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中国向民族主义的一定程度上的回归是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以及“六四”之后逃亡海外的所谓“民运人士”在中国的公众支持率大大降低的重要原因之一。活跃在海外的中国作家何频在1991年就写道：“海外一些民运组织的根本问题，不是经济拮据，也不是内斗，而是它丧失了道德生存的基础，对于一个处于草创阶段的组织，这恰恰是致命因素。即使有一天中共真让这些组织回去，人民却有可能不承认它，不欢迎它。”[7]究竟“丧失了道德生存的基础”是什么意思，他并没有细说。这可能包括许多方面，譬如，“自由派”这个词往往是一种误导，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往往十分缺乏宽容不同思想的精神，甚至往往不惮支持政治势力压制与他们不同的观点，因而可以说，他们十分缺乏自由主义精神，他们的“精英统治论” [8] 也反映出他们对于民主政治的支持并不真诚。然而，海外“民运”组织的“逆向种族主义”色彩不仅使他们在90年代迅速丧失了中国本土人民，而且丧失了海外华人的支持。
然而，这些组织从总体上说在“逆向种族主义”中陷得太深，以及由生存环境所限，在这个问题上作出调整已经成为一个政治难题。留在本土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也迅速丧失了在公众中的影响力。他们自己将此归因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通俗文化的崛起[9] 。笔者认为，通俗文化的崛起固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但“丧失了道德生存的基础”，包括他们坚持“逆向种族主义”，蔑视和仇视一般中国公众，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
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强调指出：上述“逆向种族主义”的自虐狂热，在80年代也主要存在于知识分子和大学生的圈子中，在今天则丧失了许多阵地，仅限于上层“自由派”知识分子之中了。一般公众虽然也受到“逆向种族主义”思潮的影响，但在总体上并无这种自虐狂热。知识界的思潮风云多变，而公众则总是那样：一要吃饭，二要自尊。指望足球场上的球迷们为了外交而为对方球队叫好是不可能的；为了“文化战略”，为了向西方学习先进文化这些深奥的东西而热爱外国球队、仇视本国球队就更不可能。实际上，“沉默的大多数”，即一般公众，对于“逆向种族主义”一直是反感的。
简而言之， 我们认为， 所谓90年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只不过是对80年代的“逆向种族主义”的一种逆反，是从一种变态（无论其有多么充分的理由）向常态的回归。 如果说这就算是“民族主义”，而且是“assertive nationalism”（进攻性的民族主义），那么，恐怕很不幸，我们要在未来与其长久相处下去。
然而从另一方面看，恐怕是万幸，无论是对于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是这样。笔者在一次与意大利安莎社记者Francesco Sisci谈话中提到这种80年代的反常自卑不可能长久维持下去。 Sisci先生的回答很有启发。他说因其不可能长久维持，所以这种自卑反过来可能是很危险的，因为它很可能转变为过度的进攻性，转变为过度的显示或使用力量的饥渴症。他告诉我说，意大利人在法西斯上台之前就处于这样一种过度的自卑之中。
实际上， Sisci先生所说的类似情结在《河殇》中就有明显反映。《河殇》认为中国文明低劣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缺乏尚武和对外扩张的精神，譬如，它质问：“为什么岛国的倭寇可以渡过海洋来打中国，而中国人只能守在海边，竟然连想也没有想过要去那个岛国看看这倭寇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当时欧洲已经拥有火器装备的海军四处侵略，而中国还只知道修筑万里长城？并且竟然把长城修到了海边呢？”如果整个中华民族看了《河殇》后决定因自己如此卑劣地缺乏尚武精神而自杀则是一回事，但万一中国人决定不自杀，而是痛改前非呢？我们这次是不是要搞些海盗或海军不但去日本看看，还要去美国看看呢？就对西方人而言，从长远看，也许与一个有着清晰的自我利益意识因而并不总是那么驯服的正常的民族打交道。比与一个陷于自虐狂热的民族打交道要更安全些。幸而中国人在大多数时候心态还是比较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