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行：感受“岛国心态”

　　这次来台湾是我的第三次，前两次都只有半个月时间，这次在台北的一所大学客座，要待一学期，又恰逢台湾大选前后，所见所闻颇为丰富，各种信息扑面而来，使我对台湾和这边人的各种感受要比过去体会的更深刻一些。

　　说起“岛国心态”不能不先说“中原心态”。“中原心态”这个词，最初是由台湾中研院社科所副研究员钱永祥所提出，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朱学勤最近也有专文论及这个话题。的确，“中原心态”在很多大陆人那里是存在的，它令台湾人反感，我也反感。个别大陆学者来台湾访问时,自觉不自觉之间流露出一股傲气，很刺伤台湾的朋友。这次来台后，我经常提醒自己，即使像我等这些自认为超越了“中原心态”的人，可能还是需要警惕意识深处是否还存有一小块“中原心态”的角落。

　　“中原心态”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缺乏对台湾民众“弱势悲情”心理的体察。勿庸讳言，这种“悲情”心理是普遍存在于台湾民众的意识深处的。百年来中国深受外敌的侵略压迫，国势衰落，在日本殖民主义长期统治之下，台湾人民尤如“无花果”，一直备受挫伤和压抑。对台湾民众的这种“弱势悲情”心理，我一向以同理心来理解，早在八十年代，我就长期订了福建出版的《台港文学选刊》，学校图书馆港台阅览室收藏的台湾作家的书几乎都读过，也买了一大堆台湾作家的小说，散文。我读过吴浊流，钟理和，杨逵等一大批台湾乡土老作家的小说，从中深深感受并体会到那个时代台湾同胞心灵的漂泊和无奈。台湾光复后，又发生了“二二八事件”的悲剧，国民党打不过..，但它在台五十五年，却是“巨无霸”，特别在五十年代的“白色恐怖”时期，“红帽子”满天飞，不仅杀害了几千个被称之为“匪谍”的人，还打压、伤害了许多无辜的台湾百姓，使得台湾民众中的“悲情”感更加深重。

　　当我对台湾民众抱有一份深深的理解和同情时，我也注意到这十多年来，台湾的“悲情”已被某些政治人物有意放大，肆意炒作，这些政治人物一方面美化日本在台的殖民统治，另一方面煽动族群的对立，一步步引导台湾往危险的“台独”方向滑落。现在国民党被民进党说的丑陋不堪，但我还是看到来台后国民党的另一面：国民党在七十年代后，由蒋经国主导，逐步开始革新过程，它在台湾还是做了许多好事，一是它的重师重教，连农村小学老师在社会上也受到普遍的尊重，时直今日，这种社会气氛也未改变，这给我很深的印象；二是它的“三七五减租”和“均富”政策，让底层民众过上了小康的生活。贫寒子弟只要努力，不涉政治，照样有出头之日，前几天，我和现在所在大学的原文学院院长聊天，他是台湾最南部道地的农民出身，就是考上台大再留学美国，类似这种情况并非个别。就是这位先生告诉我，在台湾南部的乡下，还保留浓厚的“古中国”尊师的气氛。国民党搞的只是局部“革命”，拿到权力即可，社会，个人和传统的空间并没有被消灭，客观上为社会保留了一份活力，也使后来的社会转型较为平顺，不至于那么动荡。前天系里组织春游，出台北去了乌来温泉，小镇上的国民党乡党部，相当于我们那边的乡党委，却叫“民众服务社”，他们甚至没听过“乡党部”，而“民众服务社”已有二三十年了。我可能是因为做近现代史和民国史研究，故而对国民党来台后的这番做为，特别有一种感觉。

　　我也一直认为大陆对台的政策要做大副度调整，现在基本是靠强力震慑，吸引台资和拉住美国来牵制台湾，虽一再表达“寄希望于台湾人民”，可这边民众却视大陆为“虎狼”，除了非常少数的人物，台湾已没有一般意义上的“统派”了，而这些人在社会上基本发不出声音，已失去了社会影响力，连赵少康这样激烈反扁的人都称大陆为“恶邻”，台湾民众的心理离大陆越来越远，绝对是事实。

