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似乎无需论证的观点是：美国利用二战确立了在全世界的霸主地位。这个观点并非没有道理：二战中美国在欧亚两个战场上都成为主力，而且，即使在以苏联为主力的欧洲东部战线，斯大林也许是一时客套，他称如果没有美国的大力援助，战胜德国法西斯是不能想象的。至于太平洋战场，美国独力消灭了日本的海空军，并歼灭了日本陆军主力。战后日本厚生省援护局统计的数字，日本军人死于与美军作战的有1，587，814人；如果加上在中国战场被美国空军击毙以及印缅战场被中美联军击毙，这个数字约为188.8万人；分别占二战中日本军人阵亡总数239.2万人的66.38%和78.9%。上述数字不包括非军事人员。

　　尽管如此，二战结束后美国并未获得、也未曾企图获得世界霸权。一个主要的原因是罗斯福提议、斯大林赞同的“四大警察”共同维护战后世界和平的政策；另一个原因在于美国国内回归孤立主义的势头上升。美国人民普遍认为胜利后美国应该管好自己的事情，照顾西半球的和平就已经足够，对于欧洲以及世界其它地方，应该让那里的人民自己去打理。虽然有继续推行理想主义的意见在争辩，但左右不了美国的主流意识。

　　曾任苏联外交部长和苏共政治局战后安排委员会主席的李维诺夫认为：“冷战的原因，是莫斯科教条主义地坚持认为共产主义世界与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斯帕尼尔著、段若石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外交政策》，第97页。）这指1946年2月9日斯大林在莫斯科选民大会上的演讲。他在演讲中称，马列主义并没有过时，只要资本主义制度还存在，战争就不可避免。苏联人民必须对战争有所准备，发展基础工业，削减消费品生产。和平是不会有的，国内的和平和国外的和平都不会有了。美国《时代》周刊称之为“自对日作战胜利以来一个高级政治家所发出过的最好战的声明。”1945年开始，斯大林违背雅尔塔、波茨坦两次协议的约定，逐步地、谨慎地蚕食东欧，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拉科西称之为：“萨米拉熏肠”战术。即以苏军压阵，把秘密警察交给共产党人，以其来折磨和威胁非共人士，瓦解他们的斗志，实现用苏联路线控制仆从国家。到1948年基本实现了目的。其间并非无懈可击，但美国没有理会邱吉尔等的大声疾呼，甚至连简单的外交抗议也没有提出。美国没有打算以军事力量介入世界其它地方的纷争。对日战争刚结束，美国就退出与英国的特别亲密合作关系，撤销了盟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组织。就连在德国的占领区，也各自为阵。1945年8月21日，杜鲁门连看也没看就签署了利.克劳利草拟的命令，停止租借法案，闹出轩然大波来。

　　斯大林的演讲还引起了著名的“凯南意见书”以及邱吉尔的“铁幕演说”，舆论普遍认为这些纷争意味着“冷战”开始。美国总统杜鲁门于1947年3月发表了“杜鲁门主义”：“在当前世界历史关头，几乎每一个国家都面临着两种生活方式的抉择”：“一种生活方式建立在多数人的意志的基础之上，其特点是自由体制，代议制政府，自由选举，保证个人自由、言论和宗教信仰自由，以及不受政治压迫的自由。第二种生活方式以少数人把意志强加于多数人为基础，依靠恐怖和压迫、受控制的新闻和广播、指定选举和取消个人自由”。“美国的政策必须支持那些人民，他们正在抵抗武装起来的少数人或是外来压力企图加于他们的奴役”，“必须援助自由人民以自己的方式来规划自己的命运。”他似乎满足于东欧以外的欧洲国家的复兴，让西欧自己具备自我保护的责任。

　　在中国，美国也奉行完全不支持蒋介石独裁政府的政策，极力撮合国共两党建立联合政府，最典型的案例就是马歇尔使华。1945年12月15日，杜鲁门总统为马歇尔壮行而向世界宣布：除非美国的忠实盟友中国允许共产主义份子进入政府，否则美国将切断援助；1946年7月29日，鉴于中国内战爆发，美国正式实施对华军火禁运；几乎同时以拖延讨论的方式使议会讨论的《军事使团法案》、《援华法案（俗称“美国军事援华法案”）》成为废案。后来在麦卡锡主义猖獗时，包括罗斯福、杜鲁门、马歇尔、艾奇逊等都受到指责或调查，称他们“丢掉了中国”。

