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年初曾去台湾，除去在香港换证的一天半外，共待了十一天。现就大家关心的问题简单说一说∶

第一，由大陆去台，远不如从台湾来大陆那么容易。众所周知，游客的到来能给当地提供商机，无论大小，理应支持的，这一点在大陆做的比较好，应该说没有特别的条款之类限制台湾朋友来大陆游玩观光。但对台湾来说却远不如此。目前，大陆朋友以单纯的旅游者身份入台，困难重重，手续繁复，时间拖沓，基本无此可能。原因是台湾对大陆民众还没有开放观光。本来听说今年年中要开的，可到头还是不了了之。我，是作为“学术交流”去的，要提交学术论文等等，台湾那边有邀请方。

第二，在台湾的感觉与在大陆基本一致（我是北京人），没有陌生感而很有亲切感，这与在香港的感觉截然相反。香港已经是典型的西方文化，但台湾仍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下，甚至比大陆还要“完全”。台北市差不多相当于大陆中等偏上的省会级城市。相较而言，台湾因四面向海，空气湿度大，灰尘不易飘起，环境卫生比较好，但某些方面的污染也很厉害，比如摩托车噪音、汽车尾气等，我刚到台北时，觉得“连大街上的气味都跟北京差不多”

尤其是那种亲切感，就在你身边，比如，我在菜单上见到的第一个菜名竟然是“京酱肉丝”，这可是地道的北京菜。还有一次在忠孝东路後面的某店里，我纠正了他们的一个菜名——“豆豉鲮鱼油麦菜”，菜单上把“豆豉”误写为“豆鼓”，而同一个菜的同一个错误在大陆任何一个城市也是天天上演的。

与同龄人在一起时，每当我开口说话，都会听到他们说“你说话真好听，你们舌头带拐弯的”，我则笑言“我也觉得你们说话好听，尤其是你们女孩子”。

下机伊始，跑去逛台北“国际书展”，碰到某位缠着向我推销诗集的小妹妹，由于我刚到，还没有换台币，没钱自然就没有说话的份，结果她是属于“不掏钱就死缠烂打型”，哈哈，最後没办法，我只能开口∶“姑娘，我知道这本书不错，我也知道你在很努力的打动我，可我真的帮不上忙，我这是刚下飞机，口袋里没有钱呀，看在我千里迢迢从北京绕个大圈子来台北、而且连住的地方都没去就到你这里来给你捧场的面子上放我一马好不好？”哈哈，猛然听到我的北京话，小妹妹吓了一跳，眼睛睁大一圈，差点把书丢在地上。

台北街头指挥交通的，除去警察之外还有“其他单位抽来帮忙的”，我告诉同行的台湾朋友，在大陆也是这样的，我们叫他们“二狗子”。

海峡两岸的“熟悉之处”太多，可谓数不胜数。最有代表性的∶台北市街头的地下管线井盖，与北京街头的完全一致，一致到什么程度呢，不但形制相同，而且要命的是上边那个变体的“电”字也完全一致，要知道，台湾是繁体字，而大陆是简体字，两者竟然在井盖上有交集，当我看到时真是非常感慨。

第三，台湾人。就我接触过的台湾人（台北市民、国中生、国小的小朋友、计程车司机、教授、学者、企业界人士、文化界人士、捷运的乘客、夜市摊贩、大学生、酒店服务生、火车站管理人员、传媒业众多年轻从业者、酒吧经营者、台东居民、花莲居民、乃至林森北路小歌厅里的歌女和琴师、淡水鱼人码头的街头艺人、彩票店主、赤着臂膀嚼着摈榔满口血红提醒我“小心啦，米酒会醉你三天”的阿美壮汉……等等），应该说平均素质比大陆同胞要高一些。大多数台湾人性格开朗，男性豪爽利索，待人真诚，喝起酒来也颇有声势；年轻女性则大多性格温婉细敏，语速慢、语音低，动作轻缓，相比之下，使我这个大陆年轻人深感我们大陆女性太不“女性”了。

