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危急状况，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有效治理的恢复，以及核技术的被掌握，而得到了基本缓解。然而，即使是今天，我们也还不能说，中国或中国人的生存危机已经完全消除了，况且，随着信息技术革命的来临，新的一轮挑战又开始了。

李光耀曾在一次采访中对《时代》周刊的记者说：“这不是唐代或汉代的世界。这是一个人类的生存本身都没有保障的世界。”对于中国来说，则生存尤其没有保障，因为中国还没有从工业革命的落后中完全恢复过来，现在也不处于信息技术革命的前端。

中国的进步及前进的起点

有一种说法，说是在信息时代，“大家都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了，这种说法如果不做严格界定，就会成为一种误导。

实际上，当我们进入信息时代时，大家并不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站在最前面的是第一集团，这里面几乎是清一色的工业革命先进国（从这个角度看，信息技术革命尚不能与工业革命等量齐观，它在某些方面仍旧可以算是工业革命的延续），站在这个集团最前面的是美国；其次是第二集团，这是一些尚有潜力跨进信息时代，并且最终——如果努力并且运气好的话——能够赶上第一集团的国家；最后面的第三集团，则已经没有什么希望追赶前两个集团了，它们必将被越拉越远，最后，其生存都将依靠他人的恩赐。

大致搞清楚中国处于一个什么样的起跑位置是十分重要的。要搞清楚这一点，我们并没有必要去追究自1840年以来，或自1949年以来各项发展的细节，只要抓住几个最主要的事件就可以了。我认为，自1840年以来，有这样几件事是最重要的。

第一件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自1840年至1949年，中国始终处于外患内忧之中，社会处于崩溃的边缘或崩溃之中，政府不能进行有效治理，经济无法发展。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有效地恢复了社会秩序，恢复了经济建设所需的和平环境，因此，无论后来出现了什么灾难性的错误，公正地评价这一步，都应该说它是从亡国灭种走向安全生存的一步。

第二件事是中国掌握了核武器。有一些中外文人评论说，搞核武器劳民伤财，没有什么用。再没有比这更糊涂的了。中国掌握了核武器，尽管与当时的美苏相比其核力量还十分有限，但毕竟是在很大意义上掌握了自主生存的力量。这是种族救亡图存的相当关键的一步，远远超过了意识形态斗争的范围。核武器也是技术有时起决定性作用的一个突出范例。如果没有几个核大国相互威慑的力量平衡，垄断核武器的国家必将更为随意地使用核武器，那时，什么意识形态、民主自由、人权都将毫无意义，因为连生存都不能够了。

第三件事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中问题也很多，不应把改革开放说得完美无缺。然而，改革开放十几年后，我们突然发现中国有了上千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国货虽然仍属于廉价低档，却还是充斥了整个世界市场。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在整体上排名第26位，在非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7位，而且居6个经济转型国家之首（读者可以参看国际竞争力比较课题组在《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2期发表的“1996年中国国际竞争力报告”）。

这些成就也是不可小看的，这表明，中国在工业革命所奠定的世界秩序中，具备了相当可观的生存能力，中国在这个世界上是有实实在在的份量的。在1840年后的许多年中，列强即使承认中国的份量，实际上也只是承认中国的潜力。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原子弹虽然也有分量，但原子弹所形成的份量，是一种单纯使人感到威慑力量的份量，而改革开放所形成的份量，是中国参与世界经济，参与合作的份量——其它国家从中国的参与中得好处：譬如美国，无论其国内舆论的反中国情绪如何强烈，其商人都坚决地要和中国做生意。

我们从这件事就可以看出中国确实有了力量，也有了钱——虽然这钱摊到每个人头上是并不多的。但是，中国现有的经济实力，还是足够为中国买一张信息时代的入门券的，当然这前提是我们能够把钱用好，并且付出两倍于发达国家的努力。

从总体上看，中国处于第二集团，也就是说，中国是有希望在信息技术革命中赶上去的。中国的特点是人均什么都不多，自然资源不多、钱不多、教育水平也不高，但从总量上看，自然资源不少、钱不少、优秀人才也不少。就科学技术而言，有些方面是讲总量而不是讲人均的（当然，另有一些方面是要讲人均的，这我们在后面将会讲到）。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行列中是站在比较靠前的，但与发达国家比，中国在信息技术革命中仍旧处于一个非常落后的位置。

严重的隐患：经济只增长而不升级

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很快，但在这快速增长的背后，却缺乏技术进步的支撑。

全球市场的统一化往往给我们一个错觉，即中国的高科技进步也很快。比如说，中国个人电脑的升级速度比美国大致也就晚三、四个月，信息高速公路我们也上去了，美国开发的一些最新软件，几乎是同步在中国市场推出。现在在中国，至少是大众家用的东西，无论国际市场上出现什么新产品，只要你有钱，几乎马上就能在中国也买到。实际上，许多个人，乃至新闻媒介，就是居此而认为中国的高科技进步很快的。但是，我们如果稍微认真地想一想，就会明白一个道理，买电视不等于会造电视——一个目不识丁的人也可以买台电视回家去看，你能不能说他因此就和造电视的工程师具有同等技术水平？中国在高科技领域所处的恰恰就是买电视看的位置。就拿计算机工业的关键产品半导体来说，中国仅占世界总产值的0.5％，这个数字，你说它是零也大致不错。在与国家的经济发展与安全紧密相关的其他关键高科技产品方面，情况也大致相同。作为并非专家的读者应该知道，中国的国产品牌计算机所用的关键部件都是进口的，因此，国产品牌的计算机所代表的并不是中国的高科技水平，它所代表的仍旧是买来的外国高科技产品，即仍旧是买电视，而不是造电视。在软件方面，中国的水平同样是微不足道的。中国除了能借着老祖宗的余荫，搞搞中文平台、汉化，做些具有中国文化特点的电子游戏（就连这方面，也还是日本人先打开的局面）之外，就没有什么别的东西了。即使是这些东西，每个用过电脑的人都知道，它们与外国同类产品的差距是十分巨大的，而且，外国厂商，如微软等，正在把中文这一块也都吃进去。

好了，即使我们没有能力打出自己的产品，替别人打工如何？譬如服装工业，其实中国迄今无论是在款式设计，还是在裁片、工艺技术、设备方面，都是完全依赖外国的，但中国还是服装出口大国，惹得外国纷纷搞保护，因为我们至少能给外国品牌打工，也能挣不少钱。如果我们能像在服装工业中一样，为外国公司编制软件，依靠中国的人力资源丰富，大量出口软件，那也还是不错的一件事，但迄今为止，中国在这方面的成绩也没有多少值得称道的地方，还远远及不上印度。

从总的趋势看，中国对于技术密集产品的进口依赖度迅速上升，而出口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却始终局限于低技术领域。面对这种情况，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们认为是无所谓的，因为根据经济学教科书上的初级原理，你利用你的比较优势就是了，现在你中国的比较优势就是做衣服做鞋，那你就踏踏实实做衣服做鞋，这比你眼高手低地去想做电脑划算得多，你可以用鞋换电脑嘛。

然而，经济学的初级原理必须加上许多限制条件才是正确的。实际上，如果中国老是在低技术领域增长，而不能切入高科技领域的话，至少从以下两角度看，其前途都是岌岌可危的。

首先是国家安全。这里不仅仅是说打仗的时候我们的武器落后，或者购买的先进武器到关键时刻被人切断零部件供应，或者被外国人在武器当中做了什么手脚，到时候先进武器全不管用了。

不仅仅是武器，不仅仅是打仗。从国家安全的角度说，如果你在高科技方面如此地依赖别人，那么，别人完全可以不战而使你屈服，比如说，利用技术禁运来使你的经济运行遭受难以忍受的重大损失，到时候你就不得不屈服。外国对中国进行技术禁运的危险是高度存在的。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美国舆论要求对中国实行极为严厉的技术禁运的呼声越来越高。例如，《新闻周刊》1997年4月21日发表的MichaelHirsh和MelindaLiu的文章“北京的秘密需求单”(Beijing'sSecretWishList)，直接指称中国试图盗取美国军事技术机密，并引用许多美国政客与官员的话，要求限制向中国出口军民两用技术。