　　美国的军队从1945年的1210万人，到朝鲜战争爆发的1950年6月，减到不足160万人，约减少87%；1950年预算军费开支计划也减少到1945年的1/8，约110亿美元。而且，重要的有训练的人员基本复员，整个美国军队处于难以紧急动员的状态，究竟维持一个什么样的军事力量，美国高层陷入争吵之中。时任国防部长的詹姆斯.福雷斯特尔在日记中写道：“在三军之间关于军事组织的瘫痪性争吵获得解决以前，要制定一项长期的军事计划或政策，要正确地决定所要保持的军事机器的体制或结构，或者要首尾一致地、深谋远虑地应付这个机器当其存在时就应当解决的根本性的政治军事问题，都是不可能的。”对美国军事状况的疲软极度不满的福雷斯特尔反对杜鲁门把国防开支限制在150亿美元以下，但无用。他终于因为忧思强烈患上“精神衰竭症”，于5月22日自杀在医院。新任国防部长路易斯.约翰逊按照杜鲁门的意旨取消了新航母《美国号》的建造计划，导致海军部长辞职；接着他又削减军事预算14亿美元，对此极度愤慨的参联会主席布莱德雷说杜鲁门“无意间以一个精神病人取代了另一个精神病人。”杜鲁门的解释是：“我们必须尊重我们的对手。我们必须懂得，在很长很长的一个时期内，他们将继续相信他们所做的事情；而在很长很长的一个时期内，我们都将居住在这个巨大宇宙空间中的旋转着的星球上。”美国的反对意见充分表达于《生活》杂志上，它评论道：美国正以一支64万人的作战部队对付苏联的260万人，一个美国师要对付30个俄国师；美国一年生产1200架飞机，苏联生产7000架；在美国唯一占优的海军方面，苏联潜艇是美国的3倍；美国国民收入的3%用于军费，苏联则用25%。

　　约翰逊的精神面临崩溃是确凿无疑的，他需要面临两个方面的压力。一方面是总统方面来的限制国防开支、避免一切军事冲突的意见；另一方面要面对国内强硬派的指责，不用说别人，仅杜鲁门本人在1949年一年内就接获1925项书面或口头的威胁。麦卡锡主义就是在这个特殊年代产生的。当苏联爆炸了原子弹，美国高层讨论是否发展氢弹并发生剧烈争论的时候，约翰逊终于歇斯底里发作，最终失去国防部长的职务。一连两届国防部长精神崩溃，还有一位自杀，可见美国高层当时的矛盾状况。

　　1949年4月4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协议在华盛顿签字。这是美国宪法签署以来美国参加的第一个和平时期军事同盟，但它是一个防务同盟，10个签字国承诺：对其中任何一个国家的进攻都将视为对所有条约国的进攻。欧洲盟国担心苏联扩张，这种担心是有历史依据的：斯大林与希特勒瓜分了波兰；随后发动对芬兰的战争，抢掠了大片芬兰领土；接下去吞并了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二战中又侵夺了东欧的土地；在中国取得沙皇夺取的基地与租界，并且正是西方国家接连放弃中国租界的时候。战后苏联一度对土耳其提出领土要求，企图控制达达尼尔和博斯普鲁斯海峡；然后干涉伊朗内政，甚至还要控制利比亚。

　　欧洲要求美国军事介入欧洲，美国却以马歇尔计划帮助欧洲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甚至驻在德国的占领军也只打算完成占领期限就撤退。对日本的占领也采取同样的做法，而在南韩的美军已经撤退完毕。到1950年初，美国仅在菲律宾有军事基地，但没有保证一定使用；在英国有一个军用机场；在沙特拥有飞机过境权及一些设施。除此之外美国在世界其它地方并没有军事存在。

　　面对斯大林连续不断的、咄咄逼人的扩张态势，美国的基本反应是退让。它奉送了东欧；认可了德国的分裂；促使西欧自己联合起来保卫自己。直至1950年1月5日和12日，杜鲁门总统与艾奇逊国务卿分别发表谈话，正式宣布放弃对台湾、韩国的保卫责任和任何军事方面的援助。艾奇逊甚至说：“至于太平洋其它地区的安全，我们必须认清，没有人能保证这些地区不受军事攻击。但我们也必须同时认清，在实际关系的范围内，这种保证简直是不合常理或没有必要的。如果发生这种攻击――人们很难说出这种武装攻击可能来自何方――首先就必须依靠受攻击的人民起来抵抗，然后再依靠整个文明世界根据联合国宪章所承担的义务。对于任何决心抵抗外来侵略、维护本身独立的人民说来，这个宪章迄今没有证明是一纸不可依靠的空文。”依赖联合国来解决军事侵略问题显然成为杜鲁门政府的决策。7日，杜鲁门公布了1950年的国防预算：135亿美元。