对于人，也是很熟悉的。清晨早起溜弯，见到国父纪念馆广场上也是一堆堆的人，老人孩子，做操、舞剑、放风筝……仔细一听，那位教大家舞剑的老人竟然是山东口音。

第四，最关键的一点。在台湾的日子里，当我看完某处景点坐下来休息时，当我走在车水马龙的街道上、铺面里，当坐在诚品敦南店的地板上翻书时，当我徘徊在台大校园的“傅钟”下，进到春水堂盯着笼里的黄雀品尝珍珠奶茶时，当我在晚上十一点多钟逛京华城时，在片片芒草中登上草山俯瞰台北市，在烛光摇曳的小歌厅里、在一曲《流浪到淡水》中与女孩子们一起玩骰子时，在东面海边的岩石上远望广阔的太平洋时……我觉的，实际上，台湾的景色并不是最美的。

是的，她比不上同样环境下的马来西亚等等，当然也比不上大陆。但是，另一个念头同时升起。在台湾的日子里，我这个来自大陆的北京年轻人从未受到过欺骗、侮辱，没有遇到过尴尬，没有听到过污言秽语，我从未觉得自己不安全，也从未耽过什么心。我觉得这里就是我自己的地方，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比大陆还要温暖。

是啊，我不会在买东西时受骗，在台东，同样的海边小纪念品，小摊上的价格与豪华的五星级老爷酒店里的价格完全一致。在花莲，美仑酒店的服务生邀请我叁加他们专为住店旅客办的“放天灯”活动，那一天是今年的正月十五，我这个七十年代出生在大陆的年轻人并不知道老祖宗们留下来的这种庆祝活动。写上祝福的话，点上火，眼看着自己的白色油纸孔明灯冉冉升上夜空，心里真是感到温暖啊。

台湾社会的商业化已经发展得相当完整、充分，已经非常规范了，这一点上，我们需要追赶。

台湾社会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这方面，做的比大陆要好。那种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是非常中国化的，非常细腻和恬静，非常温暖，有如春雨渗入心田，从内心深处感受到温暖。这是一种熟悉的温暖，令我有“记忆中的某部分开始苏醒”的感觉，是我们所久违了的。

大半年以来，我在台湾见到过的朋友们有很多人来过大陆。那位曾留学意大利、而始终对红酒情有独钟、并终于回台湾拥有了自己喜欢的酒吧的台湾人，在今年八月到大陆发展了，他在北京朝阳区开了一家分店。那位陪我逛诚品、逛台大、坐捷运，并专门向管理员要了两张画有几米作品的票要我留念的漂亮的在读博士生，六月份又来北京了，出了机场，她合上眼、张开双臂、深深吸了口气、第一句话就是“终于又见到北京的天空了，我有一种自由的感觉”。她说她还会来的，时间不会太久，就在明年一月份。那位向我指点“璩美凤以前就住在这里”、说“她的光碟有好几个版本，我有最全的”、“既然来了怎么不买我们的乐透彩呢”的黄大哥，则五月份就来过北京了，在台北的时候他请我喝台湾啤酒，我说味道很像北京的燕京啤酒，请我喝五十八度的金门高粱，我告诉他很像山西的老白汾酒。最後一天晚上我们用带去的五粮液把他灌翻了，以至于说好由他送我们的，而结果他睡过点、差点误了飞机。这次他来，我们请他喝的绍兴黄酒，温上、再加梅子，他说很好喝。至于那位深夜请我们“体验一下台北的地下生活”而领我们到歌厅唱歌的老大姐，则更是多次来过大陆，她的公司业务早已横跨台湾海峡……

在台北街头，我叫了一辆计程车。司机家在高雄乡下，三十多岁。

他说∶“听先生讲话是北方人吧？”

我说∶“是啊，北京的。”

我问∶“北京的出租车司机做得很辛苦，一天工作十二个小时左右，您呢？”

他说∶“一样啊，我也要十多个呢。不过要是踏实地做，收入还是可以的。”

