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5年重庆大公报社论看谁先挑起了内战?

其实早在一九四五年大公报就指责中共发动内战了。这个大公报是国民党党报吗？NO；是右派报纸吗？NO。 要知道大公报不是党报，办报靠声誉维持生计。大公报主编亲自撰文显然不可能无中生有地说谎吧！


质中共

重庆《大公报》社评 1945年11月20日


     如天之福，我们的抗战胜利了。现距日本宣布投降才三个多月，全国同胞于欣庆
胜利狂欢胜利之后，人人的心头，又笼上一层深忧，又压上一块重铅。其震荡惶惑的心
情，甚至超过抗战期中任何艰难危险时期。为什么？这是因为人人满拟从此得见太平且
为光荣胜利的国民，但是现实的演荡，却是一片战乱凶险的气象。多少人焦急着胜利不
得还乡，更多少人重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复为乱世的鱼肉。明明胜利到来，升平得睹，
纷纷战乱却又相逼而来，谁不为之震荡惶惑？

     这局面怎么来的？在宣传的攻计中，政府说中共争城夺地，自由行动；中共说政
府进攻“解放区”，发动内战。总之，中共是当前局面中的一个主角。我们忧国有心，
与全国同胞同其苦闷。我们对这局面曾一再向政府与中共进言，以期有补于时局，今天
拟特对中共讲几句话。

     今天的局面演成，从文献上寻索，日本宣布请降之初延安总部发布的朱德总司令
的命令是一个根源。那个命令，称为“延安总部命令”，命令各解放区任何抗日武装部
队，得缴敌军之械，受敌军之降，编遣伪军，“对任何敌伪所占城镇交通要道，都有全
权派兵接受，进入占领，实行军事管理，维持秩序，并委任专员负责管理该地区之一切
行政事宜，如有任何破坏或反抗事件发生，均须以汉奸论罪。”这命令，显然与中央的
军事委员会对立，而以独特的统率，从事单独的进兵与受降。全国人看到朱总司令的命
令，都为国家前途担着忧。幸喜蒋主席三电邀请，把毛泽东先生请到重庆，商讨国事，
全国人的心情为之一松。毛先生在重庆住了四十多天，团结商谈连续举行，虽无大结果
，而从一般空气上，从发表的《会谈纪要》上，确曾给予全国人以企求和平，民主，团
结，统一的希望。但事实上，当毛先生留在重庆时，山西的争降战已在开始，津浦陇海
平汉三条铁路的破坏战已在进行。及至毛先生返回延安，广大的北方到处起了砍杀之战
。在这时，山西的长治被八路军攻占了，太原被围攻了。绥东的战事起来了，到现在战
事已迫到了归绥与包头。在这时，豫西曾有动作，鄂北的枣阳被攻占，陕北的三边打起
来，平津近郊，一日数惊。在这时，北方的铁路段段碎，路轨拆掉，枕木毁弃，桥梁折
断，有的地方路基且被扒平。在这时，接收东北无消息，共产党的武力进入了大东北，
山海关方面起了争战。这局面，已够乱了，而还在暖验扩大着。这局面，若说是政府进
攻“解放区”，则范围之大，实不限于原来的所谓“解放区”。若说是为了争受降，则
被攻的傅作义马占山等都是爱国军人，既不是敌人，更不是汉奸。毛先生在重庆时，曾
几度在公开集会上大声的说“和为贵”，“忍为高”；目前这局面，试问中共究曾和了
几许？忍了多少？

     一个国家，于胜利之后，有两个系统的军队争降争地，已绝不应该；而争降争地
复漫无止境，更如何得了？延安总部的命令说：“各解放区任何抗日武装部队，均得?
…、向其附近各城镇交通要道之敌人部队及其指挥机关?…?”这个“附近”要“附近”
到什么地方？遥远的大东北也在“附近”之中。陕北的三边，是在后方，并非敌区，为
什么也打呢？看北方的战乱局面，很给人一种强烈的暗示，是中共意欲凭它的力量，凭
它的武力，做到《会谈纪要》中所要求的陇海路以北及苏北皖北的特殊化。假使做到那
样的局面，那便成了所谓“南北朝”的局面了，国家便被分裂成两半了。要做成那样的
局面，则兵连祸结，要有多少无辜的生命财产遭殃，国家要被糟蹋成什么样子？岂可不
加顾念？纵使力征经营弄成那样的局面，国家真个划成两半了，请问全国人民是否心甘
情愿？请问北方人民是否心甘情愿？共产党应该是生长于人民之中的，要实现这个大意
愿，也应该问问人民的意愿。毛泽东先生在重庆时，曾屡次声言国家应该统一，他也同
意本报“要变不要乱”的主张。今天的局面，很可能把国家弄成不统一，并导国家于大
乱，那岂不也有违毛先生的本意吗？

     凡是一个政党，都是为了争取政权而组成，所以政党要争取政权是应该的。问题
在于应该以政争，而不应该以兵争。以政争，是以政策及政绩决定胜败；以兵争，则是
以武力决定胜败。以政策政绩胜的，是和平民主之路；以武力胜的，则必然是强权专制
，那是祸乱之源，绝对与民主背道而驰，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可能博得众人的同情
，我们所最不敢同情的，是以兵争政。共产党也许要说有兵是一种手段，是一种不得已
。但天下事，绝不可不择手段，手段错了，则一切全错；天下事也绝不可倭诸不得已，
原谅了不得已，就一切都得原谅了。中共可以说，我们的兵是“人民的武力”。这是值
得一辩的。兵是国家的，只有国家有兵，人民不得有兵，也无所谓人民的武力。若使人
民自己可以有兵，则你是人民你有兵，我是人民我也有兵，虽说是“人民的武力”，而
实际是私兵。举国纷纷，尽是私兵，则国家必然大乱。我们主张军队国家化，就是只许
国家有兵，不许人民有兵，也不许党有兵。我这话虽对共产党而言，其实也是对普天之
下的政党而言，凡是政党，都不应该有兵。政争可问是非于人民，兵争则必打到你死我
活，人民都要大量被杀害于争王霸或寇贼的争战中，谁还顾问什么民意？更有什么是非
？事情闹到不论是非专斗武力的时候，那还不天下大乱吗？破坏铁路，陷民生于困敝，
争城争地，而使血肉横飞。无论如何，这不是人民的意思。在世界已进化到运用原子能
的时代，我们还在以驱市人为战的方式打天下，也实在太落伍了。为共产党计，应该循
政争之路堂堂前进，而不可在兵争之场滚滚盘旋。我们希望共产党为国家人民争民主，
争宪政。在这方面，应该一切不让。同时我们也希望共产党放下军队，为天下政党不拥
军队之倡，放下局部的特殊政权，以争全国的政权。与其争城争地驱民死，何如兵气销
为日月光？我们希望中共转此一念，那不但是国家民族的大幸，而延安诸公也将被全国
同胞弦歌丝绣而奉为万家生佛了！

     （原刊1945年11月20日重庆《大公报》）

     参看《简史》350～351页，《通史》（二）10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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