如果说有关国家安全的考虑是杞人忧天的话，那么，还有一个经济增长空间的问题。前面说过，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局限于低技术领域。然而，低技术领域的增长空间是有限的。中国在低技术领域的出口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世界平均速度。以服装为例，1987－1992年，世界服装出口额平均每年增长10.1％，而中国服装出口平均每年增长35.1%，是世界平均增长速度的三倍。这从短期看，显示了中国产品的强竞争力，但从长远看，却预示了市场将迅速饱和，没有增长余地的暗淡前景，因为低技术产品的需求没有弹性，市场就那么大。

实际上，中国在低技术领域的增长现在即已遇到了国内外需求均不足的限制：无论是服装、鞋类，还是冰箱、洗衣机、彩电，国内外的需求相对于中国的生产能力均已严重不足。

从世界范围内看，增长最快的领域是高科技，特别是信息技术。以美国为例，据1997年3月31日的《商业周刊》报道：在过去三年中，高科技产业的增长对于美国国内总产值的增长的贡献达27％。相比之下，住房建设的贡献只占14%，汽车工业更是仅占4%。消费者和企业单单在信息技术的硬件设备上就花了2820亿美元，比汽车多17%，比住房多9%。

高科技，特别是其中的信息技术领域，是未来经济增长的主要空间，一个国家的经济如果不能迈进这个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发挥“比较优势”，则其经济增长的后劲就会十分成问题。

那么，中国是否利用了过去十几年中在低技术领域中挣得的财富，积累了进入高科技领域的科技后劲呢？或者，反而是逐步消耗了更早的科技积累，处于一个相对更不利的位置呢？专家们有一些争论，但前景不容乐观这一点则是毋庸置疑的。

在最近十几年中，中国在高科技领域并不是没有发展的雄心，但迄今为止，尚不能说成功。从中国一些定位于高科技领域的国营或民营公司十几年来走过的道路看，应该说是举步维艰，最后往往是向后退，退向销售，退向房地产，甚至退向食品饮料工业。高科技领域是增长最快的领域，因而是最有钱可赚的领域，从这个领域退回来，至少是部分地退回来，说明中国企业在技术上拿不下来这个阵地。

中国从国外购买高科技的努力，也往往受到挫折。这里决不止是一个钱的问题，有些项目，中国提供的资金十分雄厚，购买的也不是最新的技术，但外国人就是不提供。就信息时代的特点而言，大部分技术是军民两用技术，大部分系统是开放系统，完全禁运是十分困难的，但你至少要有不依赖成套购买，能够在市场上零敲碎打，自己拼凑成系统的技术能力，但仅这种能力恐怕也是中国尚不完全具备的。

用我们原先“网”的比喻说，在信息时代，你不可能也用不着自己织一整张网，你只要能够爬到网上织自己那一块就够了，但你必须有能力爬到上面那张小网上去，如果你还是被留在下面那张大网上，那你的前景可就不美妙了。

从中国的情况看，暂时还在大网上，恐怕要经过相当的努力才能爬到上面那张小网上去。

整个国民，包括知识分子的科技素质很低

有许多统计数字，都能说明中国国民的教育水平、科技素质不高，但是这些数字往往不能给人一个问题究竟有多严重的直观感受。我拟从一个直观的角度来说明这个问题。

我从1997年4月18日的《南方周末》上顺手拈到两则消息。

第一则：“沈昌还是挨罚了！”其内容是这样的。“气功师沈昌最近因为‘信息茶’惹上了官司，并且被判败诉。据悉，沈昌在苏州成立的‘沈昌人体科技应用中心’以每公斤20元左右的价格购进花茶2万多公斤，然后分装成约50克一袋共10包的‘沈昌牌信息茶’，以每袋10元的价格出售，并宣称饮用此茶将达到‘你想要什么，就体会什么，你想要肿瘤没有，就体会肿瘤没有’等匪夷所思的神奇效果。苏州市技术监督局认为，‘沈昌牌信息茶’标注了与必须标注内容无关的宣传言词，依法责令其停止销售并没收非法所得445.19万元，罚款89.04万元。沈昌不服上诉到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但被驳回。”

第二则题为“矿泉壶案波澜再起”。说的是山西科普作家韩成刚因在报纸上写文章向广大消费者宣传矿泉壶产不出矿泉水，批评四家企业的违法广告和虚假宣传，百龙、天磁、富豪、雄宇四家矿泉壶生产企业和中国日用玻璃企业人工矿泉水器具专业委员会遂以侵犯名誉权为由，对韩成刚提起诉讼。山西省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韩成刚败诉，韩成刚不服判决，提起上诉。1996年6月28日，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认定：韩成刚的行为从维护消费者权益的角度出发，依法行使了公民的舆论监督权，没有侵害四家企业的名誉权，依法撤销一审判决，驳回了四家企业的全部诉讼请求，并判令案件受理费1450元由原告承担。韩成刚此次向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指认四家企业的矿泉壶是伪劣产品，其违法广告侵害了消费者合法权益，专委会和四家企业所提起的不实诉讼侵害了他本人的舆论监督权，对因此而给他带来的经济损失和精神伤害理应承担赔偿责任。

我对上述两则消息不加评论，因为我可不想惹官司。企业之类的组织比个人强大太多，它们即使万分没理，根本打不赢官司，也能把你折腾得劳神伤财，苦不堪言，反正它们有得是人力和财力。我只是客观报道，谁有官司找《南方日报》打去。但我顺手就能在同一天的一张报纸上拈到这样两则消息，相信读者对此能得出自己的结论。

实际上，在中国市场上，充斥着这类骗人的东西，其中大多数往往还冠上“科技”、“高科技”、“信息”之类的时新名词，要是有机会去农村考察，你会发现，如果当地干部说要带你去看一个“科技含量高”的企业，你可以十拿九稳，这个企业肯定是生产骗人的“营养保健品”的。这类东西里面也许有少数产品有点什么用，但绝大多数，只要略有科学常识，就可以知道纯粹是骗人的东西。

然而，迄今为止，它们在中国市场上仍占有极大的销售额，各种广告也照做不误。仅此一件事，就令人十分遗憾地，也令人十分信服地把中国国民的科技素质尚且十分低下这一事实摆到我们面前。

当然，这种现象在西方发达国家也不是完全没有，据说美国前总统里根，特别是其夫人南希，就十分迷信。然而，至少在美国的精英集团中间，十分迷信的人毕竟是很个别的现象。但是，在中国，精英集团，乃至精英知识分子集团中，十分迷信、科技素质低下的人群决不是极少数。

这确实是一件十分悲哀的事。我在前面说过，科学技术的许多方面往往是讲总量的，比如说，有一个人发明了相对论，这就够了，用不着人人都去发明相对论；但科技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讲人均的。如果一个社会的整体科技素质低，它就往往会拖这个社会中少数杰出人才的后腿，阻碍甚至毁掉他们的工作，更谈不上对他们的工作给予支持了。因此，少数杰出人才根本就无法把他们在另一种情况下本来可以轻易取得的工作成果拿出来奉献给社会。从这个意义说，一个社会的进步还是有赖于其整体的科技素质的提高。

中国的知识分子们争论了将近一个世纪中国为什么落后了，什么文化啊，国民性啊，其中的绝大部分结论就算不是无稽之谈，也只能算是一种猜测。其实，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比较，最显著的不同点恰恰就是其中缺乏科学的传统。其后虽经先知先觉者大力提倡，什么都要“讲科学”，但实际上，中国的科学传统仍旧十分薄弱。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中国人，包括中国的学术界，往往在表面上追求“科学”，甚至科学至上，但你去看它的实质，却会发现，这种追求恰恰是因不懂科学，缺乏科学传统所致。文化的惰性确实是比较大的。

