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查阅前苏联政府的档案文件后发现，“在斯大林于1953年3
月逝世之前，他与毛泽东之间的大部分通信是关于中国请求苏联给予武器装备的”。中国出兵朝鲜一举，从苏联得到了很高的回报，斯大林及其继任者不仅用崭新的苏造武器替中国装备了100
个步兵师，并帮助中国建立了能有效作战的空军、海军、炮兵、坦克兵等技术兵种，而且还援建了300
多项大型工程项目，使中国得以形成独立的军事工业体系。如果把苏联从1945到1955这10 年间为中国提供的武器装备加在一起，足以装备300
余个步兵师。可以说，苏联对中共的武器转让规模是现代史上最大的一次。这样超大规模的援助是毛泽东以前的近代中国的历任统治者无法企望的，蒋介石从美国得到的武器援助远比毛泽东少，而且美国并未为中国援建过大型工程项目。毛泽东的幸运就在于找到了一个坚实的靠山，然而，为了获得这些援助，在朝鲜作战的数十万志愿军付出了生命和鲜血的代价。

　　中国在朝鲜的作战目标并不是建立在北朝鲜的长期性支配地位，也不是在鸭绿江南岸北朝鲜境内建立便于中国防卫的缓冲区，而是在军事上摧毁联合国军的有生力量、重获战争主动权，在政治上解放全朝鲜、迫使联合国接纳中国、使美军撤出台湾等。为了实现这一系列作战目标，志愿军入朝后连续发动了五次战役，前三次和第五次是进攻性的，第四次则是防御性的。这五次战役中，前四次是成功的，最后一次则失利了。志愿军能大量歼灭联合国军、突破三八线、令华盛顿大失脸面，使斯大林相当满意。更重要的是，志愿军在远东拖住了美军的有生力量[7]
，减轻了北约在欧洲对苏联的压力。同时，由于志愿军的参战，北朝鲜当局免遭灭亡之命运，然后又得以光复三八线以北的原控制地域。从军事学角度来看，志愿军的第一次战役是隐蔽设伏、突然袭击，因此并不能显示双方真正的实力对比；而志愿军的第二次战役的大获全胜则具有历史性意义。美国军事史作家弗朗克兰和道林认为，这次战役是二十世纪中的决定性战役之一，体现了中国军队具有相当的指挥和作战能力，能战胜装备优势、训练有素的以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

　　但是，由于中国军队缺乏重型武器和空中力量，无法在连续作战中保持优势，这场战争后来变成了双方拉锯式的僵持局面，中国不得不放弃占领韩国全境的计划。当时，毛泽东一再指示彭德怀以疲兵突破三八线，因为毛担心斯大林怀疑志愿军攻占韩国的决心。由于朝鲜半岛东、西两岸的海岸线不易设防，所以斯大林、毛泽东、金日成所要求的攻占韩国的作战目标其实并不现实；即使勉强实现了，也很可能只是个暂时的、昙花一现的成功，很快就会被敌军从后方登陆、切断后路、包抄围歼。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一再顶住来自莫斯科、北京和平壤的要求南进的压力，坚持稳扎稳打，始终未深入韩国追击联合国军，这才使志愿军得以避免重蹈金日成初次攻占韩国失败的覆辙。彭德怀的决策虽然阻止了苏、中、北朝鲜政治领导人的战略企图，但基本上维持住了志愿军作为战役胜利者的姿态。


　　虽然志愿军与联合国军在朝鲜的对抗基本上是以地面作战为主的局部战争，但是，这场战争还存在着升级成核战争的可能性。在第四次战役期间，曾出现过美国对志愿军或中国本土实行核打击的可能。据38军112
师326
团前任团长李耀庭回忆，当时为了预防美国发动核打击，志愿军司令部曾命令部队不得过度南进和过度集中。如何控制战争的范围、避免诱发核战争或世界大战，成了朝鲜战争里中国、苏联、北朝鲜方面不得不小心对待的问题。例如，在第二次战役期间，作战地域处于以安东为基地的米格15战斗机的作战半径范围内，如果当时苏、中空军全面出动、实施对地支援，截断西线联合国军的南逃之路、炸沉东线联合国军的撤退船只，将可能成建制地歼灭更多的联合国军，使战果更辉煌。但是，北京和莫斯科却抑制了这一冲动，自我限制空战的规模和烈度，从未空袭联合国军的地面和海上部队，更不去袭击联合国军空军在韩国和日本的基地，以免刺激美国对志愿军和中国本土进行核报复。

