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经济合作谁执牛耳？

● 陈峰君

　　从经济发展速度、经济结构变化以及市场投资占有率来看，日本已没有足够条件充当亚洲的带头雁，而中国则已具备给东亚经济起主导作用的条件。不过，作者认为，中国必须在东亚地区合作框架中，跟日本、亚细安、韩国处理好关系，特别是与日本的关系，而中日共同主导东亚合作应是来来的趋势。

　　日本自60年代以来一直充当亚洲经济发展领头大雁的作用。战后东亚经济发展呈现出传输扩散与联动互补效应，通称为“阶梯式连带型的发展”或“雁阵模式”。这种“雁阵模式”，以日本为雁头、以亚洲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为雁身、以亚细安和中国为雁尾，从而确立了日本在亚洲的核心和主导地位并登上了世界经济大国的地位。

　　“雁行模式”通过梯度产业转移，拉动了东亚国经济的起飞和发展，也推动了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亚洲“四小”从中获得了经济的腾飞并步入新型工业化国家（NIEs）的行列，亚细安和中国也步入了经济的起飞阶段。

日本领头大雁的作用已失效

　　然而，自从进入90年代以来，日本作为“雁行模式”中的领头大雁，虽然依旧保持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地位，但其在世界特别在东亚的作用今非昔比，确切说，其在东亚的主导地位已发生动摇而不复存在。原因在于：

　　其一，日本难以为国际资本的增值和技术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机遇和条件。

　　据统计，全世界在日本的直接投资仅32.7亿美元（韩国为54亿美元），只占世界直接投资额的1.5%，甚至不到在美国投资额（1933.7亿美元）的小零头，远远低于中国，大约仅是中国的1/12。

　　其次，日本经济发展停滞、缺乏竞争力。

　　进入90年代，日本GDP实际增长率从80年代的4％下降至l％，人均GDP增长率从3％下降到l％。90年代日本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降至80年代的一半，仅为1.3%。在几个发达国家（日美英法德）中倒数第一。据日本经济中心统计，1990年日本潜在竞争力排名第3（80年代排名第4），但到了2000年时，则排名降至第16位。

　　其三，“雁行模式”陷入困境。

　　由于同国外技术交流保守和技术更新迟缓，以及东亚其他国家技术水平的迅速提高等原因，日本对东亚各国的产业转移处于停滞状态，“雁行模式”难以运作。

　　由于过分强调出口导向和依赖日本，造成出口加工部门畸形发展，内部市场扩大缓慢，内部梯次结构受到破坏，同类结构制造同类产品，市场扩展缓慢造成竞争加剧的严峻局面。

　　以机械机器类产品为例，由于按照“雁行模式”共同发展同一产业部门，目前不仅早期发展起来的亚洲“四小”的产品返销日本，就是较后发展起来的亚细安和中国的产品也大量涌人日本。中心（日本）—半边缘（韩国）—边缘结（中国）经济结构模式己成为历史。

中国己具备主导东亚经济合作条件

　　与日本上述情况相比，中国则具备了主导东亚经济合作的基本条件：

　　其一，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

　　在世界经济处于低迷的情况下，只有中国一枝独秀，保持每年7%至8%的高增长。加入WTO后，中国将成为亚洲最开放、最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发展潜力的国家，并通过资本扩张、企业积聚和技术积累，成为拉动地区经济发展的火车头。

　　据估算，在未来10年，中国完全有能力保持GDP每年8％左右的增长速度。据日本经济企划厅分析，中国加入WTO，可带来GDP5％的增长，也能够给日本带来0.5％的增长，给韩国带来0.6％的增长。

　　其二，中国成为亚洲最大投资市场。

　　中国事实上已经成为世界经济新的增长点和国际跨国公司的滩头堡。1998年，中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437.5亿美元，仅次于美国1933.7亿美元和英国的674.8亿美元。在世界排名第三位。

　　加入WTO后，将促使中国经济进一步朝着现代化、法制化和国际化的方向发展，从而增强投资者和消费者对中国的信心。在新世纪，中国将成为东亚乃至全世界经济最为活跃和最具有发展潜力的国家。

　　其三，中国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

　　90年代以来，大量国际资本和技术进入中国和中国自身知识技术资本经济的迅速发展，使中国经济结构从原来的劳动型产业结构转化为技术、资本密集多层次、多元化的结构。

　　中国加入WTO后，这种结构进一步深化，从而将导致中日韩三国间由原有的垂直分工结构向水平分工结构不可逆转地变化，也使以往所谓的东亚经济发展的雁形模式的发展成为历史。

　　这种结构的变化也无疑降低了中国对日本资金和技术的依赖度，即由以往中国对日本的资本和技术的依赖转变为未来日本对中国发展机会的依赖。

　　总之，在发达国家的市场已经基本饱和的情况下，中国这个拥有13亿人口的巨大市场却蕴藏着无限商机。

　　其四，中国—亚细安贸易区的建立标志着亚细安中国东亚经济合作中的主导作用。

　　中国入世和建立中国－亚细安自由贸易区的步骤，标志着中国外交思维和实践发生实质性的转变：即从“置身事外”转向“作用其中”，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这种角色即可理解为在东亚地区经济合作中的主导作用。亚细安国家在事实上己对中国的这种主导作用的认可，中国经济的发展及主导作用对亚细安只有益处，没有丝毫威胁。

　　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能否带动地区经济的发展，能否为国际资本和技术提供良好的环境。主导地位不是喊出来的，而是靠实力、正面影响力、吸引力以及号召力，而且能被他国接受和认可，有利于世界和地区繁荣和稳定，因而是积极的。

东亚未来合作应是共同主导

　　主导而非领导，领导乃是一种权力约束。主导也非仅一家，中国应反对排他性的主导。正如北大张锡镇教授在《中国入世和中国—亚细安自由贸易区》（《联合早报·言论》2001年11月28日）所言：核心国至少是两个，因为一个核心国很容易使该组织沦为自己的附庸，如南亚地区合作联盟；或者是使该组织产生离心力而分崩离析，如前苏联的经互会。而两个核心大国的携手合作，共同发挥主导作用则是一个地区组织成功和稳定发展的重要保证。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便可印证。

　　短期看，中国无疑可以执东亚经济合作牛耳，因它将起核心或主导作用。但从中长期目标看，在东亚地区合作（东亚共同体）框架中，中国应同日本、亚细安、韩国处理好关系，特别是与日本的关系。

　　日本是本地区最大的经济体（GDP达4万多亿美元）实力与技术水平在东亚无可取代，完全可能在10年内再次辉煌。那时中日应共同主导东亚共同体。在共同主导合作中化解彼此矛盾，并发挥日本的独特作用。中日共同主导东亚合作应是来来的趋势。

　　对于韩国和亚细安力量和前景亦不可低估。如果朝鲜半岛和平统一，其实力若接近日本，或者如果亚细安经济发展重新崛起，其实力和作用赶上或超过中国，那么未来的东亚共同体将可能是中、日、韩、亚细安来共同主导或其中的二三家共同主导；关键看哪家的实力与作用大。而这种实力与作用不是一成不变的。追求一国永远称雄于东亚的思维方式似乎并不可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