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中美建交以来，大陆与台湾的关系一直是影响两国关系的一个焦点问题。至少在中国看来，台湾的问题不能妥善地解决，中美两国就不可能有不带芥蒂的融洽关系----虽然美国人的看法是人权与军备扩散的问题是两国关系最大的障碍。当然，也非常可能因为台湾问题的“解决”而导致中美两国由竞争走向对抗。

在当前，台湾问题是两国争议最大的一个问题也是无庸置疑的。我个人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组成部分，海峡两岸应该以双方和平自愿平等的方式实行和平统一，有思想分歧的地方应该进行充分的讨论与协商，以进行磨合。不管以什么样的方式，和平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趋势，仅仅是时间与方式的问题而已。

但是，对待一个严肃的历史与现实政治的大问题，我们应该采取严肃的态度进行严肃的思考与分析。口号的堆垒是根本无济于事的。台湾问题的沿革是怎么样的？中共对台湾问题的观点的变迁是怎么表现的？美国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是如何变化的？对这些问题，应该予以严肃客观的述评。

应该说，台湾这块地方正式划入中国版图实际上是在清政府收降郑氏集团以后的事情。无所谓自古以来是中国的什么什么的牵强的说法。清朝政府在甲午战争失败以后，非常随意地割弃了台湾这块土地、抛弃了那里-----包括大批自大陆移居台湾-----的人民，使台湾沦为日本的海外属国，并入了日本的版图。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以后，中国在盟国的帮助下，以战胜国的身份，从日本的手中收回了台湾列岛。这就是全部的事实。中国据此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已经具有充分的历史与法律的依据。

问题在于，代表中国接收台湾的政府实体是当时的国民政府，这个政府经历了从统治整个中国演变为仅仅对台湾及金澎马地区进行着有效统治这样的过程，没有最终被消灭而始终存在着、并一直以中华民国自居；而共产党却从原来的区域割据势力演变成为统治中国大陆的执政党。

历史本身还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对于台湾的归属问题的态度是随着他在中国的地位或国家形势的变化的变化而大起大落的，有着相当大的可塑性。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1941年，日本与苏联为了各自的既得利益，签定了互不侵犯条约，这是一个日本与苏联共同损害中国利益的条约，即苏联承认日本对中国东三省的占领与对台湾的统治、日本则承认苏联占据的中国领土和把蒙古与中国分裂的事实，承认蒙古的独立与边界的不可侵犯。对于这样一个损害中国利益的条约，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是坚决支持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在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压力之下，被迫放弃了对台湾的占领，在台湾即将回归中国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的态度是公开号召台湾宣布独立。

当国民党执政的时候，为了反对它的政府或适应自己的需要，台湾的归属问题就仅仅是一个政治上的筹码。可见得，一个政党在野与执政之间对于同样一个问题的看法可以有多么巨大的反差？！我不谴责任何人。我之所以指出这一段历史，是为了说明共产党对于台湾问题的态度的变化幅度可以大到什么样的程度。说明对于“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样的认知，并不是先天就有的。

仅仅是到了1950年，在共产党基本控制了中国大陆、国民党政府又退守到了台海一线，台湾回归的问题才第一次作为共产党的口号而在大陆传播开来。当时的口号还是以“消灭蒋匪帮”为首要，“解放台湾”仅仅是它的副产品而已。而从为了挽救侵略南韩而惨遭失败的北韩政权，“履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的时候，又轻易地放弃原本有可能一举“解放”的台湾来看，台湾的回归并没有被认为关系到中国人民的生死存亡、影响到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的问题。问题的严重程度其实是不断的军事与意识形态的对峙以及为了保持“革命激情”而需要自我激励的不断升级所造成的，决非情势使然。

甚至到了七十年代尼克松、基辛格先后访华与毛泽东几次会谈当中，在谈到台湾问题的时候，毛泽东甚至对基辛格说：我要告诉上帝台湾现在还是给美国管较好。（？！）而美国人私下里却在议论如何来抛弃台湾。

我特别要提醒有些成天歌颂毛泽东说他对美国人是如何如何的强硬，而现代的中国领导对美国人又是怎么怎么地软弱。其实，他们所说的与历史的事实是完全相反。

在中国大陆结束文化大革命意以及台湾在蒋介石先生去世前后、蒋经国先生主政时期，海峡两岸的关系出现了一个自五十年代以来最为融洽平和的局面，两岸领导人甚至公开在报章上面称兄道弟。