　　我来后一个多月，因是长住，都是自己打点生活，每天要上街吃饭，买报纸，还要隔三差五去超市，不像短期来访，都是被接待，不易了解到台湾的真实民情。我看到的是，对大陆来的客人，台北的一般民众，绝大多数是善意的，也是有礼貌的，但无可讳言，确实有一些底层民众强烈歧视大陆人。在这里，我们习以为常的“阶级分析法”已失灵：“台独”的同情者和最大的支持者不是台湾的中产阶级，而是占人口多数，处于社会低端的广大普罗群众！我经常去一家早点店喝豆浆，这家早点店是一家四姐妹开的，三个都很有礼貌，但其中一个听我口音不是台湾的国语腔，脱口就问：你是不是偷渡来的？去年十一月我去中研院访问，住在学术活动中心，一个女清扫工看我是大陆来的，一直是冷脸相对。台北的公交巴士从不报站，只有少数线的公车上有显出站点的视频，给外地来客造成极大的不便，有几次我问司机站点，他听你不是说闽南话或台式国语，就爱理不理，所以我每次坐公车都问同车的乘客，特别留神，生怕做错了站。我的一位朋友告诉我，他母亲的老熟人，已七八十岁的年龄了，因讲大陆方言，在菜市场受到小贩的欺辱。前天我参加系里组织的春游时，一位教授太太和我聊天时说，他的先生日前在他住的新店家附近的小吃店吃饭，也是因为讲国语而被羞辱。他说的还是台式国语，而且还是在文明程度最高的大台北地区。在台湾南部，因说国语被羞辱更是常事，前不久电视上报道，南部一小吃店老板娘把一碗热汤圆泼到说国语的客人的脸上。我原想利用假期，环游全岛，但有朋友提醒我，不要一人去南部，一定要有人陪同。对大陆人的歧视是全面的，“大陆妹”在这边就等于是“卖淫女”的代名词，时不是就出现“大陆人滚回中国去”的声音，许多学者都看不下去，他们说，这种对大陆人的歧视已完全公开化，更重要的，还演变为一种政府的政策。

　　九十年代中后期以来，台湾有不少学生来大陆求学，但是当局就是坚持不予承认大陆的学历资格。上个月，当局出台一项政策，规定迎娶大陆新娘要具备六百万的家产，在引发社会强烈的反弹后，才不得不修改。

　　台湾当局对大陆的歧视政策和台湾百姓对大陆的疏离，两者互有联系，但毕竟不是一回事。问题是，大陆和这边的民情几乎没有交集，对台的影响实在很有限。古云要怀柔远方，先不说我们那边要内修清明，我多次想，如果大陆以四川省的名义，送给台北小朋友两只大熊猫，那会化解多少台湾人对大陆的敌意，给台湾百姓多么大的温暖！我们可以送给美国，甚至墨西哥，为什么不能送给我们的台湾同胞呢？

　　在提出“中原心态”的同时，我觉得也应看到在台湾普遍存在一种可称之为“岛国心态”的现象，其主要表现：一是“自我中心感”，二是封闭性和排他性，它不仅甚行在下层民众中，更反映在社会的“高端”，这种社会心态包有其多方面的来源，它既是政治人物操弄“族群”对立的产物，也有它自己特殊的生长轨迹，使这种精神气氛几乎随时可以感受，甚至可触摸到。

　　几次来台湾，我都发现了一个现象，就是台湾有着自己特有的“议题”，所谓“特有的议题”就是社会所关心的话题是从台湾的环境及面临的社会问题中产生，这其实非常正常，因为任何社会都是这样，两岸的制度和社会发展水平不一样，总不能叫台湾老百姓去关心我们的“下岗再就业的问题”。两岸分隔五十多年，确实造成两岸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方面诸多的差异，但是两岸毕竟同文同种。然而我看到的是，台湾社会所关心的议题除了个别部份和大陆有交叉，绝大多数和大陆没任何关系，甚至和外部世界也没任何关系，社会所关心的问题都是局限于一个很小的范围，台湾之外的世界几乎是不存在的，说的严重一点，给人一种很自恋的感觉。我相信这和近年来陈水扁一再鼓吹的“台湾第一”和“台湾优先”有极大的关系，甚至就是以“台湾主体性”为核心价值的“台湾意识”的外化表现形式。在台湾政界人物齐喊要融入“全球化”进程，在官，商，学界都有大批留美博士的台湾，这种现象确实另人匪夷所思。

　　我的住处的电视有一百一十几个个频道，可是我极少能看到有关国际新闻的报道，除非发生重大事件，例如西班牙马德里车站爆炸案，才有从外电编译的电视新闻。我为此问过一个台北文化大学的教授，他说是因为台湾百姓不关心外面的事，电视台从市场需要出发只能如此。一般情况下，电视上的有关大陆新闻每天会有一两条，几个电视新闻台滚动播放，多数是从CCTV剪辑下来的大陆各地“黑心方便面”，“硫磺泡牛肚”的消息，间或有几条大陆社会新闻，诸如“鞍山美发厅跪式服务”，“痴心郎跪爬十里求爱”。我不清楚这样安排有没有什么“导向”，更大的可能性还是市场的因素，还是那个原因：台湾百姓对大陆没兴趣。