他说∶“希望你们多多来啊，越多越好”

我说∶“本来很近的，结果非要到香港，舍近求远、劳民伤财。看人家香港人，坐地两头收钱，真正无本万利。”

他摇头，说∶“目前台湾就是这种样子，真是没办法”

我问∶“到过大陆么？”

他说∶“还没有，不过已经计划了，早晚要去玩一玩的，带上老婆孩子，去桂林。”

我说∶“大陆也不止一个桂林才好玩，还多着呢，也是希望你们多多去呀。”

他就笑，说“一样的一样的，我们欢迎你们来，你们欢迎我们去。大家一起赚多好。”

我说∶“等有机会去北京的话，建议你一定要坐坐北京的出租车，感觉感觉，北京司机喜欢与客人聊天，天文地理、人文政治、小到针头线脑，大到国际问题，无所不精、无所不聊啊，好像什么都知道，地道的老北京作派，很有特点的，哈哈”

他大笑∶“那是那是，哈哈哈哈，久仰大名啊，去就一定要坐一坐。”

二月二十八日，是个海峡两岸都纪念的日子。

在大陆，每年的这一天都会召开一些座谈会、“集会”，报纸上也发表一些文章，有关亲历者会写一些纪念性的东西，当然，更多的是痛斥当年国民党残酷镇压台湾人民的暴行。那么，在台湾呢？

今年的这一天，正好是我在台湾的倒数第二天——二十九号就要飞香港了。这天早起就在电视新闻里看到“政府”已经把这一天定为了假日。以後每一年都会放假的，以纪念被难的民众。

这天下午，我来到台北的“二二八”纪念公园。里面的纪念馆里有当年此一事件的历史陈列。我都仔细看过，并没有找到某些民进党人所说过的“二二八事件是台湾人民要求独立的运动”的任何史料。

其实，我去那里主要是给一位台湾的“统派”人士送东西的。他年纪大了，身体不好，刚刚做完大手术，身体还在恢复阶段。大陆的朋友托我给他带些补品。到了台湾以後我就给他打电话，却总是打不通。後来还是大陆那边的老师来电告知“他身体状况太过恶劣，上楼都上不去，现在正在某位朋友处休养，一般不接电话。但有可能会在二二八这天在纪念公园出席一个集会”于是，我便来了。

结果，就在这一天，我几乎把台湾的“死硬统派”们一网打尽，当然也包括被夫人搀扶、拄着拐杖的他。

第一个遇到的是台湾清华的吕教授。他见到我时瞪大了眼睛，完完全全的不相信竟会在台北看到我，仔仔细细、上上下下打量我半天才对我说“真是你吗？”我一直笑着，说是啊，你看，台湾我不是也来了么？

“那为什么不先给我打个电话？”

我说打了的，说你昨天就出门了，我也不知道能在这里遇到你啊。

他说这次你算赶上了，大家都来了，很多年纪大的、并不常出来走动的也来了。

我与吕教授是在北京见过几面的，缘起是香烟。

我吸烟，吕教授也吸烟。当时是在北京开一个学术会议，我这个小青年有幸恭陪末座。期间在大家休息的时候我到外面走廊里吸烟，便见到一个五十多岁的、个子不高、额发微脱、颇为儒雅的人已先我一步开始点上了。他吸的是“大卫杜夫”，我吸的是“万宝路”。後来到台湾我发现，几乎一半的台湾人喜欢“大卫”，我从花莲飞台北时，在飞机场买不到香烟，餐厅服务台的小伙子主动对我说“先生，我们这里不卖香烟，但是我身上有自己吸的‘白大卫’没开封呢，你要不要？”一支香烟吸完，我和吕教授便交换了名片。等会开完了，他主动要求会议主持人“问问那个小伙子，看看他有没有时间，我想跟他谈一谈”。于是我又被约请叁加晚上的会餐。安排的座位我右边是位南台湾来的“台独”教授，左边是位“统派”在读博士生。我对左边说‘小姐似乎还在上大学吧’，对右边说‘以前我只是在电视上见到过台独，现在您终于使我能与台独面对面了’。因此，又多了两位台湾朋友。