应该说，这一阶段正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最活跃的时期、尤其表现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民主政治的改革也在大踏步前进。与此同时，中国对美国与日本的关系循着健康上升的趋势全方位地发展；由于停止了对东南亚各国左派武装力量的支持、与东盟的关系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正是在中国国内外大环境全面地优化改善的同时，海峡两岸的关系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人员与商品的规模交流从海平面陡然升起，两岸的和平统一的前景相当喜人、有突飞猛进的趋势。尽管当时没有形式上的大小三通与现阶段台湾资金的大规模进入，但是，两岸各界人民多方面的交流与来往是极其自然和顺的，敌意与对抗已经冰释，大陆由于其自身的迅猛发展以及人民前所未有的自信心极大地感染了台湾同胞。在两岸关系的问题上，除了特定时间的应景式的“不承诺放弃武力”的套话之外，既没有了咄咄逼人的语言也没有了擦枪走火的危险。人们第一次看到了两岸和平统一的现实可能性。

问题就在于，1989年春夏之交的那场风波改变了一切。海峡两岸社会改革的和平竞赛变成了两极分化：大陆方面的民主改革进程曳然而止、台湾方面的改革却突飞猛进：由一党专制演变成了议会制、由议会制变成了总统直选制。在大陆经济继续发展的的情况下，虽然使得两岸的经济差距有小幅度的接近、但是，两岸人民在政治理念方面却产生了全新的巨大反差。这是发展方向上的差异。假如说，在之前的两岸对立主要是由不同的领导集团的对立所致，人民之间的关系本身并不存在什么大的问题的话，在台湾基本完成民主政治的改革后，产生了抱有完全不同的两种政治观念的社会群体，人民之间思想感情被淡化了，相互间结合的基础被销蚀了。这与什么李登辉的出现与否或他个人所起的作用实际上并没有太大的关系。

与此同时，由于以美国为代表的国际主流社会对那场风波的一系列反制，恰恰与他们对台湾的政治成就的认同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这是导致美国政府对台政策从尼克松、基辛格的准备放弃又潜移默化地重心再回归的一个基本的原因。这也是“境过外交”、武器销售、航母干预及至“保卫台湾不惜一战论”的基本的出发点。我在“关于人权与人权对话”一节中已经阐述过：“中国必须认识到，美国的人权诉求决不是地缘政治的一块遮羞布或者是牵制中国的一个什么花招。而是他们的一个根本信念，是划分国家关系的分水岭。”美国人的的确确是这么做的。在与中国及对台湾之间的关系的处理上面，极为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

同时，由于在台湾统治了五十年之久，在政治权力与国家资源的支配上都拥有绝对优势的国民党居然被岛内的人民用选票改变成了在野党，而长期在政治上倍受压抑的民进党却成为执政党，其领导人居然当选为“中华民国”的总统，继而又成为台湾立法院的第一大党。这就使得岛内的人民看到了自己的力量，产生了前所未有的自信心。这样的自信心所产生的力量是远大于十艘宙斯盾战舰与一百个爱国者发射架的。而这样的结果也不得不使国际社会对台湾这个已经逐渐为世界政治所遗忘的角落刮目相看。这个效应已经而且将还会延续下去。在这样的情况下面，再套用过去的办法，如，扩大与增加军演的规模和频率，不定期封锁海域地进行导弹试射的效果已经大打折扣了。因为，物质的力量需要用物质来抵消、精神的力量应该是用精神来比较与融合。但是，我们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在台湾的社会政治改革一泻千里地向前发展的时候，大陆却在“治理整顿”、还在“、防止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还在争论经济发展的模式、市场经济究竟是姓资还是姓社。要不是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与江泽民对讲话的大力宣传。这种无谓的争论还不知道要延续到什么时候、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与制约还不知道要发展到什么样的地步。

中国正是运用了政治家个人意志的力量摆脱了保守僵硬的思想观念对经济发展的人为的阻碍、导致了十年来经济的大发展；但是，这样的意志却无法代替民主政治改革本身才可能取得的社会进步。而后一种改革的停顿与倒退，使得中国至少丧失了和平统一进程所需要的道义上的感召力。加速了岛内原本就存在的离心倾向。在这样的情形下，政治上的打压及军事上的恐吓对两岸和平统一的消极影响就表现得特别明显，帮助了岛内的“悲情外交”秀的登台亮相。这样做法，我们在国际政治方面实际上是被动的。最直接的结果是美国人已经停止再提对台政策的三个不！

