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以来，影响中日关系的事件层出不穷，种种迹象表明中日关系走到了关键的“十字路口”，两国领导人如果不能及时作出调整，中日双边关系就会走入长期摩擦的不稳定态势，影响地区一体化进程。

首先，历史问题是影响双边关系的源头。战后半个多世纪以来，东亚的中日韩三国一直无法摆脱历史的困扰，究其原因在于日本政府对于历史的错误认识。中国和韩国常常将日本与欧洲的德国相对比，认为日本缺乏德国对于历史的反省和批判精神，但只是看到了表面现象而没有发掘出根植于日本文化上的深层内涵。笔者以为，日本秉承错误的历史观有以下的原因：

一是潜意识里对西方列强的反动。日本“明治维新”以前也被迫向欧美列强敞开门户，但是善于学习的日本迅速通过脱亚入欧实现了国家的近代化和现代化，从而成为亚洲的翘楚。客观讲，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弱肉强食的年代，日本在亚洲大陆和欧美列强展开竞争成为历史的必然，日本错误地认为在地缘政治上日本享有优先占有东亚的特权，这正是一战以后日本理直气壮接受德国在中国山东特权的理由，日本吞并朝鲜和台湾乃至后来的侵华战争都认为是一种必然，所谓“同文同种”、建设“大东亚共同圈”现在看来荒谬绝伦的东西在当时的日本统治层均认为是合情合理的理论。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不过是自以为赶走白种人、“解放”亚洲的必然步骤而已。所以即使在战后法庭上，日本的甲级战犯们依然讲日本的命运归结为“败者为寇”的不幸而丝毫不愿承认日本在亚洲犯下的侵略罪行。

二是美国难辞其咎。二战以后，美国占领日本。此后世界局势风云突变，进入了两极对立的“冷战时期”，美国为了阻止共产主义的推进，将日本纳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这体现在对日本社会的民主改革半途而废，起用大批战犯级的政治人物，埋下了日本军国主义败而不倒的隐患。更重要的是，美国主导下制定的“和平宪法”不仅使美国驻军合法化，也使日本避免了大量军事开支而全心全意搞发展。因此，日本成为经济大国的过程也是在美国的庇护下完成的。由此产生的负面效应则是：一是日本对美国并没有感激之情，在内心深处有的是对美国占领的屈辱感；二是美国对日本的网开一面增加了日本国民对“二战”性质的模糊认识，继而产生“二战”不过是胜利者对失败者的占领。最终日本人只记得原子弹在广岛的爆炸而忘了在南京的大屠杀。

三是成为经济大国的日本自认为对亚洲贡献很大，对中国死死纠缠历史问题感到不解。而东南亚诸国在日本的经济援助下悄然改变历史的态度也使日本对中国充满疑惑。

四是日本首相的错误行为证明纠缠历史的其实是日本自己。靖国神社里供奉的死魂灵是早已盖棺论定的甲级战犯，而现任日本首相却将之当作民族英雄来顶礼膜拜，其行为本身不仅说明首相缺乏起码的历史知识，还给日本国民起了很坏的榜样作用，如果日本国民群起效之，日本军国主义就会还魂，周边国家能不警惕？

五是对历史的不尊重导致现实政治的龌龊。去年以来，中日之间的纠纷有慰安妇状告日本政府、日本留学生在西安的下流表演、齐齐哈尔毒气伤人事件和日本人珠海买春事件，加上涉及主权争议的保钓事件外，桩桩件件都和小泉首相一再拜鬼有关。日本人埋怨中国民间特别是网络上的民族主义，但就是没有思考为什么中国会产生反日情绪。如果日本真诚的对历史作出反省，如果日本首相不再参拜靖国神社，如果日本不再否认南京大屠杀，放弃对日战争赔款的中国还会纠缠历史问题吗？重义轻利的中国要的只是日本的一个正确态度，日本连这都做不到，怎么相信日本不会重犯历史的错误呢？

其次，日本对中国的忧惧。随着中国的崛起，日本成为“中国威胁论”在亚洲的强力鼓吹者，在行动上通过减少对中国援助、批评中国的汇率制度来制约中国的经济发展。日本害怕中国崛起挑战日本在亚洲的领导地位，这从日本一直以来在东亚地区一体化进程中说的多做的少上即可看出。但是随着中国和东盟拟定建立自贸区的时间表并签署东南亚和平条约以后，日本在2003年10月迅速和东盟热乎起来，并“毕其功于一役”签署了一系列协议。可以这么说，在日本经济的滞后和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对比中，日本感受到了来自中国的巨大压力，对于中国在历史上的执着，日本害怕腾飞的中国秋后算帐。

