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僚精英群体的构成及其内部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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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解放和蒋介石的垮台，使得新中国的政权建立提上议事日程。在抗战和解放战争期间，虽然通过延安整风和加强纪律性的教育，但是在实际上由于地域的彼此分离和作战任务的相对独立性，各个根据地的党政军人财物在管理上，还是存在着实际上不可避免的山头主义。

新中国的政权机构就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开始组建的，中央政府实际上是以刘少奇领导的北方局和薄一波领导的华北人民政府为主体建立起来的。而各个地方局和省政权的建立，在官僚精英群体组成人员的来源上看，华东局各省主要是三野军转人员为主（陈毅、粟裕部下），东北局和中南局主要是四野（林彪部下），西南局是二野（刘伯承邓小平部下），西北局、华北和内蒙是一野和华北兵团专业人员占据优势（彭德怀部下和聂荣臻、杨成武部下）。由于战争年代的军队内部需要令行禁止的高度一致作风，因此这个深刻地影响到人员组成上的派系和势力分野。此外地下党员和知识分子，乃至旧政权留用人员，也占有相对较小的成分，但是在局部地区往往还占有一个相当大的比例。

实际上自从新中国成立之后，官僚精英群体内部就同时开始了基于权力和位置争夺的政治斗争，这种斗争除了和西方国家一样，往往以政策主张和信念为依据划线之外，还要加上新中国刚刚成立，从战争年代遗留下来的官僚精英阶层的群体分野，也顽强地表现出来。这些具有政治权力斗争性质的争夺，往往被共产党自己界说为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而长期忽视了对参加者基于自身政治利益诉求，而主动参与的一面。实际上，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间，就有许多当权派利用这次机会搞党同伐异，最明显的表现在河南省，原来的淮阳地区和商丘地区合并之后，商丘地区的干部在省委第二书籍吴芝圃等人的支持下把淮阳地区过来的干部打成右派；而吴芝圃自己则在中央刘邓等人控制的组织部系统的支持下，一举把平原省合并过来并担任省委第一书记的潘复生等人排挤掉。而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纯粹是“五风”干部联合起来，在上至中央的“五风”源头刘邓等人的支持下，进行了一次通过“指鹿为马”测试之后进行的大规模清洗和换班。“四清”演变成按照 “桃园经验”展开之后，也是一次试图建立和强化上下级之间父子或者猫鼠关系的努力。这些权力斗争过程，都是依托垂直的组织系统，在同级或者下级之间进行的清洗过程，目的是要建立起上下勾结良好的组织体系，在文革期间被学生造反派抨击为“黑帮”。

1950年代，对中央一级权力分配格局不满的情绪，主要集中在军队干部群体中，并且以有军功的干部对无军功干部的高权位不满表现出来。因为中央政府的组建主要是以刘少奇薄一波系人马为主，因此对中央一级政治权力分配的不满，往往就表现为对刘少奇等人的非议。1953年的高饶反党集团，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代表四野、三野、一野的部分政治势力，要求重新划分中央一级政治权力的诉求。当时的背景是毛泽东在内部吹风中已经提出要退居二线，而且毛泽东还对刘少奇在工作方法方面有一些不满意的地方，这样高岗等人就认为自己虽然不敢与毛泽东比，但是和刘少奇还是有得一比，应该轮流坐庄。当时出面支持高岗的明里除了饶漱石之外，暗里还有一野的彭德怀等人。而极力支持刘少奇一方的除了邓小平、陈云之外，还有周恩来。在这一次斗争中，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的阵线非常分明。最后取到决定性作用的还是毛泽东，毛认为刘少奇政治上比军队干部强，最后支持了刘少奇他们一方继续掌权，某些人就借机对挑战者高岗等人给予严厉制裁和打击。

1959年的庐山会议，被一些有心人描绘成毛泽东不容许不同意见，这个说法很难站得住脚。彭德怀于7月14日递上万言书，万言书中的内容就其看问题的深度和广度而言，远远不如庐山会议前期所讨论问题的深度，也没有超出毛泽东开列的19个讨论问题的范围。信中指责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被认为是大大地冒犯了毛泽东，但是7月23日毛泽东自己在会上讲话，实际上承认了自己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不过为自己做了一些辩解，还说马克思曾经预言说资本主义很快就要灭亡也是同一性质。许多人喜欢把毛泽东描述成听不进别人意见的大独裁者，但是毛泽东已经出版的书信、讲话和著作，都完全是一种可以商量的口气说话，即便是在军事指挥问题上，也常常附带说明如果有不同意见请提出反驳。庐山会议上彭德怀被挑落马下，显然与他的万言书无关，更与冒犯毛泽东没有关系，这毫无疑问是具有另外的重大原因的。