从美国的亚洲外交政策的传统来看，它是乐见海峡两岸的和平自主的统一的。因为这有助于发挥它在亚太地区的综合性的影响、有利于提高与扩大它的商机、同时也能够促进它在安全方面的利益。但是，如果台海一旦发生战事，从美利坚民族的特性来看，因为他们承诺了、就必然会卷入这场战争。虽然美国人肯定会有伤亡，但是泱泱大国与弹丸之地也决计逃不了两败俱伤的结局，这对於我们这个有十三亿人口的大国来说，将是一场巨大的灾难。这才是中国人民真正不能饶恕的行为。

我们有很多的时间与巨大的空间可以避免这样的事情的发生。如果非得由解放军来开展几场战争的话，战场应该在麦克马洪线以南的九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在黑龙江、乌苏里江、阿穆尔河对面和外兴安岭的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在南海诸岛及其数百万平方公里的海面疆域上、在所有被别国侵略的我国故国土上去打仗。决不应该是在我们中国人自己的领土上、中国人用枪口对着中国人的自相残杀。假如这样的悲剧真的发生了。只有这样一句话可以概括中国人了，那就是：自作孽。不可活！更何况，去发动所谓的收复失土这样的战争也是一种绝顶疯狂的行为呢？！

我们应当寄希望於台湾的人民，人民是反对任何形式的战争的，用战争诉求的方式实际上是反人民的方式，是货真价实的分裂祖国的行为。和平统一是两岸最终的发展归宿，没有第二条道路。

从海基海协两会上次的会谈到现在已经整整两年多的时间了，双方还是不能就新一轮的会谈何时才能恢复进行了无穷尽的探索。而主要的内容就是“九二共识”与“一中各表”。我实在不明白既然已经有了“共识”，怎么又来了一个“各表”，那就是说还是没有共识。如果是这样的话，双方就应该赶紧展开新一轮的会谈，重新来寻找共识，而不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华民国”这样的字眼里面去钻牛角尖。要这样做的话，就是研究一百年也难以找到共识的。这种不正常的情况只能说明，一定是哪一方面的内部出了问题，需要时间来加以整合。而钻字眼、磨时间是为了争取时间来处理内部的问题。这是一种能够理解的缺乏诚意的表现。

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无论台湾的政治形势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台湾紧靠大陆的地理位置与日益倚赖於大陆的经济架构是无法改变的，台湾的语言文化与大陆的亲和程度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两岸人民的交流与往来的规模日益扩大是无法变更的。这就是说，两岸和平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和平统一的条件绝对是充分的。我们所需要的，就是再创造一个必要的条件，那就是两岸的领导人能够真正地抱有善意、克服歧见、用崭新的意识来开创两岸会商的新起点、新气象。但是，岛内政党政治的日趋成熟，在展现了台湾政治的多元化的同时，也增加了这个社会的内聚力，更提升了他们的国际形象。我们应当抓紧时间、加快和平统一的步伐了。

美国是台湾的政治理念与制度的样板国家，又是台湾最大的商品输出国、武器供应者和安全的保护人。台湾问题的最终解决，美国人的政策取向是相当关键的一环。我们根本就没有必要在诸如科索沃、伊拉克、北朝鲜这些与我们基本没有什么利害关系的地方去与美国人闹什么别扭。而是应该全力以赴、全神贯注地解决自己的问题、台湾的和平统一的问题。我们既然在历史上有过那样大的对台问题的可塑性，那么，仅仅在统一的方式与途径上，我们应该而且完全有必要采取更大的弹性或变通的态度，使两岸的会谈真正得以启动、并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中美两国的关系，在过去的几年当中，曾经受到了几次比较大的挫折，对此，我在“大国单边情结的终结------中国造就了俄美关系的里程碑”一文中有过详细的说明。但是，9.11事件提供了一个双方共同反恐的合作平台。当前，这个平台已经初步经过了考验。我们应该而且能够将它作为一个载体，使得中美两国能够由此及彼、由反恐到两岸、到泛太平洋，到世界范围上，成为名副其实的战略合作伙伴，从而推进中国的和平统一的伟大的民族事业走向两岸共赢的辉煌的顶点。

中国需要新思维，新思维将指导我们真正地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