这次到台湾时，就在小布什访问大陆、到清华大学做讲演的那天中午，这位漂亮的统派妹妹领我叁观了台大、请我逛诚品、吃饭、喝泡沫红茶；独派教授也在电话里表示“你能不能重新安排一下日程来一趟我这里？我请你吃饭啊”等会餐还没完的时候，吕教授又过来了，因为他的香烟吸完了。于是我们坐在旁边的椅子上一起开始了万宝路。以至于我们都没怎么吃饱。等会餐完了，我们还聊呢，会议主持人打了包，对我们说“看你们俩，饭都不吃了，拿回去吃吧”于是，到饭店的的房间里开吃开喝，酒是“小糊涂仙”。等吃喝完毕，吕教授说什么也不放我走了，再于是，我们干掉了一包半万宝路、聊了整个通宵，我是第二天上午七点钟直接回的单位。

从此以後，我就“大大有名”了。从北京到台湾，大家都知道“有个小伙子跟老吕聊了整个通宵”。我们之间的关系被海峡两岸的同行定位为“忘年之交”所以，这回在台北二二八纪念公园猛的见到我，他的吃惊是可想而知。他的第二句话便是“你今天不能走了，开完会一起吃个饭。”我的第二句话是“好啊，你出菜、我出酒，酒是好酒，十年的茅台，就是从大陆给你带来的。”他大笑。笑完以後，他的第三句话是∶“你一来台湾就跟我们这些人搅在一起，小心以後不让你来了。”我问“有人盯着你们么？”他说“那是自然。”我说“你们怕不怕？”他说“当然不怕，就算怕也已经不怕了——习惯了”我说“我们从香港开始，证件已经被人给复印过来存档，出中正机场时人家连单子都不看了，我是何许人也人家是知道得清清楚楚，我有什么可躲可藏的？我要是来一次台湾不见你们，不但是你们，恐怕连人家都觉得稀奇。再说了，吃饭喝酒不犯法吧，骂骂蒋介石、李登辉、陈水扁不犯法吧，住住店、坐坐车、玩一玩不犯法吧，谁爱盯着我就让他盯。”

见到的第二个人也是早就认识的。四十岁、满脸胡子的蓝先生也是“统派”。在他这个年龄，当“统派”的简直比熊猫还少。我曾对他说过“你简直就是珍稀动物”。他是学工科的，计算机，结果弃“钱途”于不顾、放着钱不挣，写文章搞起“统一”来了。我曾对他说“你一个人走‘歪门邪道’、不好好的活着也就罢了，何苦还结婚生孩子？不但生一个、还生两个，让老婆孩子跟着你冒雨游行示威、跟着你穷困潦倒、跟着你受罪。”蓝先生一开始住在台北，後来因为他“统一”挣不出钱来，交不起房租，于是到郊区去住了。见过他两次，他的眼睛都是红红的，每次第一句话都是“我已经两天没有睡觉了……”这次在二二八，第三次见面的时候，吕教授对他说“你看这是谁来了。”他一转过头，还是面容憔悴、眼睛红红，也是满脸的惊愕：“你怎么跑到我们这里来了？”紧接着就是“我已经……”我接上他的话“我看出来了，你已经两天没有睡觉了……”他说是，来一次台北不容易，安排得太紧张。

当然，还有陈先生。大陆的朋友托我带给他的东西是“阿胶补血剂”等。这次与以往不同，他术後初愈、自己站立不稳，手持拐杖，夫人在旁搀扶。面容苍白，神情疲惫不堪，高大的身躯微微驼着，满头白发在夕阳里飘拂。我把手里提着的东西交到陈夫人手中，对他讲∶“大陆的朋友托我给您带些补品，他们不能常来看你，赶上我来叁加个同业交流活动。都希望您好好保养身体。”然後，我拿出相机：“陈先生，我给您照个像。回大陆以後给大家看一看。让大家放心。”我的话音刚落，陈先生几乎变了一个人。他推开了夫人，把手杖放在一边，挺直了身体，面对夕阳昂起头，尽管脸色依然苍白，但眼眸中闪现出一位斗士的无畏与英勇。

