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记得，“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口号喊了20年了，也真的准备了20年。直到文革为止，毛泽东以及老一辈的将领们，何曾提过“和平统一”，何曾成天考虑“同胞”、“哥哥妹妹”的？“台湾同胞”这句话的确也说过不少，那是仅仅用于外交场合，用于新年春节的人民日报社论：“在这个万众欢腾的时刻，我们无比怀念港澳同胞，台湾同胞，海外侨胞....”。头一天无比怀念完了，第二天的报纸又是满篇的“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了。天天炮击金门，把个金门岛削低了几公尺，台湾“同胞”们死的死，躲的躲，习惯了，认命了，麻木了，好像对毛泽东对大陆也没有什么怨言。每逢国庆节或春节，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就宣布“停止炮击一天，以示对台湾同胞的关怀”，於是，那些“同胞”们就欢天喜地地从地洞里爬出来，洗个澡，剃剃头，晒晒太阳，因为要等好久才有下一次了，整个台海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毛泽东的手里。倒是到了今天，出来了“某某六条，某某八点，某某办”之后，左谈判右谈判，又给优惠，又不限定统一时间，又可以保留军队，又可以搞“邦联”，大陆飞机又不敢越过中线，还闭着眼睛让“同胞”们赚大陆劳工的血汗钱。奇怪了，那些曾经躲在地洞里的“同胞”的胃口倒是越来越大，越来越不想统一了，在大陆赚的钱，转眼就拿去孝敬陈水扁，台湾好像越离越远了。

　　我出生在广州西关的黄沙，遥远的事情有时候反而清晰。当年的黄沙最重要的地方是粤汉铁路(那时京广线还没接通)的广州南站和黄沙码头，解放海南岛和准备解放台湾的军事物资的相当一部分是在这里转运的。於是国民党政府的飞机三天两头就从台湾飞来轰炸，空袭警报一天有好几回，似乎海峡对岸也没有把我们当成“同胞”。一空袭，解放军的车队就来维持秩序，保护南站。大人们都把灯关掉，整整齐齐的到指定地方躲避，没有任何惊慌，没有任何抢劫偷盗发生。军民一见面就相互打招呼，一旦民房受损，解放军就帮忙修理。我父亲当时恰好是南站附近的公安局干部，又要保护车站码头，又要组织群众，忙得经常“三过家门而不入”。但也就是忙而已，没有恐惧，没有惊慌，没有怨言，因为大家都相信政府，相信毛泽东，即使牺牲了，也是光荣的。这种状况一直到1958年，大陆的防空力量增强了以后就再也没有空袭警报了，再也见不到国民党的飞机。那时中国美国是没有邦交关系的直接敌人，美国军舰航母直接介入台海(不象今天斯斯文文的用“如果‘大陆动武’，就‘支援’台湾这个句型”，两岸的形势绷紧。奇怪的是，越打，台湾越不叫独立。

明的飞机来不了，就来暗的潜伏特务，从香港，从海岸潜入，空投，放炸弹，投毒药，撒传单，开冷枪，搞谋杀。在恩宁路与蓬莱路口的墙壁上总是贴满枪毙敌特的政府布告(也许现在那里用来贴商业广告了吧)。记得有一个电影“羊城暗哨”，就是描写当年的情景的。我的小学校，隔一两个月就请“警察叔叔”来讲解如何鉴别毒药，如何注意饮水安全，如何跟踪敌特，甚至如何排除定时炸弹。小小年纪也懂得排除炸弹－－在那个半战争的年代，小孩子也要当半个大人使用，这是今天的独生子女们无论如何想象不到的。班主任常说：“广州面对海外，是祖国的南大门”。唉，只是苦了我们这些年幼的守门员。那就是我“金色”的童年。

　　大陆并不是没有攻打过台湾，那一次是失败了，失败在天时地利。第一是攻打的太匆忙了。当时冷战已经开始，朝鲜战争一触即发，形势迫人，不得已在准备不足情况下匆匆忙忙攻打台湾。第二仍然是准备不足，水文资料准备不足，以至大量运输船在古宁头搁浅；对金门的侦察准备不足，没有发现大量的台军藏在地洞里，成为重要的反登陆力量。毛泽东并非不想发动第二次攻台，但以后的国内外形势变了，攻台的时机失去了，於是和平就成了无奈的选择了。

　　今天怎么样？也还是准备不足吗？也许是。外交准备不足，武器准备不足，台湾内部的起义部队准备不足，将来要打烂多少盆盆罐罐还没有计算清楚，还有其他数不清的不足，而且还要解释导弹是用来对付台独，不是用来对付“同胞”的(如何在别人额头上写上“台独”“非台独”的标志也太难为国台办的叔叔们了，不过，陈总统的“决战境外”要消灭大陆十大城市倒是没有替大陆同胞考虑这么周到)。与当年相比似乎还有一个重要的不足，那就是没有了毛泽东这个“砍头不过是碗口大的一个疤”的硬汉，没有了毛泽东这样一个登高一呼，万方响应的权威领袖。

　　既然准备不足，那么和平统一也只好成了无奈的选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