我在前面说过，只差一步，但这一步极其巨大。信息时代也许会将科学的光辉照遍进入信息时代的社会的各个角度，但前提是你必须进去。中国就是在这样一个起点上起步往里进的，现在还不能肯定进不进得去。

顺便提一句，1997年5月16日的《南方周末》又发表了一篇题为“周林公司伪造了些什么”的报道，披露了科学家们对于“周林频谱仪”的看法——中国还是有希望的。

国际环境不容乐观

在我们准备迈入下一个世纪的信息时代时，审视一下自己周围的国际环境是十分重要的。中国人曾经十分不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这种情况一直延续至今。

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人对于外部世界的观念当然不足为训，但在改革开放的前十几年，中国人对于外部世界又想得太美好了，以为全世界的人都在友好地张开双臂欢迎他们前去，在这个世界上，除了自己的同胞是坏人外，其他人都是好人、亲人。这种心态直到最近才有所扭转。

实际上，中国的国际环境即使不是十分险恶，也是相当不利的。在写到这一点时我感到十分为难和悲哀，因为中国确实非常需要和世界其它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进行交往并向它们学习许多东西。

我十分担心如果中国公众了解了外国，特别是西方国家，对于中国的仇视后，会采取自我封闭和拒绝学习的逆反态度。然而，另一方面，我从我每天看到的无数西方报章杂志、专业期刊中，读到的都是对中国充满偏见与仇恨的文章，而中国的一般公众对此却一无所知，以为世界上的其他人们都对他们十分友善，因而毫无防备之心，这时，我又感到不能不告诉中国的一般公众一个事实的真象，即西方人对于中国人是相当仇视的。这种仇视当中有种族主义的成份，有意识形态的分歧，也有担心一个人多势众的民族的崛起的现实利益考虑。产生这种仇视的原因当然有中国自己的错误或不明智，但更多地确实反映了人类的一种自私、丑恶的本性，即不愿意看到别人过上好日子，只要别人一过上好日子，就觉得自己吃了亏，甚至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威胁。信息时代尚未改变这种状况。

其实，认为自己已经过上了非常好的日子的中国人并不多，中国人更多地担心的是过不上好日子。然而，就今天这种日子已经使西方人感到非常不愉快了，他们已经感觉中国过于富强，因而已经不可容忍，要群起而围攻了。

在苏联解体后一两年的时间内，西方的新闻传媒已经在西方乃至世界其它国家的公众心目中把中国塑造成了一个“邪恶的帝国”，把中国人塑造成了一个“邪恶的种族”；而在实际上，中国现在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去损害世界上任何其它国家，中国所犯的一些错误所造成的损害也主要是在国境之内的。

我在前面说过，信息技术将打破主流新闻界垄断和捏造信息的能力，但迄今为止，这只是相对而言，主流新闻界捏造事实的能力还是十分强大的，而且它和公众之间会形成一种恶性的正反馈关系。我每次遇到西方的学者、官员、政治家，乃至新闻记者时，都要问一个问题，中国是有许多问题，但西方主流新闻界对于中国的报道客观、公正吗？绝大多数人都回答不客观、不公正，有些人甚至会开始谴责本国的新闻界不道德并且把事情搞坏，损害了他们本国的利益，西方的公众完全是在受主流新闻界的误导，而政府则受到新闻界的控制，无法制定正确的对华政策（一位来自美国白宫的官员对我说：他们是新闻界的“囚犯”）。我又要问，新闻界为什么昧着良心这样干？回答是，为了保住饭碗，因为公众就想听到说中国的坏话，一个记者从中国发回的报道如果没有痛骂中国，编辑就决不会发表，因为不利于发行量，时候一长，这个记者就得被炒鱿鱼。

我认为有必要告诉中国公众上述真象，因为他们尚未从甜美的睡梦中醒来——有一些中国人出于无知，另一些中国人出于要面子，还有一些中国人为了吃饭，还在想方设法把他们的同胞保持在睡梦中。

然而，我已经没有必要一一列举事实、引用文献，以证明我所说的都是真的，任何一个想刨根问底的人可以到中国大城市的高级宾馆中去随机抽取一些西方杂志看一看，就知道我所说的是不是真的了。另外，有一些书也收集了许多这方面的材料，如李希光、刘康等著的《妖魔化中国的背后》，这是一部由在美国工作和学习的中国人写成的著作，值得一看。我在这里仅想择其要点给读者们勾画一个西方人如何勾画中国人的轮廓。我在这里将主要分析美国的舆论，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西方的舆论。

美国舆论对于中国的批评大致可以分为“左”、“右”两派。其中“左派”的攻击点主要在人权问题和民主制度方面，而“右派”的出发点则主要是地缘政治、国家利益、和“一山岂能容二虎”等考虑。如《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一书的两位作者之一罗斯·芒罗曾亲口对我说，从历史上看，两强之间必爆发战争，这次美中之间会不会重走历史老路是十分成问题的。他认为人权问题根本不是什么问题，美国恰恰是因为过于关注人权问题而吃了亏，让中国钻了空子。因为美国一关注人权问题，就忽视了其他更为重要得多的问题，如贸易问题等，那才是美国的实质利益所在。他认为，如果美国将注意力从人权问题、民主问题等转到实质性国家利益方向去，美中关系将更为紧张。

罗斯·芒罗的上述观点应该说是美国“右派”观点的代表。从短期看，“左派”似乎比“右派”更为激烈，而“右派”则似乎显得更为“理性”一些，因为要讲利益，有时合作而不是对抗更符合他们的利益。但从长远看，“右派”所显示的敌意是更为根本的，因为这种敌意反映的是上述那种人类丑恶的本性。当然，在现实中，“左派”与“右派”并不是能够截然分开的，两方面的倾向往往混合在一起。

中国有许许多多的问题。每一个中国人都对这些问题知道得十分清楚，并且感到不满。但是，美国主流新闻界主要关注的却并不是这些问题，而是一些在很大程度上是无中生有的问题。比如，美国新闻界力图在世界范围内制造一个中国“好战”的神话。这种神话的制造在我们眼里也许是十分荒唐的，但在世界上仍有极大的市场，能够骗住许多人。例如，美国的《新闻周刊》1997年2月3日发表的由MichaelHirsh和GeorgeWehrfritz撰写的文章“危险的观念”(DangerousPerceptions)居然声称：日本和德国由于在战争中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因而在“国民心理”中已经完全没有了好战欲，其它欧洲国家和苏联，包括美国都受过同样的苦，因而也不好战，只有中国，因为共产党美化了战争而十分好战。再没有比这更荒唐的了。你可以在意识形态和其他什么方面都不赞同中国共产党，但是说中国因此而好战是十分荒唐的。这不单单是因为中国在战争中所受的苦远远比日本这样的加害者要多得多，而且还因为中国在最近十几年中实际上是完全以不打仗为假定前提来制订和实施其社会发展战略的，它甚至对于被动地被侵略，或被其他什么事件拖入战争都考虑得不多。如果中国要准备战争，恐怕至少要用几十年的时间，首先是在科学技术和经济结构方面，其次还要在社会结构和国民心理等许多方面，进行大的调整才有可能。

我对那篇文章的作者之一，《新闻周刊》驻京记者吴福智(GeorgeWehrfritz)谈过这个道理，可他就是要这么写。我认为他不是不明白中国其实是不可能“好战”的，因为他就在中国呆着，懂中国话，也看得到中国人绝大多数对于美国人十分友好，甚至是过于殷勤，或者说友好得过于巴结，有些傻气，但他要混饭吃，这是首要的。

在美国，不愿加入反对中国的大合唱的主要是企业界，因为这太不利于正常的商业活动了。弥漫整个美国社会的反中国情绪给美国企业界带来了麻烦。这种反中国情绪使得一些最普通的商业活动都陷于瘫痪。据《洛杉矶时报》1997年3月23日报道：最近，因为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准备在长滩租用一个废弃的海军基地，又在美国引发了一阵狂热骚动。专栏作家布坎南等声称这是把长滩出卖给了中国军方。港口的职员们接到了数不清的充满了仇恨的电子邮件和传真。一位职员被当众啐唾沫，其他人被称作“叛徒”和“共党的情人”。在这种情绪下，美国的企业界恐怕也只能三缄其口，虽然他们很想赚点钱。已经有不少人在指责美国的对华政策为“美国股份公司”(CorporateAmerica)所主导，对中国采取了过多的“绥靖主义”。

