系统，自动导航图会带一个全然不熟悉道路的司机到达目的地；过街天桥竟然也装上了自动扶梯；寺庙里户外的栅栏门也被做成自动门；至于在松下公司技术馆体验到的最新技术展示，我感到这世界上其实什么都可以做成“电动”的，什么都可以大大提高“分辨率”，这些技术在我的感觉里就像雨后的露珠在荷叶上滑动：是那么精细、清亮、洁净……技术征服了人类，技术统治了世界――人称日本整个就是一个“技术工厂”，是高新类端技术的“橱窗”。

日本人为什么勤勉成性、甚至被称为“工作狂”？据说这是“祖传”所至，日本仅仅在一百多年前还是一个疆域狭小的农业岛国，而由于山地太多可耕地又少得可怜，为了获得好的收成，以完成赋税、养活家口，日本人的祖先就得付出极大的辛苦和勤劳。如此代代相传，便有了上述民族性格。

此外，日元的符号和人民币一样，都是“￥”，但其票面却要清洁得多。因为发行纸币的日本银行要按照规定将每次回笼的纸币中变旧变脏的用机器分捡出来，再补充上崭新的票子，以保持法宝货币的整洁和一种国家意义上的尊严与体面。据介绍，日元纸币一般保持在七八成新以上。

日本人的姓名也颇有趣，据说其姓氏有十万之多，过去某个朝代官方赐姓时大多考虑的是被赐姓者的身份和生活状况，如“田中”家当时住在田地里，“石川”家肯定在河边上，“松下”便在树林里。这次我们还看到了一些有点滑稽的姓或名：“我孙子”、“猪手”、“鬼头”、“茄子川”等等。

日本有诸如此类的精心和精致，但有“粗心”之处。我们乘坐的日航航班在成田机场降落，办入境手续排起了长蛇阵，等待入境的外国人约有上千人，而机场只开了三个口子，慢极了。在极其讲求效率的日本，这是不是怪事？看旁边其本国人回国却可以通过6个口子，顺畅得很。有人开玩笑说，日本人就是要耽误你外国人的功夫。

性、“暴走族”之类

一位久居日本的华人说，当今日本的青少年是“烂掉”的一代。尤其是女孩子，大约从10年前开始，女中学生与同龄伙伴间的同居现象就流行起来。每天下午，许多男生女生就背着野营用品离开学校，在公园等处搭起帐篷，开始“过家家”，其景象“蔚为壮观”。而近年来，由于经济低迷、通货膨胀加剧，家庭供给能力下降，女孩子们追求时髦的开支得不到满足，便为有钱的白人和黑人提供性服务以赚得外快。因此，我所接触的几位旅日华人都说不打算把女儿接到日本，而让他们在国内或别国发展，以防“学坏”。

入夜，不管在东京、仙台、札幌还是在大阪，街头上印有妓女裸照和联络办法的纸片塞满了电话亭和商店的窗台，特别是在札幌，这些内容被做成大型灯箱堂而皇之地展示在闹市街口。任何一家书店里都有一个或多个柜台公开出售色情书刊，不少儿童题材的连环画里都充斥着裸体、性乱一类画面和内容。

“嗡――嗡嗡――”在安静的宾馆里我竟数次被半夜惊醒，什么声音？似乎是重型卡车在大街上飞驰而过，那声音几乎可以地动山摇。其实不是卡车，而是技术先进的摩托车，兜风者被称为“暴走族”。“暴走族”，仅我们在日的十天里，我就在电视新闻节目里屡屡看到这个词。这是一些玩摩托车成癖的青少年，他们开着大马力的摩托招摇过市，还拔掉消音器企图驾驶时发出巨大的轰鸣声，以得到极大的快感。这样大的噪音和对交通安全的威胁自然是警方不乐意的，于是警察们就集结起来上路“执法”――去驱散那些常常集会的“暴走族”们。然而“暴走族”们却毫不退缩，敢于和警察正面冲撞。

（ 刊于2000年10月《法制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