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澳大利亚外交官曾对笔者说，他认为美国对于中国还是比较友善的，一个根本性的证据就是美国对中国开放了市场，两国之间虽有摩擦，但美国一直忍受着大量的对华贸易逆差。如果美国真正想与中国敌对，它首先就会关闭这个市场。可以这么说，美国目前对于中国的态度并非完全是为敌的，合作的方面是不少的，但是，中国仍旧明显感到美国的压力。这种感受不仅来自美国在诸如“银河号事件”、台湾问题、贸易摩擦等问题，来自美国对于中国的崛起所持的敌视态度，包括体育崛起（美国大众传媒连篇累牍地攻击中国在体育方面“使用违禁药物”、“不人道的大运动量训练”等，而事实上美国的违禁药物问题也很严重，而美国自己的大运动量训练则被说成是英雄主义行为），而且来自美国在这个世界上所处的霸权地位。应该说，虽然感受到这种压力，中国的反应——无论是政府，还是“民族主义者”、公众——还是十分理性的，这在中美多次关于贸易问题的谈判中，在中国的“民族主义者”有关美国的言论中都可以看得出来。
中国在冷战后的世界秩序中如何生存？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美国作为一个民主国家，对于世界的领导是十分仁慈的，其他国家由美国来管理，甚至好过由本国的专制政府来统治。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大致持这种看法。另一种观点是，不能将本民族的命运交在一个我们根本无法影响——如果说美国人可以通过投票来影响美国的统治精英的话，中国人则不能，因而美国的民主制度在这个问题上对于中国人意义不大——的精英集团手里，无论这个精英集团仁慈与否，以什么方式产生，都无关紧要。这后一种观点是中国的“民族主义”的理论基础，也是任何一个国家的一般公众的民族主义的基础——无论人们是否能够作出这样清晰的表达。统治的精英集团可以仁慈，也可以不仁慈；可以无私，也可以自私，如果被统治者对其没有影响力，则被统治者的命运就完全操在了别人手里。这无论在国内政治，还是在国际关系中，都是适用的。因此，中国的“民族主义”在国际关系领域的一个基本立脚点就是，中国的命运必须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即使美国人十分慷慨仁慈，也不能由他们来安排我们的命运，更何况在以往的交往中，美国人往往十分显地表现出他们对于自己的国家利益的关注。
中国从统治精英到一般公众，必须有国家利益的意识，因此，必须让中国的公众能够听到“逆向种族主义”之外的声音。中国必须在经济上强大，能够保持持续的生存与发展；中国也必须在军事上具备对于来自任何国家（包括美国）的潜在侵略的威慑力量；舍此两点，中国的命运就始终操在别人手中，中国的生存就没有保障。另一方面，中国的国内也必须建立一个法制文明的社会，保障人民的权利，否则，仅以国际关系角度看，中国就不可能强有力到能够达成上述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