当然，在美国最近掀起的强大的“反中国运动”（美国一位学者在与我谈话时使用了这个词）中最难受的还要数克林顿行政当局，因为他们和中国被捆绑到一起，成为反对派“一石二鸟”的对象。而且，在“二鸟”中最容易被这“一石”打死的恐怕还不是中国，而是克林顿行政当局。然而，越是在这种情况下，克林顿行政当局就越要也摆出反对中国的姿态，以避嫌疑，这时，明智的外交政策恐怕是顾不上了。

政治是一个方面。那么美国公众心目中的一般中国人又是什么样子呢？一般的美国公众对于中国人几乎是一无所知，他们心目中的中国人，多半就是大众传媒和好莱坞告诉他们的中国人。大众传媒和好莱坞告诉他们的中国人又是什么样子呢？

《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一书提到了《龙年》一片。其实，相对于好莱坞的其他影片，《龙年》甚至可以说是“美化”了中国人。记得1985年我在日本留学时，曾与同学一起欣赏过这部当时就引起华人极大反感的影片。但我们的结论是这部影片相对于其他好莱坞影片，其中中国人的形象是要好得多了。因为在这部影片中，尊龙主演的唐人街黑帮新教父周泰毕竟是有几分英雄气概的，而在其他的所有好莱坞影片中的中国男人的形象，都是一群被阉割了的猴子或猪，包括李小龙，即"BruceLee"，《妖魔化中国的背后》尖锐地指出，在好莱坞的影片中，他虽然能打，却决无佳丽相伴，以好莱坞的价值观，这决不是对他的赞美，而是在突出他也是一个被阉割了的形象。当然，影片的结局还是中国人跪在美国白人面前饮弹自尽（我一直不明白既然自尽，为什么还要跪在敌人面前。当然，这也许是好莱坞想出来的含义十分深远的象征性画面）。

在一般美国公众心目中，最好的中国男人大概就是像周泰这样的有几分英雄气概的恶棍了，就这恐怕还是华人群体实在无法忽视的力量增长挣来的。当然了，中国女人的形象要好一些，这主要是指像《龙年》中的朱翠喜那样的委身于白人男子的中国女人。据说（应该说是据白人男子自己说）白人男子认为东方女子身体纤弱，性交时有如处女，能带给他们更大的性满足，除此之外，他们还认为，“东方女子最大的野心就是满足男人”（某西方旅行社在一著名杂志上的广告语），能够极为温顺地甘当性奴隶。

如果是拿金牌的中国女游泳运动员，那就另作别论了，那是要画漫画来嘲笑的。

这种中国男子既阴又坏且性无能，中国女子最爱白人的大性器且甘当性奴隶的图解，基本上就是美国大众传媒多年来灌输给美国公众的中国人的形象。其实，这只不过是远古时代征服者将被征服者的男子全部杀尽，女子掳为奴隶的主题的现代翻版。杀不了，就阉割，实际上阉割不了，就在电影里阉割。至少在电影界，他们仍是绝对的征服者，中国自己确实缺乏拍好片的能力（拍的那些不怎么样的片子，主要也是为了向征服者献媚的），中国人在未来的许多年内，还会去争看好莱坞“大片”。

读者也许会认为，我写到这里写离题了。我不是写信息时代吗？扯这些干什么？

有什么关系？我是不是忘了我该写什么了？我没有忘。我认为，在当今时代，如果对于信息技术的影响没有了解，你根本就没有资格谈论政治、经济、国际关系等领域的问题。反过来说，当你在谈论信息技术的影响时，如果不了解这个世界的政治、经济、国际关系等方面的大轮廓，你又怎么能了解影响如此广泛的信息技术的前景，特别是某一特定社会团体，如中国人在信息时代的前景呢？别的不说，目前信息技术的尖端几乎百分之百地掌握在美国人手里，而美国人对中国人的看法肯定会影响到中国人在信息时代的处境，你怎么可以不了解美国人对自己的看法呢？不要用陈腐的专业分科来束缚自己的思想，多想想我们该怎么办吧。

信息时代也许会消除这类丑恶、狭隘的偏见，也许会放大它们，但无论如何，我们都应明白，上述西方人对于中国人的看法，是我们进入信息时代的“初始条件”，我们不应自己骗自己。在许多情况下，你只有搞清了初始条件，才能求得问题的正解。

从一个特殊的视角看中国人仍旧缺乏自信心、自尊心

那么中国人怎么看自己，怎么看自己民族的前途，怎么看自己文化的前途呢？有许许多多的说法，许许多多的高调，但这些高调往往是靠不住的，它们往往不代表大众的想法，甚至不代表唱高调的人的自己的想法。然而，通过一个非常实际，却是非常本质的现象是能够极为深入地洞悉许多中国人的内心深处的，这就是中国人的择偶倾向。

择偶倾向是物种最为根本的延续自己生存的手段，它可以解释许许多多极为复杂的表面现象。有一项调查汇集了京、沪、穗三地1995年出版的家庭婚姻杂志中171则征婚启事，从中分析今日中国青年男女的择偶倾向。其中，女性征婚人希望对方是外籍人士的高达24.6%，分市别看，广州达26.2%，上海达28.6%，只有北京最低为16.7%。男性征婚人希望对方是外籍的为0%，这当然是因为可能性实在太小了。然而，中国女性嫁给外国男人的数字虽然相当于中国男性娶回外国女人的百倍，但在中国适婚年龄女性总人数中所占的比例还是微乎其微的，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女性如此执着地要嫁给外国人呢（你可以对24.6%这个数字提出挑战，也许此次抽样存在着许多技术上的问题，但在实际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明白，有很多中国女孩子确实非常执着地要嫁个外国人，虽然她多半没有机会接触外国人，并且往往因为这种执着而最后落个嫁不出去的下场。故而电视节目中有“如今女孩子都要嫁八国联军，国军就没希望了”之类的戏言）？

可以找出许多原因。首先是经济原因，就世界人口的一般流动趋向而言，女性更多地流向富裕地区，无庸讳言，她们之中许多人是通过提供各种类型的性服务获得进入权的，男性则因不能提供性服务而难以流动。其次是好莱坞等世界主流媒体的宣传，所谓“西方男孩，东方女孩”的口号深入人心，中国也大量出版了许多编织中国女孩如何在外国过上梦幻般美丽的生活的梦幻故事的书籍。

这些原因在前期也许是相当主要的，但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到海外生活，那里中国人的真实生活境况越来越多地传回中国，人们也更多地知道了那些嫁给外国人的女孩子的并不那么美好的命运。确实，除了少数情况之外，大多数中国妙龄美貌少女所嫁的都是外国的“王老五”，穷、老、丑，语言还不通，她们真正成了一架得不到很好养护的泄欲机器。

另一方面，中国的生活水平提高很快，与外国的差距迅速缩小，而每一个在海外长期居住过的中国人都清楚，生活水平差距本来就没有根据汇率所计算的收入差距那么大——故而外国人要用“购买力平价”重新计算我们的收入，怕我们装穷占了他们便宜。那么，为什么这些发展——虽然带来一定程度的缓解——还是不能扭转中国女孩子执意要嫁外国人的总趋势呢？美国人也许会说，这是因为中国没有人权，但我们知道这不可能是主要原因。那么，是这些女孩子傻吗？如果你看到这么多人犯“傻”，那你恐怕还不能匆忙下结论，你最好还是在这“傻”的背后找找其合理性。我认为合理性是有的，这就是我们整个民族都没有摆脱灭种的危机感，至少在集体潜意识中没有摆脱，不仅没有摆脱危机感，甚至也没有摆脱无力感。进化生物学认为，生物的许许多多表面上看起来毫不相干的行为，实际上都是为了一个极为单纯的目的，把基因传下去。

