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正地说，西方发达国家的许多东西，包括物质方面的以及非物质方面的，都比中国要好，然而，没有中国人在80年代所幻想的那么好。但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知识界到了90年代已经逐步了解到，西方人的个人行为，特别是国家行为并不完全是理想主义的，而是相当“realpolitik”，即实用政治或强权政治的。
在80年代，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目中，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完全是道德的化身，是中国人民的救世主，他们关心中国的经济发展、人权、民主，一心希望中国人民过上好日子；如果说他们与中国有什么矛盾的话，那是与“中国的专制政府”的矛盾，这些矛盾是由于西方人关心中国人的福祉才产生的。然而，中国人逐步了解到，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他们吃惊地发现，许多西方人担心中国的经济发展会与西方争资源（如莱斯特•布朗）、争市场，害怕中国人如果过上富裕生活就会妨碍他们的奢侈生活；他们逐步认识到，一些西方战略家与政治家想削弱中国并不仅仅是旨在削弱中国的“专制统治”，而是中国的强大本身就会使他们不安；他们也模模糊糊感到，关于“最惠国待遇”等问题，决不仅仅与“人权问题”有关，而是牵涉到美国的贸易利益。吴国光，一位曾被认为是亲西方的“改革派”人士，在美国住了几年并拿到了一个政治学博士后，却认为：“对于美国舆论和战略界来说，对中国的主要恐惧与其说是来自意识形态的担心，不如说来自未来霸权兴衰交替的忧虑。”[13]
这是不是说明西方有什么错，或者说中国的“民族主义者”认为西方有什么错呢？不能说明。中国人无权要求意大利的街上没有小偷，也无权要求美国人不考虑怎么多挣些中国人的钱。西方的行为没有什么特别不对之处，而是十分正常。问题在于中国在80年代对西方所抱的幻想过多，就像俄罗斯人一样。幻想终将归于破灭，于是便有西方光环的消退和中国自我国家利益意识的觉醒。80年代中国人看西方，就像一个儿童看一个他所仰慕的成年人，充满了幻想、崇拜与爱慕；而90年代，这个儿童长大成人了，懂得了那个成年人有种种缺点，有不那么光明的一面，于是他就不再那么仰慕那个成年人了，但这并不是说他就不能与那个成年人和平相处，甚至成为伙伴。但那个成年人必须理解，儿童终将长大成人，他必须与那个原来的儿童平等相处。然而，西方舆论对于所谓“中国的民族主义”的反感和攻击，说明他们没有理解这个儿童长大成人的自然和必然的过程，不切实际地要求那个今天已是成人的前儿童仍旧保持儿童期的仰慕和顺从。可以预言的是，无论是西方人，还是中国的所谓“自由派”知识分子，对于“民族主义”的过度攻击只会招致更为强烈的反弹。
中国是否会出现过度攻击性的、狭隘的民族主义？当然有可能，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但是，中国目前并没有出现过度攻击性的民族主义，至少那种声音是很微弱的。在民族主义方面所出现的变化是显著的，但这只是从80年代的非正常状态向正常状态回归。无论是外国人还是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都将不得不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面对这种正常状态。这就有个相互明智地相处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