我愣了一下，一瞬间心中感慨万千。

站在我面前的这个人，早在三十多年前便以一篇《夜行货车》斐声台湾文坛。此後佳作频出，成为台湾文学界的一位柱石。同时，与台湾文化圈里的“独派”们展开二十多年的论战，在一间楼顶上木板搭成的阁楼里自办刊物，甘守清贫，笔锋辛辣，骨头极硬，可以说是“虽千万人，吾往矣”。

我抬起头，对他说∶“陈先生，我由衷的希望您好好保重身体，安心静养，您的存在，这本身就是对敌人的最大打击，您本身就是一面旗帜。所有的朋友都希望看到您尽早康复。我们都希望您继续战斗下去。”他也愣了一下，说“好的，请你转告大陆的朋友们，我会把恢复身体作为自己的一项任务来完成，我还要写的，我一定要继续战斗下去。”于是，我摁下了快门。

当然，比蓝先生、吕教授、陈先生年龄大的还有。还有一位老陈先生。

已经七十五岁的陈先生坐过国民党二十五年的大牢。他对我说∶“二二八的时候我是学生突击队长，国民党打过我一枪的，前两年赔了我一百多万。後来被他们抓到就坐牢，说我是‘匪谍’，要杀我。後来不杀了，坐了十五年放出去，放出去我就结婚了，等结了婚，没过两年又把我抓起来，不但抓我，还把我老婆抓起来，两个人一起坐，又是十年。还是说我‘匪谍’，还要杀我。後来外国人出面，没有杀成”我说∶“听吕教授讲，说有个笑话，一个台湾人到大陆，到福建，一听当地的闽南话就说‘原来大陆人也讲我们台湾话呀’吕教授说这个人就是你啊，哈哈”老头急了，拉着我的手说“小伙子，你可不能听他瞎说，他那是讲我坏话，哪里会是我，我还能不知道闽南话吗？真是岂有此理”陈先生也抽烟，一个劲的抽我带去的“红塔山”。其实我并不抽这种烤烟型的香烟，大陆的烟基本上都是烤烟型的，所以基本上我不抽。我只抽混合型的，如“万宝路”、“希尔顿”之类。这次来台湾，本想带些大陆好烟请大家品尝，像中华、熊猫、玉溪什么的，但听人家讲“你若抽好烟的话，台湾人会认为你是打肿脸充胖子”，这个人亲耳听到过来北京的一位台湾女大学生说过“大陆明明穷得要死，却还要摆一桌子丰盛的饭菜招待我们这些台湾人，真是糟糕透顶。”他闻言气愤之极，当场跟那位女孩子理论起来。听到我要来，便对我说“台湾人对大陆的真实情况并不很了解，你还是不要‘过分热情’的好，免得‘热脸贴到人家的冷屁股’，自己下不来台”所以，我‘很识趣’的只带了几包“红塔山”（那瓶带给吕教授的十年陈茅台可是货真价实的好酒，因为我知道，最起码台湾这个吕教授是知道这种礼物的含义的。我万里迢迢，从北京到香港，再到台北，一路背过来，即便是瓶清水，吕教授也会与我一醉方休。）

到二二八那天，口袋里只带了一盒“红塔山”，很快就被瓜分光了。陈先生之前，是位女大学生，不知是哪位教授的女弟子，主动过来问“我抽一支好不好？”我说好啊，给她火机，女孩子点上烟，坐在旁边深吸一口，对我说“大陆的烟不错啊┅┅”我说“没吸过大陆的烟？”回答“没有”。我问“到过大陆没有？”还是“没有”。我说凡是香烟都会上瘾，大陆的也一样，你要去大陆的话，说不定也会喜欢的。她就笑。到此为止了。要是在大陆，我就主动给她点上了，还会“深聊一聊”因为不知道她的导师是谁，“地形不熟”，不敢“造次”。