从这里我们可以为这些中国女孩子的行为找到一个极为坚实的生物学理由，就是为自己的基因找到一个更有可能传下去的载体。顺便说一句，美国好莱坞那种力图贬损东方男性，而希望把所有东方女性都收入白种男子后宫的倾向也是符合为自己创造更大的基因传播机会这一生物学原理的，这种行为在几乎所有的物种中都可以重复观察到。

但是，有时一些中国男性的行为却令人困惑不解。1996年的畅销书《中国可以说不》中提到过一种极具皮条客心理，却还不领取报酬的“无私奉献”的中国男人。

《中国可以说不》这本书有许多地方都是极其情绪化的，照它说的办还真不行，但你不得不承认它在许多地方直截了当地点中了要害。中国一些男人，甚至是一些表面上很有学问的男人，确实具有一种皮条客心理，他们破口大骂那些看到中国女人大量去上外国人的床而不满的中国人——其实这倒是一种十分正常并值得同情且不虚伪的心态，只不过不那么高雅罢了——并且将其上升到“开放”、“现代化”、“中西文化”等吓人的理论高度。这又是为什么呢？《中国可以说不》是简单地“我唾弃——啊呸！”然而我又要说，还是从进化生物学的角度去究究原因。从表面看，“皮条客心态”是违反进化生物学关于物种倾向于最大程度地扩展自己的基因传播机会的原理的，但更进一步想，你却会发现并不违反。

实际上，这些具有“皮条客心态”的中国男子的潜意识中，多半也深深隐藏着灭种的危机感，他们承认了自己的无能，因而对于他们来说，让自己的基因传播下去的唯一机会便是把与自己基因相类似的姐妹送去给外国人做性对象了。

事情就是这样，外国人在说我们包藏着吞没整个地球的祸心，而我们连自己活不活得下去都信心不足呢。不要说我们，连科技上比我们发达得多的日本人也没有摆脱这种灭种的危机感。日本女孩子拼命地蜂拥上白人男子的床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日本男子呢？“皮条客心态”的我倒还真没怎么碰见过，但忧心忡忡的是不少的。我在日本留学时，有一个日本男大学生非要跟我学英语，我说我的英语并不算好，有那么多英美人呢，你为什么不跟他们学？他说，他要学英语是因为英语有用，但他不愿与英美人相处，因为不自在。于是我便教他英语，挣点零花钱。他是一种很传统的日本人，虽然很年轻。有一次他和我一起乘地铁，车上有几个日本女高中生敞着怀在那里大声说笑，他立即红了脸，对我说他为此而感到羞耻。我说哪至于啊，你不说我根本就没注意。他说你也许不明白，“耻”是日本武士的一个概念，很深。我觉得他这样想有些狭隘，但毕竟值得尊敬（无论如何，我都觉得他比中国的那些“皮条客”值得尊敬）。有一天，他突然对我说，我们毕竟还是干不过白人的，你说是不是？我含含糊糊地回答，也不尽然。十几年了，我一直都记得这件事，这个日本学生。有时候，就是这么几句话，比任何汗牛充栋的长篇大论都更说明问题，说明藏在一个民族或几个民族的心灵深处的根本性问题。

当我在想中国如何进入信息时代时，我就是禁不住要想这些问题。信息时代把历史发展的进程加快了，再没有时间醉生梦死了，该想的问题都得好好想想了。

整个民族文化尚未出现有生气的转机

当一些中国学者大谈“东方的复兴”，21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等等时，我十分同情他们——人总得活着，对于一些人来说，还需要有尊严地活着，你总不能让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天天带着80年代“文化热”的那帮“文化精英”要我们相信的中国人是世界上最低劣的种族这样一种精神负担活着吧。让外国人骂够了，让本国的“二鬼子”们也骂够了，直起腰来吼几嗓子，出出气也不能算过份。但要解决问题时，光出出气还是不行的，还得冷静地审时度势。

中国的精神危机是极为深重的。自90年代以来，虽然略有好转，但如前所述，国民心理中不仅有危机感，而且失败主义都应说是主流，就是说，中国人迄今还缺乏站立起来、团结起来应对危机的信心，而是选择逃离。

我曾经观察到许多例子，我知道当事人到国外肯定混不太好，当事人似乎也都明白，已不像80年代那样吹牛说要到国外去“实现”在中国实现不了的“自我”了，总是说看看就回来，但实际上，绝大多数不仅自己一去不回，还要拖出去一串。是他们在国外突然又混好了？根本没有。无论混好混不好，无论受多少苦，都要在国外呆着，这似乎都成了一种类似于昆虫行为的盲目的本能。混得太难受了，就自杀，也不回来——最近两例见《环球时报》记者邹德洁1997年5月4日发自加拿大的报道：“两名中国留学生自杀”。这样的例子太多了，用经济原因和政治原因都解释不了，这真是令人心碎。我们从这种“盲目的本能”中应该能看出一些道理。

中国的精神危机、中国的文化危机，还表现在中国文化尚未恢复其创造能力。简单地说，中国现在出版的书籍，无论是学术书还是畅销书，研究的理论，以及绘画、音乐、建筑等艺术，绝大多数是对西方的模仿，很多时候是拙劣的模仿，而所谓“宏扬”的“国粹”却几乎没有什么生命力——它是对祖宗的模仿，很多时候是拙劣的模仿，怎么能够有生命力呢？

记得有一次开中国“发展战略”的讨论会，有位与会者提出来，要我们不要眼睛光盯着工业，要多想想怎么依靠文化求发展。我当时是驳斥了这种观点。这种观点表面上看很对，因为信息时代将把经济增长的大部分份额给予文化产业。除此之外，中国人均自然资源严重不足，从自然资源去看中国的发展前景几乎是令人绝望的，而恰恰是文化产业，几乎不需要自然资源，全凭人的智慧创造，岂不是最适合中国？问题是，中国现在在文化领域创造不出东西。对于中国目前的状况来说，要在文化方面有所创造，其难度很可能不比挖地扫海，把每一滴油、每一块铁矿石、每一粒金沙都扣出来容易。

真正能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的与中国文化有关的文化产品，只有香港的武打片。这一点还是相当令人鼓舞的，一个小小的香港，竟然能够把中国文化中“武侠”的概念如此推广出去，并获得经济效益。然而，大陆的电影业相比之下，虽然在国际上频频得奖，但在实际上，正如一些评论家所指出的那样，只不过是制造一些伪民俗来满足西方传媒界一部分人的窥视癖和自大心理，在西方公众中没有影响，在中国公众中更没有影响，因为它们在实际上并没有创造性和艺术性。

这就是我们在进入信息时代的起点，我们必须清楚这个位置，然而，我们还得生存下去，从这个起点起跑，赶上去，赶上世界最发达的国家。

“惧者生存”是一个极为正确的格言，但“惧”应该是有限度的，不能“惧”到失去生存的自信。

就中国而言，要明白我们是站在一个不那么高的起点上，不要自欺欺人地谈什么“中国的奇迹”，没有什么奇迹，我们是在艰难地前进，目前的成绩尚十分有限；但另一方面，我们毕竟是在前进着。世事沧桑，无物常存，多少曾经十分强大的民族从地球上消失了，还有多少尚且苟延残喘，但似乎已无复兴之望。但是，中国毕竟没有到那个地步，复兴的希望不仅有，而且还是很大的，这也是为什么有些美国人想“先发制人”地封杀中国的原因——如果中国真的没希望了，美国人倒不会整天骂中国了，死老虎还有什么打头。毕竟，中国还有12亿人呢。

电影《侏罗纪公园》中那个数学家马康姆说得好：“Lifefindsways”，意即“生灵总会找到出路”。12亿生灵，难道在信息时代就找不出生存之道？但不能你等我，我等你，自己却不去找生存之道。时间是紧迫的，信息时代很可能又要淘汰一批赶不上去的民族，我们必须有一种紧迫感，尽快找出中国在信息时代的生存之道。就此而言，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应该做些什么呢？