　　这两个有关东亚的声明，明显地是对毛在莫斯科访问的一种表示，美国不希望中国倒向苏联一边。它们一公布就引起强烈反应：莫斯科与蒙古抗议美国的污蔑；毛泽东也挖苦了美国一通；美国国内更是沸反盈天，指责之声不绝于耳。而且杜鲁门政府显然没有达到目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还是于2月14日签字。选定西方的“情人节”结盟，多少给美国人一点酸溜溜的感觉。于是，3月15日艾奇逊在旧金山共和俱乐部又发表声明：
“（中国人民）应该了解，不管在他们自己国内发生了什么事情，如果他们受新统治者的驱使而在他们的边界以外进行侵略或颠覆活动，那么，他们只能给自己和在亚洲和亚洲以外的朋友带来严重困难。这种冒险行为不仅违反中国人民的每一项传统和利益；而且也违反联合国宪章的宪章旨在维护的和平。我这样说是为了在美国的态度上不致产生误解，是为了杜绝对这种态度进行歪曲的机会，同时也是为了使全中国人民知道，如果进行这种冒险的话，谁将担负全部责任。”美国在此宣布了它承担了保卫亚洲非共产党国家的被动而且抽象的义务，侧重于警告中国军队不要越过边界，即使发生这样的事情，主动与责任仍在本地政府。至于美国，艾奇逊并没有承诺它会作出军事干预的义务。这与它在欧洲承担的义务相仿佛，都是一种防卫性的义务，或者甚至只是某种简单的威慑或恫吓。美国国内哗声四起，反对派攻击杜鲁门政府软弱无比。

　　1950年1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开始对世界形势，主要是苏联侵略的可能性进行评估，得出了与美国政府相反并且非常急迫的结论。这就是著名的NSC－68号文件，这份文件抨击了美国目前的军备贫弱状态，认为在1954年苏联的核力量就足以抗衡美国，美国的优势已经处于严重危险之中，根本不足以应付苏联方面发动的任何战争。报告要求美国必须立即大规模增加国防经费，以满足美国军事力量改变现状的需要。4月7日这份报告提交杜鲁门，25日安全委员会与他进行讨论，提出400-500亿美元的国防开支计划。当中国的文人们颇具雄辩姿态地把这个文件作为美国侵略野心证明的时候，他们隐瞒了一个结论性的历史真实：杜鲁门拒绝做出决定，然后把报告锁进了抽屉。

　　朝鲜战争的爆发，使美国决策层摆脱了犹豫不决的痛苦状态。杜鲁门立即做出决定，美国连同联合国一起，迅速地介入朝鲜战争，他们认定这是苏联发动的进攻试探。战争的进程我们无需讨论，1951年4月19日开始的对麦克阿瑟的听证会，其实是美国国内对于美国在世界上应该扮演什么角色进行的辩论。这场辩论实际上一直持续到朝鲜停战协议签字才不了了之。这场辩论至少得到一个共识：朝鲜战争以前美国的军事准备政策是错误的，美国必须维持一个具有结实基础的军事编制。美国的军事开支从1950年的130亿美元增加到1951年的224.4亿；1952年459.63亿；1953年518.3亿，并且连续保持在这个水平上直至60年代。到90年代，这个开支超过3000亿美元，并保持在这个水平上。