陈先生一边抽着“红塔山”一边对我讲他的“光辉历史”。说“当初二二八的时候我曾跟谢雪红一个床上睡过觉”。我开玩笑，说“谢雪红可是女的呀？当时年龄也不大吧？”他也笑，说你这小子想到哪里去了？那时候光顾打仗，睡觉连衣服都不脱的，有个地方能躺一趟就不错了，哪里还分什么男女？。我说“那你到底是不是“匪谍”呀？你要真是共产党，那咱们可就是同志了”。他一听就笑说“国民党给我灌辣椒水，灌汽油，杀我的头，我都没承认，你一说我就承认么？哈哈”说完还感叹“那个灌汽油可是真难受啊”。我说你现在都七十多岁了，抽烟没问题？夫人不严加管教么？他说“在家里么，总得摆摆样子，这出来么，嘿嘿┅┅我这身体可是好得很”我闻言大笑。

在去吃饭的路上，过“总统府”前的某某大道，非常宽阔，跟北京长安街有一比。虽然太短了点，但也算是使我唯一一次感觉台湾的大街还算是“街”。

站在斑马线上，我举起相机，对准薄雾中的“总统府”。

陈先生笑着打趣∶“这个怪东西是日本殖民的印记，人家韩国人早就把它给炸了，只有我们台湾人还留着，我们的阿扁就在里面办公呢，你要不要去敲敲门让他签个名啊？”我也笑，说我要去的话只会带着炸药包去，不行，不值，还是算了吧，跟他一起死我都觉得脏。我恨不得把此人挫骨扬灰——他、还有那个日本鬼子李登辉，坏事做尽，死了我也要把他们挖出来鞭尸！”陈先生听完哈哈大笑，说当初某年，现在已经死了的那个黄信介，当时领着个小伙子来见我们，我们正吃饭呢，就进来了，说这年轻人叫阿扁，希望大家以後多多关照、多多帮助。那时候阿扁跟你现在差不多呢，年龄差不多啊。你看人家现在，已经是总统了，我们这些老家伙还是在这里吃饭呢。

我说是啊，当初你们都是一起的，民进党当年也不是独的嘛，当年不都是手拉手一起跟国民党对着干么，怎么就一下子？

陈先生还是笑，说是啊，当年我们都是一起的，一模一样。後来，也不知道怎么的，一夜之间，人家就不是中国人了，你问我怎么回事，我也不清楚啊。我们可都是一起上的学，学的都是一样的东西，脑袋都一样啊，可怎么突然就变了呢？就好像成了另一个人，不明白。

我说“你们吃不吃亏？”要是跟他们一样，你们中间早就应该有“部长”什么的了，不跟他们一样，你们现在苦得很，反独的活不起，当教授的没有好的教学环境，想当官的那是门都没有，你们图什么？

吕教授接过话头“你要明白，要是我们这些人过去，那只有卖身投靠。只要我们肯过去，要官有官、要钱有钱。他们那些人算什么东西？我们当年拼命的时候他们在哪里？资格比不上我们嘛。也有过去的，原来是我们中的一个，现在是民进党的高级干部了，一到那边就当大官，钱有了名有了，写个东西也能出版了。可是，这里面有个大是大非问题，反正我们是不去了。你见到的这些人，这都是剩下来的，这才是台湾真正的统派，彻彻底底的统派，你可不要去看那些国民党余孽的‘统一’表演，他们这些靠表演活着的，在台湾早就臭不可闻了，明摆着是吃两岸的饭，我们跟他们斗了这么多年，国民党是什么玩意我们还不清楚么？当初凶得要死，现在是癞皮狗。”会後一起吃饭的人并没有多少。大多数人都走了。八十多岁的林先生被我拍下了背影，在夕阳下，风衣微微飘着。他坐牢三十四年，是他们中的老大哥，也是台湾之最，超过了南非的曼德拉。不知为什么，我当时只想照下他的背影。