中国必须挤入信息技术的高端

在过去十几年中，经济理论界一直有所谓“赶超战略”与“比较优势战略”的争论。在信息时代“开放系统”的环境下，传统的赶超战略所谋求的“建立独立与完整的工业体系”只能做降低要求的理解，因为一个国家恐怕是没有能力，也没有必要自己单独建立一个完全独立的工业体系的。

在可预见的未来，要求中国在高科技领域全面冲击，必将劳民伤财，却收效甚微，影响其它方面的发展，在总体上反而损害自身的经济安全。然而，完全按照目前的比较优势，满足于低技术领域的高增长，大量制造质次价低的产品，则不仅中国的国家安全没有保证，未来的经济发展空间也将是十分狭小的。

对于中国来说，一定要切入高科技领域，但不能全面切入，而应当选准几个点切入，即中国要在高科技领域至少找几个点赶超上去，在这几个点上发挥出比较优势，与其它国家形成相互依赖的关系——目前的现状是中国完全依赖于别人，而别人并不依赖中国。

为此，国家有必要对世界科技发展方向和中国目前的能力进行全面的考察和研究，结合科技、经济、国际关系等诸方面的考虑因素，制订出具体的，而不是泛泛空论的高科技发展规划，并把目前积累的资金投放进去。

中国在过去十几年中获得了高速经济增长，但是，我们必须认清，这些增长基本上都局限在——用我碰到的一个老工程师的话说——没有太大生命力的领域。所以，这一阶段只能是作为积累向下一个目标跃进的资金的跳板。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过去十几年中，中国在工业技术上的研究开发能力总体上没有进步，甚至可以说是倒退了，而在信息时代，高科技的发展与变化如此迅速，研究开发能力是最重要的要素。

无论如何，中国都应该努力实现从靠简单劳动赚钱向靠熟练劳动或脑力劳动赚钱的转变。如果这个转变完不成或完成得太慢，中国都将面临被新技术淘汰的危险，目前的高速增长将会很快化为泡影。

重要的是创造一个有利于发展高科技的信息开放环境国家主导高科技发展往往是后进国家不得已的选择，因为不依靠国家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后进国家的民间企业往往缺乏高科技开发所需的资本密集投入，以及承担高风险、短期回报往往较少的能力，更无法抵御先进国家大资本先发制人的扼杀。

就信息技术领域而言，即使是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往往也扮演着主导作用，像中国这样的后发展国家当然就需要国家承担更大的份额。但是，国家主导也会带来两方面的严重问题。一个问题是，目前的高科技发展过于迅速，真正重要的发明往往是谁也预见不到的。比如在十几年前，谁也预见不到微软和英特尔能够占据家用电脑市场的绝对垄断地位，在几年前，同样也不会有人预见到网际网络会有今天这样的发展，并造就了一批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新公司。

因此，国家主导的高科技发展应该在科研方面主要集中于基础理论研究，而在产业方面则主要集中于跟踪外国已经成熟、而对中国又至关重要的一些领域。要以这种方式在产业方面开发创新技术并获得超额利润往往是效果并不理想的。另一个问题是，国家主导高科技发展，往往给一些厂商提供了寻租的可乘之机，也就是它们会用种种手段来谋取国家的优惠政策、特别的资金投入等，而在实际上却并不具备发展高科技的能力。因此，除了在少数非得需要大投入，而且技术、市场已经完全成熟的，如半导体晶片等项目方面外，国家主要应该创造一个能够让民间企业乃至个人进入高科技领域公平竞争的环境。在这方面，最重要的就是创造一个发展高科技所必需的信息开放环境。当然，支持高科技发展的基础理论研究恐怕在相当程度也得依赖国家的资源投入。

中国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上对外已经是相当开放的，随之而来的当然也有相当程度的信息开放，但是，在信息时代的今天，中国的信息开放程度还是远远不够的。首先是硬件不够。有人说，中国现在已经在信息高速公路上了。这话是对的，因为中国已经有了通向信息高速公路的出口，但是，这个出口实在是太狭小了，仅仅是中国目前在信息高速公路上跑的极小的车流量，都会经常造成堵车。因此，国家的当务之急就是迅速扩展中国信息高速公路的路面，让更多的人上网，以更快的速度传输信息。只要创造一个能够全面迅速获取信息的开放环境，绝不缺乏聪明才智的中国人一定会在信息空间中找到更宽广的生存之道，而且极有可能占据一些制高点。

记得中国某位计算机领域的大师曾经说过，中国如果能够培养出几个比尔·盖茨或马克·安迪森，就好了。但怎么培养比尔·盖茨和马克·安迪森？中国具有像比尔·盖茨或马克·安迪森这样的素质的人决不会太少，但美国就出了几个，中国就一个没出来，其间的差别就在于中国不具备美国那个用几千亿美元堆起来的发展信息技术的环境。

今天的信息高速公路，使得中国有可能不必再花那几千亿美元自己堆一个环境，而可以部分地直接借助美国堆起来的这个环境，这就是所谓的“后发优势”吧。但前提是你至少要有足够大的出口接上它的那个环境。我在前面说过，英国有人建议，由国家花钱，让每一个9岁以上的公民都有个电子邮件地址，都能够上网；而美国总统克林顿则在1997年的国情咨文中提出，到2000年每一间教室（目前是9%）和图书馆都要和网际网络连接。

中国也许确实没有这么多的钱，但能不能在2000年以前做到让10个最大城市的中学教室都与网际网络连接，让学习成绩比较优秀的一百万中学生都可以自己自由自在地使用网际网络，并鼓励让所有月收入在2000元以上的家庭自费与网际网络连接呢？我没有进行过可行性分析，但我想这不是没有可能的。如果能够做到，中国的比尔·盖茨自然会出来——也许比他更优秀，还不止一个。

其次是对待信息空间中的无聊及不良信息的态度问题。信息技术给人类提供了极大的发展空间，对于民族的生存也是至关重要。但是，它也有另一个方面，这就是在信息空间中有大量的无聊及不良信息，也许百分之八十都是垃圾。但问题是，如果你不能容忍这些多达百分之八十的垃圾，去阻止它们的流通，则你也会大大地妨碍那百分之二十至关重要的信息的流通。更重要的是，没有人能够完全准确地辨别什么是垃圾，什么是有用的信息，也许有一些最伟大的思想、最重要的信息恰恰就埋藏在绝大多数人认为是垃圾的信息中。

因此，保证信息空间中信息的自由流动是首要的，至于那些垃圾，要有宽容它们的气度。

无庸讳言，信息空间中的有些垃圾是有可能造成一些祸害的，各国政府、教育工作者、父母们无不为之头痛，也想了许多办法去过滤这些有害的信息，这种努力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主次关系一定要摆正，保证信息自由流动是主，而过滤有害信息是次。后者只能是能做多少就做多少，以不妨碍前者为度。任何想关上信息空间大门，或是中国自搞一套，与世界其他部分在信息上隔绝起来的作法无疑是民族的慢性自杀。事实上，我们不仅不应设立人为的屏障，而且还要努力去打破自然的阻隔——语言障碍，以实现信息的高速流通。

让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

如前所述，西方主流新闻界在世界范围内塑造了一个妖魔化的中国形象。这使得中国在这个相互依存的世界上的生存环境变得有些险恶。如何打破这种反中国运动，这种信息围剿？光是给美国人说好话是不够的。

我在前面提到过的《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一书的作者之一罗斯·芒罗曾对我说，他所遇到的所有中国人都对他大谈中美有共同利益，中美友好，越是这么谈他越不信，越是怀疑中国人有鬼。仅仅依靠做西方权势集团或企业界的工作也是不够的。做他们的工作是相对容易的，他们要利益、要赚钱，现在中国还真有些利益给他们，有些钱给他们赚，他们也乐意为中国游说。问题是，他们所起的作用是有限的。