　　当我们的宣传铺天盖地地欢庆胜利的时候，美国佬正忍气吞声地品尝“失败”的苦果，这个苦果就是把与苏联仆从国的屈辱战争冻结在“三八线”上，腾出手来准备应付世界性战争的军事力量。艾森豪威尔政府改变了杜鲁门政府的政策，杜勒斯以“大规模报复”计划对付一切由苏联挑起的战争行动。虽然朝鲜已经停战，但美国政府宣布因此而把军事编制恢复到朝鲜战争以前的水平是极不安全的。美国着力于建设远程核打击能力，从此确立了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1952年6月美国国防部长半年度报告说：“1950年6月，当共产党进攻大韩民国的时候，美国人民决定重建他们的军事力量。两年以后，美国有了三百六十三万六千名男女武装人员――在此期间大约增加了二百二十万名”；“我们重整军备计划的基本目标，是在朝鲜战争开始时宣布的。这些目标今天仍维持不变。简单地说，这些目标就是，提供合理的防御力量，作为对抗战争的一种威慑；在这种战争一旦爆发时，提供保护，防止灾难；建立一种动员的基础，以便在需要的情况下能迅速扩充。”这个报告还具体介绍了霸权的实力基础：“在人力目标方面，我们已经达到了原定在1952年财政年度结束时达到的目标，在两年的时间内把武装部队的人力增加两倍半，并且显著提高了战斗部队的作战能力。陆军已经从10个师和11个团作战单位――全部低于平时名额而且没有作战支援单位――增加到20个师和18个团作战单位，其中大部分都具有作战能力。陆军的军事人员从大约60万人增加到大约160万人。海军人员从少于40万人增加到大约80万人，而军舰则从200艘增加到400艘。巨型航空母舰的数目增加了一倍，从而使海军航空队增加了7个航空母舰分队。海军陆战队从75000人增加到23万多人，组成3个师和3个飞行联队。空军从48个大队增加到95个联队，并正朝着143个联队的目标扩充，而空军官兵的名额则已从两年前的4万多人增加到1952年6月30日的98000人。”这场战争使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从政治军事同盟变成了真正的军事机构，艾森豪威尔成为它的第一位总司令。还在朝鲜战争进行中，1952年2月的里斯本会议，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决定：1952年底前发展50个师的兵力准备，1953年增加至70个师，1954年发展为97个师。并且确定，倘若这些地面部队仍不足以遏制苏联的进攻，美国为首的战略空军将直接实施纵深打击，包括有限核打击。其目标远及苏联腹地直至乌拉尔。它的标准军事机构性质从1950年一直延续到今天，并且在四十多年后拔除了欧洲最后一个共产主义据点――南斯拉夫。

　　到1955年，美国在世界26个国家设立了450处军事基地；因为朝鲜战争，除拉丁美洲之外有二十个国家与美国签订了政治军事同盟条约，甚至连铁托的社会主义国家南斯拉夫也在1951年与美国签订了《共同防御援助协定》和《军事援助协定》，使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得以确立；改变了对德国、日本的政策，把原来的遏制政策变成扶持政策，使之武装合法化并纳入美国的军事势力范畴。1949年美国对其盟国的援助总额58.59亿美元，其中军事援助为2.1亿美元；到1953年，援助增加至63亿美元，其中军事援助为42.51亿美元。比例由3.58%上升到67.48%。

　　这一系列措施使苏联新领导人改变了斯大林原定的政策。1954年2月，马林科夫首先指出：与美国开战的结果不仅是“消灭资本主义”，同时也将消灭人类文明；1956年2月29日莫洛托夫正式向政治局提出绝密报告，严厉抨击米高扬认为朝鲜战争已经使美国丧失优势，只要利用民族主义情绪鼓动亚非国家，苏联阵营就可以压倒美国赢得优势了。

　　莫洛托夫指出：“我们不久就会中美国人的计。我们现在坚持这些浮夸的观点和策略，其实我们越奉行这些观点和策略，就越加强了那些我们对之没有实际控制权的非共产党政府。”“我们已经上当了。美国人就要带着金钱、技术人员和传教士来到这些苦难的地区；而那里的人民将欢迎他们回去。”莫斯科统一了认识，他们发现：中国的经验是靠国内战争加上外来战争才使国民党垮台的，斯大林曾经企图以中国的经验使那些非共产党国家夺取政权已经行不通。苏联必须以迅速发展自己的经济与军事实力，对穷国采取支持和援助方式才可能壮大社会主义阵营并得以与美国阵营抗衡。

　　这实际上断绝了中国成为世界革命领袖的希望。1957年11月，毛泽东亲自访问苏联，终于明白了这一点。他在各国共产党第一次大会上颇为辛酸地说：“我们中国是为不了首的，没有这个资本。我们经验少。我们有革命的经验，没有建设的经验。我们在人口上是个大国，在经济上是个小国。我们半个卫星都没有抛上去。这样为首就很困难，召集会议人家不听。”以他的个性，正如他1948年迫切希望访苏时告诉叶子龙的：“太阳出来了。我要与斯大林同志谈谈东方日出的问题。”为了这个“东方日出问题”，毛泽东下定决心超过苏联。于是，大跃进、搞一点原子弹、同苏联翻脸。

　　在冷战持续期间，苏联所起到的唯一作用就是促使美国快速发展，除此之外再无任何作用。1991年圣诞节，苏联正式解体，美国从此失去了这个强劲对手。当时担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鲍威尔将军说：“我已经失去了杀敌的力量，因为我已经没有了敌人。”1996年底，克林顿赢得第二次大选后宣布：“今天，地球上2/3的国家和一半以上的人民处在由本国人民选出的政府的治理之下，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美国有今天，朝鲜战争是转折点。曾经担任过两天代理国务卿的美国资深外交官查尔斯.波伦总结道：“正是朝鲜战争而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把美国变成一个世界范围的军事――政治大国。”应该有些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