等到最後的十几个人在饭桌旁坐好，我说“今天你们请客吃饭，我请客喝酒。”吕教授坐在我旁边，忽然问我“吃过槟榔了没有？”我说不但吃过，还吃了一颗“倒吊子”，问“感觉如何？”我说“极爽，爽的我有些冒虚汗。”于是满桌大笑。又问“在哪里吃的？见识过我们的槟榔西施没有？”我说最有感觉的是在林森北路的小歌厅里，半夜里嚼着槟榔与小姐们玩骰子赌喝洋酒。又是大笑。问“战绩如何？小心被我们台湾女人骗啊。”我说那还用说，半小时之内我只喝了一口，跟我玩的那个小姐去了三次卫生间，估计吐得一塌糊涂，最後已经摇摇晃晃，恐怕是想骗我也力不从心了。问“那种地方感觉如何？”我说气氛还可以，一曲《流浪到淡水》，烛光摇曳，颇有情调。只是我看阿扁空喊独立不太现实，连小歌厅里的游戏都是我们大陆传过来的，我一去就感觉不对劲，很奇怪，结果小姐们告诉我说是台商们从大陆学会了又传回台湾的。要是台湾再三通放开的话，嘿嘿……。吕教授笑着说“你还是应该见识一下我们台湾的槟榔西施，否则有遗憾啊，回头让蓝先生带你去”我说这次就不去了，再有机会再说吧，还有人非要带我们去看跳钢管呢，结果正好人家失火了，没去成，哈哈。

我问陈先生∶“你这二十五年大牢怎么样？感觉如何？”他说∶“我们是政治犯，抽烟喝酒都是别人送，跟国民党对着干的政治犯那地位是很高的，我们是大哥，别的犯人都很尊重我们”我再问∶“有比你长的么？”他说有啊，我这二十五年只能是小弟弟，最长的那个你也见了，三十四年。开始大家一起进去，後来我放出来了，他们还在里面呢，走的时候对我说‘你这家伙出去还得再进来’，等我在外面娶了老婆，又被关进去，他们还在呢，于是大家又见面，还说呢，看怎么样，又进来了吧，我说这回不但又进来了，还多了一个——老婆也进来了，哈哈。

我说你这是典型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要把牢底坐穿嘛，哈哈。说实话我还是觉得你是我们共产党。于是满桌大笑。

半晌，吕教授指着陈先生问我∶“你怎么看他这种人”。我说我早就想好了，虽然他不承认是我的同志，但我还是得表扬几句，陈先生，像你、像你们这样的人，不偷不抢，坐了国民党几十年的牢，死过几次的人，不管你们是因为什么原因进去的，不管你们是什么思想，不管你们是什么主义，不管你们是什么人，我都要说，你们是值得敬佩的人。台湾应该为拥有你们这些人而感到骄傲，你们是真正爱台湾的人，你们都是台湾人，真真正正的台湾人，有人竟然说你们这样的人是为了闹独立才搞的二二八，那是诬蔑！那是丧良心！我像所有了解你们的人一样爱你们，敬佩你们。现在你们老了，但你们的事迹不会老，你们的人还在，还在继续站立着生活，我是晚生後辈，来自海峡另一边，不是台湾人，是大陆人，你们坐牢的时间比我的年龄都要大，差距很大，但这些都妨碍不了我们相识，现在我们认识了。以前不知道，但现在知道了。我是跨越海峡过来的，以前不可能，现在也很难，来一次不容易，了解你们更不容易，这酒也是大陆的酒，虽然现在台湾也能买到，但我还是自己背过来了，我这么做，就是为了真真正正地敬你们这些真真正正的台湾人一杯。能讲日本话、闽南话、国语的台湾人越来越少了，这其中的像你们这样的台湾人更是少了，现在咱们在饭桌上喝，以後你们要是再被关进去，不管是哪个党、不管是因为什么，叫我一声，我是同犯，我也进去，还带着酒来，陪你们继续喝。