其三，中国正在彻底改变仇日态度，日本却无改弦易辙的决心。虽然中国互联网上充斥着仇日反日言论，但中国的主流社会开始以冷静的心态重新评估面向未来的中日关系。

在政府层面，一是2003年5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法国同日本首相小泉会谈时首次没有提出日本对过去的侵略历史进行道歉的问题；二是双方领导人在东盟首脑会议期间发表了进一步合作和密切关系的宣言；三是对小泉参拜靖国神社的谴责保持在最低限度；四是对日本向伊拉克派兵和出动军舰保持低调；五是对民间保钓保持不宣传的姿态；六是允许日本人在不申请签证的情况下前往中国。

在学术和民间层面，一是以马立诚和时殷弘为代表的记者和专家提出了面向未来的中日关系“新思维”；二是有影响的《战略与管理》杂志连续发表文章，呼吁“重新看待日本，进行一场对外关系革命”，而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的刊物《现代关系》则对小泉参拜几乎给予了理解。

中国改变仇日态度的努力有目共睹，这也是中国走向大国之路的必然选择，在未来的地区一体化进程中，缺少了中日的合作很难实现真正的地区整合，而且一个负责的大国也不可能永远呆在历史的围城中而不可自拔，按照邓小平的说法就是：一切向前看。

相较于中国的善意，日本的表现令人失望，尤其是小泉一再公开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让人不可理解，以石原慎太郎为首的右翼分子则一再叫嚣“一夜之间即可造出千百万颗原子弹”，加上日本修改宪法和向伊拉克派兵的作为，亚洲人不能不警惕那个曾经给亚洲带来无尽灾难的罪恶日本又借尸还魂了！

其四，中日“和则两赢，分则俱伤”。但是日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的日本，一方面通过修改和平宪法向海外派兵来实现所谓“正常国家”的愿望，另一方面妄图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来达到政治大国的目的，同时希望在未来的东亚一体化中拥有绝对的主导权，因此对于中国的崛起充满忧惧。无庸讳言，日本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一是日本是中国的援助国，中国得到的官方发展援助中有60%以上来自日本；二是日本是中国最大的投资国，香港亚洲时报在线网站认为2002年底日本对中国的投资已达363.4亿美元。同时，中国经济的发展也带动了日本经济的复苏。2月17日的日本《经济学人》周刊刊发题为《日本经济离开对华出口则不堪设想》的文章，认为日本对华出口（含香港）在日本出口总额中所占比例在2003年达到18.5％，超过东盟和欧盟，低于美国的24.6％。文章认为，2003年的日本对华（含香港）贸易收支出现1.2万亿日元盈余，作者得出的结论是“日本的经济增长是依赖中国的经济增长实现的”。

假使两国陷入政治上的恶吵而波及到经济层面，双方的经济发展不是简单的下滑而是大幅的停顿。有责任的政治家必须意识到这一点。

综上所述，制约两国关系的主要因素无非两个：一是对历史的不同理解而导致现实的不信任，这是困扰两国关系的基本“心结”；二是双方在亚洲领导权的明争暗斗。笔者以为，解决这两个问题的关键在于：

一、中日两国以政府协商的名义共同对历史作彻底的了断。日本可以通过宣言的形式向中国和东亚其他国家对过去的侵略历史作真诚的道歉并承诺将来不再发动侵略战争，中国和其他国家则不再追究既往历史并对日本成为“正常国家”的行动表示理解。

二、在东亚一体化进程中中日借鉴法德两国在欧盟中的经验，关键是中日两国摒弃前嫌，形成地区整合的核心。一句话，在妥协中先求得双赢，然后再实现地区整合的多赢局面。

三、日本改变亲美遏中的国策，只有实现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才有资格成为“正常国家”。

乐观的是中日两国的政治家都意识到在全球化进程中协同发展的必要性，不过政治上的理念仍需上升到实践的层次才能有所收获。未来中日关系的走向如何，不仅是两国政治家的私事，也是本地区和全球维持和平稳定局面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