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90年代的“民族主义”除了是对80年代“逆向种族主义”的逆反之外，也表明了中国人对于真实西方的了解有了加深，因而西方的光环逐渐消退，中国人自己的国家利益意识在逐渐觉醒。
80年代的中国人心目中的西方有着一圈神圣的光环。他们把西方想象成物质极度丰富，人们高度文明、高度道德的天堂。比如，不少的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天真地想象西方不存在嫉妒，因而有人发明了沿用至今的“东方的嫉妒”一词。当然他们并不知道真实的西方是什么样子。但他们每个人都按照自己心目中的理想模式来作自己的西方梦。譬如一个主张性自由的中国人会想象西方是一个可以随意与任何漂亮姑娘上床的性自由天堂，而另一个对性道德持严谨态度的中国人在中国的大街上看到恋人当众接吻时则会愤愤不平地说：“在西方国家就决不会有这种不文明的事。”那时的中国人，每逢遇到什么不痛快的事，诸如被人碰了一下而对方没有道歉，就会说：“在西方决不会有这种事。”其间有些人到西方作了短暂的访问，往往仅仅十几天短暂的访问，那些高楼大厦、车水马龙就会使一些人放弃自己几十年的信仰（人们就是这么轻信，据说一些在60、70年代中国最困难的时期来华访问的西方人曾认为中国是地球上仅存的天堂）。这种仅只十几天访问便认定西方是一个完美无缺的天堂的轻信，在90年代被嘲讽地称之为“现代化欣喜”。当时确有一种现象，去西方国家访问的时间越短，回来后做的报告越长，夸得越厉害。可以说，当时中国人对于西方的想象只是他们自己的幻梦、情绪的投射，与实际的西方相距甚远。
然而，到了90年代，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海外长期生活和学习，对于西方有了更多的了解，西方的光环逐渐在中国丧失了垄断地位（应该说至少在知识分子圈中还占相当的优势，但垄断做不到了）。许多被列为“中国的民族主义者”的人是曾在西方留学过的中国人。如张宽，他因对西方持批判态度而被“自由派”知识分子愤怒地形容为因个人在西方境遇不佳而怨恨西方的人[10]；盛洪，他到美国访问了一年后写了一篇《什么是文明》[11]，认为中国文明优于西方文明，从而掀起了一场讨论；张承志，在国外转了一圈后写了《神不在异国》及其他许多文章[12]，因其原有的知名度及文笔的优美，掀起了中国思想界的一场更大的讨论。《神不在异国》这个篇名本身就是发人深省的：这意思显然是作者本以为神在异国，但亲身转了一圈之后才发现神不在异国。作者写道，“你曾经在出发之前抱过一个幻想。你曾经确实想过去找到它，并且使它成为你人生的支撑”，然而“你的梦失败了。就像你猜测的他们的梦根本不存在一样，你的追踪他们的梦狠狠地撞了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