对于庐山会议，毛泽东后来于1966年10月24日《在中央政治局汇报会议上的讲话》中说“邓小平从来不找我，从1959年到现在，什么事情都不找我。五九年八月庐山会议我是不满意的，尽是他们说了算，弄得我是没有办法的。”在邓小平时代春风得意的“党内高层非毛化专家”李锐在《庐山会议实录》书中也有所透露：“（1959年）８月１日，常委会上，毛对彭德怀说：‘我６６岁，你６１岁，我快死了，许多同志有恐慌感，难对付你，许多同志有此顾虑。’” （１９３页）根据王震后来的回忆，在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就跟斗地主一样，这些“斗地主”的参加者，恐怕不是出自毛泽东的授意和安排，结合毛泽东和李锐的说法，那些基于政治利益的主动性并且“有恐慌感”的人，恐怕还是大大地有所表现。而且后来给彭德怀反党集团的定性是“高饶反党集团余孽在莫斯科朋友的帮助下闹了一场风波”，已经跟信件完全没有关系了，而是在算老帐和新帐，而新帐却是与信件内容无关的彭德怀在国外访问的表现，如果还说有什么疑问的话，恐怕就是毛泽东必须为“有恐慌感”的那些人吃定心丸，继续为他们掌权创造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如果说1953年是高饶等老军头，在政治利益驱动下的主动出击，要求重新划分中央政治权力格局；1959年看起来象是有些人充分把握机会，反过来对老军头进行的主动出击，以维护既定的权力格局的稳定性。

相反中共当权派内部权力斗争的激烈性，不仅表现在中央一级，而且在地方也同样，并且相互对垒干部群体也是大同小异。1950年代陶铸和赵紫阳在广东大搞反对地方主义小集团，牵涉的人数多达5万，这在相当程度上把广东省的政治权力重新分配了一遍。这个运动的主题就是南下干部反对非南下干部（主要地下党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包括留用的旧人员等），就是权力格局中心的强势集团，发动的要求得到更多权力的清洗运动。在湖北曾经长期存在南下干部，揪住新四军五师干部的历史问题不放，这显然也是要在政治上矮化对手，因而具有权力再分配性质。

在文革期间，一些官僚精英群体内部矛盾和争夺比较严重的地区，都发生了后来称为“特大冤案”的政治利益重新分配事件。在这些冤案中，没有例外的是一些人被淘汰出权力中心，而另外一些人则趁机补充进来，并占据空出的高位。如云南的赵健民特务案，有3万多人挨整，14000余人被迫害致死，是文革期间的第二大冤案。这个案件实际上也达到了重新划分云南省政治利益的目的，着手实施的实际上就是从前的刘伯承和邓小平部下，得益者也是他们，而被打下去的多数则是留用的旧人员和原来的“边纵系”人马。因为云南的卢汉是起义的，云南政权中间留用的旧人员比较多。此外“内蒙古人民党冤案”号称是文革最大冤案，实际上起作用的也是军队转业干部和地下党干部的矛盾，同时还伴随着汉族干部和蒙族干部的矛盾。这个案件的幕后人物实际上也指向杨成武，后来杨成武在接受权延赤采访的时候，也大致上如实地指出了云南和内蒙冤案的积极制造者和矛盾利害关系双方（参见《龙困与微行》）。没有例外的是，优势群体打击弱势群体，目标是重新划分政治权力格局，参加者并非都是由于秉承上面的所谓“错误指导思想”，而主要是出于自身现实的政治利益诉求。

而且文革的方向最后决定性地被误导为清查历史问题，明显地与老军头势力强大的影响直接相关。毕竟在战场上冲锋陷阵的人，屁股比较干净，而且历史也容易说清楚，或者说比较清白，这样的过程最后的结果只可能是对地下党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带来严重的不利。毕竟政治就是被定义为基于整体利益的操作和安排，对整体利益的背弃实在是再好不过的借口，抓叛徒就是要抓那些背弃整体利益的人士，这个说法在逻辑上和现实中都非常容易为人们所接受。

在1970年代清理完四人帮的“黑爪牙”之后，在1980年代又进一步清理了“三种人”，许多军队出身的老干部，都在1980年代陆续进入干休所或者顾问委员会，退出权力核心。由于这样的清理过程，仍然无法足以根本保证邓小平放开手脚大搞“改革开放”。因此需要强有力的更大规模的换班，由于邓小平个人权威的不足，加上毛泽东选定的道路也不是那么容易被轻易否定，因此需要在组织路线上实现开创性的调整。这就是在“知识化和年轻化”的名义之下，大力提拔知识分子干部进入权力中心，而且在“规范化和法制化”的轨道上竭力膨胀政府部门和权力机构，本来原来政府做一个决定原来只有30个人有表决权，邓小平通过这样的方式提拔300人进来，这样的原来的权力结构就不能不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这个过程具有一石二鸟的功能，一方面把不听招呼的老干部老军头边缘化，把他们在既有的权力中心的决定性影响冲淡；一方面把精英阶层整体化，原来站在体制外对官僚精英群体通常持批评态度的知识精英群体，现在已经是一家人了，实现了融合。这样精英主义道路不是经过论证和说服过程，而是通过权力中心组织路线的保证下进行的，在主流意识形态不做调整的情况下，迅速改变执掌国家政权的官僚精英群体的性质，来改变国家发展的战略方向。结果还没有到艾奇逊所指望的第三代第四代，和平地改变国家性质的事情就已经发生了。

在这个过程中，一些愚蠢的知识精英希望彻底否定毛泽东，而邓小平显然比他们高明，知道毛泽东绝对是不能彻底否定的，是毛泽东而不是任何别的什么人作为一个符号象征，代表着共产党曾经是人民翻身得解放的时代化身，这是一份无法简单复制的巨大财富。一个最狡猾的继承人，总是希望继承财产同时赖掉债务，而毛泽东时代共产党人对工人农民的承诺无疑就是这样一笔债务，相反毛泽东那一辈共产党人，从革命战争年代到新中国成立之后都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在人民心目确立的威信，无疑是执政所必须的巨大无形财富，这一财富对于没有选举那样的程序合法的执政者来说，就是其执掌政权的全部合法性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