吃完饭，该回酒店收拾行囊了。我和吕教授走在大街上。

“吕教授，下午给你打过电话，有个女孩子接的，说你昨天就出门了，我那时还不知道你赶来叁加这个会。是不是你的女儿啊？声音很好听”吕教授吃了一惊“女儿？不会啊。”我也吃了一惊“难道是师母？可那声音真是好像……嗯……”吕教授哈哈大笑，说你这话要是当着她说，那就心花怒放了，一定好好款待你呢。

我有些尴尬，“说实话吕教授，我真是感觉台湾的女孩子们比较温柔，说话声音轻，做什么动作也柔和吧。”“小伙子，你可注意了，第一印象很骗人的，哈哈。反正我这几十年是没觉出台湾女孩子怎么温柔的，更没觉出说话声音轻，哈哈”“啊？不会吧。你当老师当的是不是要求太严格了？”“哪里哪里，第一次与第二次就不一样。就说你师母吧，的确像你说的那样很温柔是吧，不过，那是只在接电话的时候。再说，结婚之前温柔、声音小，等结了婚你再看，哈哈。还有，对客人、对你那当然是温柔的，可对我呢，哈哈哈哈┅┅”吕教授过了元旦又要来大陆开会了，是那个漂亮的女博士生打电话来告诉我的。

我呢，自然还是老样子，你抽你的大卫，我抽我的万宝路，谁抽完了谁抽谁的；你请吃菜、我请喝酒，吃喝完了互请聊天。

三个月前在一个刊物上见到过一次蓝先生的文章，还有他的照片，眼睛还是红红的，在台湾时他说过“这次来不及了，等你下次来吧，我领你去‘巴黎公社’好好喝一喝，那是咱自己的店。”吕教授的环境并不好，大环境是“独”的，所以他心情并不好，经常自己一个人喝闷酒，饮少辄醉，多次被学生们抬到床上。

漂亮的女博士生也是“统”的，所以上次来北京的时候对我说“我有种自由的感觉”。

蓝先生呢，夫妻两个人，一个人头上骑着一个孩子，冒着雨去上街游行。我对他说过“你这样的人也有人爱，还给你生孩，说明台湾的女性很值得佩服。”陈先生已经把病养好了，十月份我送给他一份小礼物，几管毛笔，那是湖笔，我觉得那是最好的笔了。

2001年12月，在北京的奥林匹克饭店，我带着一瓶杏花村汾酒去看望来大陆开学术会议的吕教授。

那次是我和他的一个学生把他抬到床上去的，那是在後半夜一点半钟。这之前我们聊的最後一个问题是“你支持打台湾么？你们说的武力解决台湾问题，你支持么？”我说“不”。

他问“为什么不？”我说我不会。我其实很想打，真的。就算是死掉，也非常想。我很希望自己战死在解决台湾问题的战场上，绝大多数像我一样的大陆年轻人也是这么想的。但是，我还是不会，还是不会支持武力解决。因为台湾有你们。我了解你们。正因为我了解，所以我无法下决心往你们的房子上扔炸弹，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自己去炸死你们，下不了这个决心。所以不支持。我只能等，等着你们一个个都死去。你们死掉以後，没有你们的声音，我就再也没牵挂了。

他明显是醉了，我们是坐在地毯上聊天的，他已经歪在墙上，眼睛都睁不来，听完我的话，他说∶“我是个老头子了，还这么有信心，你是年轻人，更应该有信心啊。我告诉你，我有信心看到咱们中国和平统一的那一天，我一定能看到的。”然後我就跟他的一个学生把他抬到床上了。

当时房间里有他的三个学生，两个女孩子，一个男孩子。他是他们的老师，後来让他们到大陆来读研究生，希望他们了解大陆，研究大陆，关心两岸的大事，踏踏实实的为两岸的和平作出贡献。

(摘自天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