　　中国出兵朝鲜之后，原来针对台湾的军事态势便从进攻性转为防御性。毛泽东曾设想，乘朝鲜战争爆发之机，可对在台湾的国民党军队运用引蛇出洞再歼灭之的策略。他为此指令沿海各省（除少数几个地方外）均不得大建要塞，应当先让敌人登陆和深入内陆再围歼之，以削弱国民党军队的有生力量，有利于未来的解放台湾的战役。但国民党当局未曾渡海反攻大陆，引蛇出洞的策略未达目的。

　　通过外交谈判解决朝鲜问题（1950年10月至1951年7
月）

　　在出兵朝鲜之前，中国的外交努力旨在争取中国在联合国中的代表权和设法让联合国军止兵于三八线。中国出兵之后的外交努力便转变为确立有利于中国、北朝鲜、苏联的停战谈判先决条件。在朝鲜战争的初期，中国对志愿军能否有效地抗击联合国军心中无数，一度定下了这样的停战谈判底线，只要志愿军能占领平壤—元山铁路线以北的地区，就可以展开停战谈判。为了保留停战谈判的空间，中美之间曾通过中间人秘密传递书信，中国方面急切地想知道美国方面的谈判先决条件。但不久以后联合国通过了谴责中国为侵略者的决议，这些秘密联系便从此中断了，中国从未承认过这些秘密的递信活动。

　　在朝鲜战争的停战谈判问题上，斯大林的态度不如毛泽东那么强硬。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表明，毛泽东支持金日成发动战争的态度要比斯大林更积极。斯大林曾经有这样的期待，志愿军占领包括汉城在内的部分韩国领土后，中国可用这些领土与美国交换，争取让美军撤出台湾，进而让联合国接纳中国、诸大国共同签订对日和约以及朝鲜停战协定。中国政府曾接受了斯大林的主意，将这一精神纳入停战谈判的先决条件。

　　志愿军从第一次战役到第四次战役，作战基本上是顺利的。彭德怀本欲挟第二、第三次战役胜利之余威，向敌方提出举行停战谈判的要求，其目的除了要解决朝鲜问题之外，也包括上述的斯大林的设想。如果当时能按照彭德怀的意见开始谈判，也许中国获得的利益比后来实际得到的还要多，甚至可能创造攻占台湾的条件。然而，当时毛泽东看到志愿军进展顺利，就想进一步扩大战果，以为志愿军能够迫使联合国军在战败或劣势的地位下坐到谈判桌前来。这样，中国政府提出了四项强硬的停战谈判先决条件：外国军队撤出朝鲜、朝鲜人民自决内政、美军撤出台湾、联合国接纳中国。其意图是让联合国军无法接受、从而得不到喘息的机会。这也许是毛泽东军事生涯中最大的败笔之一。当时，美国提出的停火谈判条件是“先停火、后谈判”，而毛泽东则针锋相对地坚持“先谈判、后停火”，并两次拒绝了联合国的和平建议。联合国的第二次和平建议其实对中国是极为有利的，其中包括寻求解决台湾问题和中国的联合国席位问题。可是毛泽东当时对军事形势的看法过分乐观，又想在斯大林面前表现出决不对美帝国主义抱有幻想的姿态，因而拒绝了联合国的第二次和平建议。

　　不久，志愿军在第五次战役中失利，此时中国领导人才认识到，在志愿军现有的武器装备条件下，要通过战场胜利把联合国军逼到谈判桌上是不可能的。因此，志愿军第五次战役的失利成了中国对停战谈判的态度由硬转软的分水岭。由于志愿军在三八线以南的推进相当有限，不但无法为北朝鲜当局夺得整个韩国，甚至连在开始停战谈判前占领更多韩国领土这个目标也无法实现。最后，韩国和北朝鲜基本上还是按战前的边界各自恢复了自己的控制区。
1951年7
月，中国不得不放弃了上述的四项强硬条件，以与联合国近乎平等的地位坐到了谈判桌前，而中国在停战谈判中基本上什么也未得到。

　　对中国出兵朝鲜的评价

　　中国留美学者陈建指出，在中国出兵朝鲜的结果这一问题上，流行的观点是，“朝鲜战争为中国带来的后果是非常负面的：出兵朝鲜导致成千上万中国士兵伤亡，造成军费猛增，阻碍经济复兴，令台湾无法收复，令北京至少在短期内更加依附于莫斯科，令中国迟至七十年代初才被联合国接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