西方新闻媒介的反中国运动是有公众基础的，新闻媒介引导公众的反中国情绪，公众的反中国情绪又要求新闻媒介加码反对中国。面对这种恶性循环，中国应该怎么办？关上门可以把反对中国的信息关在门外，但这就更给了别人愿意怎么丑化你就怎么丑化你的机会，而没有人能够为中国声辩。对付它的办法恰恰是把门开得更大，让外部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有许多谣言都会不攻自破。要有自信，相信中国虽然有许许多多的问题，但实际情况比西方人和海外持不同政见者所想像的要好得多；要相信自己的国民，相信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会站在自己的民族一边。实现信息环境的全面开放，让外国人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中国人在想什么，也让中国人知道外国的实际情况，外国人在想什么，不仅有利于中国发展科学技术，促进经济发展，而且有助于外交——甚至可以说，在信息时代，这才是外交的根本。

要逐步适应信息社会的网状结构

我在前面几章论述过，信息技术要求一个网状的社会结构——虽然层级结构不会完全消失。因此，一个社会要进入信息时代，无论是宏观的社会结构，还是微观的企业管理，都要逐步地适应网状结构，这不完全是一种社会理念，而且是技术的要求，就像蒸汽机的发明大大地改变了当时的社会结构一样。

这一转变对于中国的难度也许要大于美国这样的国家，因为中国迄今缺少这种习惯和氛围，而美国早就有了。从某种程度上说，亚洲国家，包括日本在内，普遍地不太适应网状结构，这在信息时代绝不是优点而是缺点。

在信息时代，无论是发展经济还是科技，一是需要完全开放的信息流通环境，二是需要能够发挥个人创造力的完全自由的宏观及微观环境，这两点是及其重要的：美国今天在高科技方面的绝对领先地位固然与其它一些条件有关，但它的高度自由的信息流通环境和行为环境也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确实应该多学美国的模式，而“东亚模式”在信息时代很可能没有前途——当然人类也应允许有多种模式的试行，中国也可以多种模式并存。

但无论如何，中国在这方面确实不应再过分侈谈“东亚模式的魅力”等，而应率先进入网状结构，方能显示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具有无限的创造力与适应力的宏伟气度。

从层级结构转变到网状结构，将使许多人失去颐指气使地领导别人的快感，但如果因此而拒绝转变，则中国必将因此而永远落后于世界其他民族，中国人将全部被别人所“领导”。

别成为伊克人在我这本书行将完稿之际，海南出版社的一位编辑找我谈论未来的信息社会。他认为，未来的信息社会将使国家消亡，世界融为一体，但这个过程决不会是平静的，会有大变动或大决战（广义的，不一定是传统意义上的战争形式）发生。他说，他就这个问题请教过《数字化生存》一书的作者尼葛洛庞帝，但尼葛洛庞帝似乎根本没有思索过这类问题，他十分失望。他问我，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接触到过这方面的文献、材料没有。我说，因为这方面的问题与本书是如此地紧密相关，因而我尽了一切努力来搜集这方面的资料，但结果与他一样，十分失望。

这本不奇怪，因为我们的索求方向都是美国，而美国在信息社会中无疑地具有绝对压倒性的地位，因而它不必担心什么，它的那些从事于信息技术领域的精英们就更不必担心什么。既然不必担心什么，既然信息社会对于他们来说几乎百分之百地注定是玫瑰色的，他们为什么要去费脑筋想这些问题呢？

但是，我们中国人得好好想想，因为我们并未完全消除被淘汰的危险。事实上，人类社会自古以来就在进行着种族或民族的淘汰，而自16世纪起，西方人依仗先进技术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将这种淘汰扩展到了全世界。皮萨罗的168人远征队和科尔特斯400人的远征队征服了整个美洲大陆，90%的土著居民在随后的不长时期内迅速死亡。

有人会说，现代社会比那个时代文明多了，人们的道德准则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然而，我要再强调一遍，从历史来看，所谓道德是靠不住的东西，唯一靠得住的是力量的平衡。核武器的长期未被使用，决不是因为广岛和长崎的惨状使人们不忍心再用（事实上，在广岛和长崎的核爆炸之后，美国政府仍多次考虑过使用核武器），而是因为核垄断被打破了，否则，核武器会被一用再用。越南战争期间出现的美国反战运动，不是因为美国人不忍心杀伤过多的越南人，而是因为美国人的伤亡大了——有研究表明，美国的反战情绪几乎总是与美国人的伤亡成正比，而和别的事情没什么关系。若是越南像伊拉克这样，美国就不可能出现什么反战运动。

信息时代如果因技术进步而出现了力量的绝对不平衡，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淘汰呢？

当然，信息时代的淘汰可能会仁慈些，也许会是“天鹅绒式”（美国人称自己的霸权是“天鹅绒式的霸权”）的淘汰。而且，淘汰的方式多种多样，甚至可能会是一种自我淘汰。

美国生物学家刘易斯·托玛斯在《细胞生命的礼赞》一书中提到过一个叫做“伊克人”的乌干达北方山谷里的小小部落。由于他们的传统文化遭到摧毁，伊克人把自己变成了一群不可救药的、让人讨厌的人，六亲不认的野蛮动物，极端自私，毫无爱心。他们表面上似乎是生活在一起的，聚集在密集的小村子里，但他们实际上是孤寂的、互不联系的个人，没有明显的互相利用。他们也说话，但说出的只是些粗暴的强求和冰冷的回绝。他们什么东西都不共享，从来不歌唱。孩子一旦能走路了，就把他们赶出家门去抢劫。只要可能，随时都会把老年人抛弃，让他们饿死。行劫的孩子从无能为力的老人嘴边抢走食物。他们生儿育女时毫无爱心，甚至连粗疏的照顾都没有。他们在彼此的大门口排便。他们对邻居幸灾乐祸，只是见到别人不幸福时他们才笑。

刘易斯·托玛斯在书中还有其他联想，但我只引用到此，我的联想是，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大民族，在1840年一下子被打蒙了之后，我们的民族文化也出现了严重断裂之后，会不会现在也还是在向伊克人的方向滑？我们承受得起信息时代进一步的文化冲击吗？有乐观的迹象，但也有不乐观的迹象。

前些日子，一个已经入了加拿大籍的朋友回来做生意，给我打电话闲聊时向我推荐陈燕妮的《遭遇美国》。我说：“我没有看过这本书，这类书我都不看。这类书中所写的东西你们在海外的人也许感触良多，但我觉得无论是对于中国的主流社会，还是对于美国的主流社会，你们的生活与遭遇都是irrelevant的。你们自己过你们的日子就是了。”但他提到书中写了我曾有过一面之交的人，于是，某天路过书摊时，我便买了这套书，浏览了一下。

虽然我还没有将书全部看完，但我大致有了一个感觉。这本书所挑选的50个海外的中国人，大都曾是中国的名人，其中有些人的名声在中国曾经极其显赫，他们的处境应该高于平均水平，因为即使他们的其他的一切美国人都看不上，他们的“中国关系”恐怕还是值些钱的——要知道，美国与中国的生意一年好几百个亿美元呢！而且过得太不好的人大概不会来谈，作者多半也不会要他们来谈，因为作者十分清楚，国内的中国人还是很想保留一个美国梦的。

即使这样，又如何呢？一些人很朴实，实实在在地谈自己在美国的生活经历，一些人因比别人成功而有些得意，另一些人则底气不很足地申辩着他们的选择的“正确”。然而，这些都是他们自己的事了，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和美国人又有什么关系呢？他们既不再是中国社会中的一员，也未成为美国社会中的一员，“irrelevant”是一个最准确地表达他们的地位的词（我实在找不到一个同样准确的中文词）——当然，那些搞科技的应当另作别论，因为科技永远是对于全人类都relevant的，但《遭遇美国》一书中所选的搞科技的人并不很多。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地位，已经是中国许许多多最优秀的人梦寐以求的最高和最终的目标了。作为一个个人来说，奋斗“打拼”，在异国的土地上不仅站住了脚，吃上了饭，有的还可能吃得比较好，这不仅无可非议，而且还确实可以算是有几分让人肃然起敬的英雄气概的。

但是，作为一个民族，它的最优秀的人当中应该有更多的人有更多的追求，并得到更多的东西。不要误解，以为我在批评留在国外这件事本身。其实我认为留在国外还是留在国内根本不是问题的关键，不是relevant还是irrelevant的关键。

实际上，在海外有一个沉默不语的（当然不是真的沉默不语，只是我们听到他们比较少）华人社会，这个华人社会在极其艰难困苦，极其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形成了一张张让约翰·奈思比在《亚洲大趋势》一书中称羡不已的极有生命力的华人网络。这些网络具有生生不息的强大力量，决不等同于中国后来出去的在哪个社会都接不上榫，只不过是一口饭混得好些或差些的irrelevant的那些人——虽然后者可能还很瞧不起前者，我不只一次听到后者对于唐人街的轻蔑谈论，认为这是中国人落后、保守，不肯溶入更先进文化的典型产物。

我曾经遇到过不少华人富翁（虽然还不是大富翁），他们曾是印度????的难民，70年代逃亡时，连个手提箱都没能带出来，但仅仅十来年的时间，不少人都致富了。他们靠的是什么？当然靠刻苦耐劳，靠智慧，也许还靠西方国家“制度好”，但还靠一条，就是那一张张的网，相互帮助，默默无闻，朴实无华，却有力量。这一张张的网就是一个个社会，在当地不是主流，却也站住了脚（这是一个社会站住了脚，和一个个人站住了脚不是一个数量级上的事），他们往往显得很土气，比如春节是一定要舞狮子的，但这土气正是强者的力量的显示，因为只有强者才敢于并能够拿出自己的东西来去叫别人接受。我曾经遇到过从广东农村出去的村姑，不识几个字，因而只能进华人的网，而不能与我们这里出去的知识分子比肩，但她充满自信，决无那些知识分子的自卑和自贱，反倒因为看到了自己的力量而有些沙文主义——这当然是不对的。

情况是在好转的，我们毕竟是一个很大的文化，还有相当的力量。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中国人的心态，也都在正常化，这在《遭遇美国》一书中也看得出来，我敢说，那本书若是在十年以前写，整本书都会是伊克人的聚谈，现在就好得多了。但中国人的有些东西还是令人想到伊克人——我决不是仅仅在谈《遭遇美国》那本书，我要谈的东西远远超过那本书的范围。

1996年8月15日，美国圣迭戈州立大学校园，一个美国学生FrederickMartinDavidson因怀疑自己的论文答辩通不过（其实尚未作最后决定）而将自己的导师，一个中国人，名叫梁辰（音译），和另外两名美国教授开枪打死，后向警察投降。

这件事无声无息，我敢打赌，我这本书的读者绝大多数都不知道这件事。这不由使我想起1991年11月1日的那个尽人皆知的“卢刚事件”来，事情十分相像，那次是一个中国学生打死了他的美国教授们。那次事件却在海内外中国人当中引起了轩然大波，就连《曼哈顿的中国女人》都用了大量篇幅来写这件事。据说卢刚的“嫉贤妒能、心胸狭窄”是中国五千年的文明的一个产物，据说一位中国访问学者还写了一篇文章，《卢刚——中国人的小缩影》。总之，卢刚十恶不赦，中国人十恶不赦。

我不懂，为什么中国教授被美国学生杀了，就那么无声无息，没人理会，为什么美国教授被中国学生杀了就那么不得了，并扩大到“中国文化”，被说成是“中国人的小缩影”？那么，那个美国学生可不可以说是“美国200年文明的产物”、“美国人的小缩影”呢？

我在这里倒没有一点批评美国白人的新闻媒介的意思。他们一如既往平谈地报道了这两次事件，尽量淡化这里面的种族色彩。这种事在美国多了，如果仅仅因为一次谋杀事件是中国人干的，就说中国人如何如何，显然是没有说服力的，而且会被人批评为种族歧视。美国的新闻媒介对于中国和中国人并不完全公正，但决不会去做这么低水平的表演，他们毕竟还是有着一个现代文明社会的准则和体面的。

在那里表演，生怕自己的地位受到危及，因而破口大骂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恰恰是中国人自己。这实在不能不让我想到伊克人。这些整天骂自己同胞的中国人也许就是我们这个文化受到巨大冲击后产生的伊克人，他们比伊克人心眼更多，但这种心眼多不见得是什么好事。

当然，在中国，最坏的伊克人还得数那些贪官污吏，但关于他们的谈论已经很多了，而我在这里说的那种伊克人却还往往很奇怪地被认为是大好人——因为他们骂中国人，骂了中国人好象就是向西方学习了先进的东西了，骂了中国人好象就是主张民主和自由了。

但是，我认为，很多事情的实质恰恰与其表面相反。比如说，一些自称为“自由主义者”的人往往极端地蔑视一般中国公众，认为他们是“劣等种族”，自己却怀有极强的道德优越感，因而非常不能容纳不同意见，把所有与他们在某个方面有不同观点的人都扣上“专制主义”、“法西斯主义”等帽子，这与自由主义的精神完全背道而驰；他们对于传统文化的那种完全的否定和谩骂也并不符合自由主义的精神——西方的一些自由主义哲学家认为，对于传统文化的这种态度不仅不是自由主义，而且恰恰相反，是导向极权主义的哲学基础，因为它隐含着某个个人或某个集团有能力并有权利对于作为人类数千年试行错误的结晶的传统进行随意修改这样一种思想。

仅就常识而言，我已经想不通，那些如此瞧不起一般中国公众的人怎么会愿意给中国人民主——既然他们如此“丑陋”、“愚昧”、“落后”，他们能知道如何行使民主权利吗？

最近看到海外留学生办的电子刊物上的一篇关于中国环保问题的文章，张口就是“一个掠夺了大自然五千年的民族”……。这是从何说起？就现在活着的人而言，谁也不可能“掠夺了大自然五千年”，如果要是论祖先，那么，任何一个民族都可以说是“一个掠夺了大自然五千年的民族”，因为今天每一个活着的人，无论他属于哪一个民族，都是由五千年以来的历代祖先传下来的，而这些祖先都“掠夺”过大自然；迄今为止，根据我前面引用的美国能源部能源信息局的数据，中国人对于环境的污染仍然比美国人少得多（这当然不是说中国人就不必注意保护环境了）。

这些人也在整天谈民主与自由，但我就是怀疑，如果让这些如此仇恨和蔑视中国人的人当政，中国得到的只能是最坏的专制暴政，因为在他们眼里，中国这个民族既然如此劣等，唯一合适的命运恐怕应该是被从地球上消灭掉。

前面提到过，一篇在香港《明报月刊》发表的文章“从‘逆向种族主义’到‘中国的民族主义’”，将这种现象称之为“逆向种族主义”。在读了刘易斯·托玛斯的那本书后，我认为最好把这种现象命名为“伊克人现象”，把这种心态命名为“伊克人心态”。中国人如果不能摆脱这种心态，在遭遇21世纪的信息时代的大动荡、大冲击、大融合时会成为什么样子呢？

极少数最“幸运”的“幸运儿”，能够巴结到《遭遇美国》一书中的那些人的位置，更多的人恐怕会像前面提到过的《圣徒的营地》一书中所描写的那样，举着“皮包骨头的枝桠”扑向全世界的各个海滩，而最多的人则在原来的土地上被慢慢地淘汰掉。华人的网也许暂时可以救起一些人，但失去了大本营，这些网再有生命力也恐怕独木难支……。世界大势会是什么样？从中国人的视点看，有可能就是这样。

就是死，也得死得更光荣些，何况我们作为一个民族多半是不会死的，只要我们不做伊克人。这事比什么都重要，这个问题解决好了才能谈技术问题。我还回答不了海南出版社的那位编辑的整个大问题，我把我能回答的先回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