　　学界对大陆的兴趣也大不同于以前。近年来，不少过去研究中国史的学者纷纷转行研究起台湾史，台湾史本来就应该研究，这无可厚非，但我发现这里兴起的台湾史研究，多多少少是和“建构台湾的国族认同”相联系的，绿色人物已在批判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台湾大历史学家连横的名著《台湾通史》，说该书反映的是“失去台湾主体性”的“大中国史观”。过去我们来访的人一般很难接触到绿营人士及其社会基础，现在可以说根本无需专门寻找，“绿色”人物到处都有，学界更甚，一些人更发展到非理性的程度。著名社会学家萧新煌已成为陈水扁政府的“国策顾问”。台大法学院退休教授李弘禧是陈水扁在台大读书时的老师，原是和胡佛等齐名的七八十年代台湾自由派代表人物，现在以陈水扁的“国师”自居，他在电视上有一专栏，某一次他竟信口开河说，“在清朝以前，中国不存在”。昔日的乡土派作家汪笨湖，早已成为绿营极为活跃的政治鼓动家，他除了时常主持在南部的支持绿营的露天群众大会，每天晚上都在“年代”电视台主持“台湾心声”专题访谈节目，他面对“乡亲们”，和被他邀请来的学者，教授一起，天天用闽南话在批判所谓“大中国主义”。现在中研院个别研究所已逐渐调整学术交流的方向，以减少和大陆学界的来往。申请和中国历史文化有关的研究，很少能得到政府的资助。

　　说起中研院，就不能不提到院长李远哲先生。来台以后，我一直关心有关李远哲的新闻或报道，也时常听到不同朋友对他的议论。在大选前几天，李远哲和陈水扁同开记者会，然后表态支持陈水扁，只是这次李没有提出号召，而是说他个人的态度，和四年前已不一样。当天下午就有五个私立大学校长发表公开信对李进行了批评。王永庆，张荣发等商界巨亨一直到最后都没有明确表态，但两人都公开呼吁开放“三通”。

　　李远哲当年回台是一件大事，这其中肯定有他对台湾乡土的一份强烈的关怀，每个人都会持有自己的理念和价值想往，但学者一旦卷入政治，事态就不可避免复杂化。总的说来，李远哲现在的社会声望已大大降低。他这次的表态对拉升陈水扁的选情没有起任何作用，因为支持绿的，早已决定；支持蓝的，不会被李影响。不少学界朋友都说，李远哲的超然地位已没有了，原先他享有的那种类似胡适五十年代在台湾的影响力已经基本流失。

　　李远哲先生引起社会争议的还有一件事，这就是他主持下的台湾“教改”。“教改”和最近几年的教科书内容的修改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有间接的关系。在台湾“教育部”主持下，新版大中小学的历史教科书中，中国已成为和台湾相对应的“外国”。在当下的台湾，彰显“台湾优先”是以“去中国化”，即疏离大陆的历史和文化为前提的，这种社会氛围已对年轻一代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前不久，我应邀担任某著名教授一研究生论文口试委员会主席，他特地问我选课学生的情况，我告诉他，选课学生很多，其中还有外系学生，甚至外地大学的学生专程来上课；他说“学生有兴趣那就好”，然后称赞道“早知你上课好”，我初不解，后恍然大悟：我的这位老朋友原是担心台湾学生对有关大陆历史的课程没有兴趣！更有意思的是，一个博士生告诉我，我的课受到同学的普遍欢迎，他们说：“到底是来之大国的学者”，我闻之，哭笑不得，百感交集！

　　选我课的学生并不代表台湾学生的一般情况，因为他们是学历史专业的。我所在的这所著名大学有一门面对全校大学生的通识课“财经制度与社会生活”，现在已用国语和闽南话进行“双语教学”。高雄医科大学并在医学系一年级开设“台语文入门”，在三年级开“医学台语”。中部某大学把中文系改成“台语系”，该系教授以最流行的闽南话讲“台湾文学史”，大受学生的欢迎，选课同学高达三百多人。学生告诉我，台湾年轻人对大陆的最后一次关心是在十多年前，自那之后，就对大陆彻底丧失了兴趣，那个学生说，“是由厌恶而导致的没兴趣”，我闻之，汗沾襟背！“岛国心态”竟包涵如此复杂的内容！

　　在两蒋时代，台湾社会的大氛围还保存一种“中华“气象的，八十年代台湾人几乎都会唱的“中华民国颂“，就是到今天，这首歌曲也让许多蓝营群众热泪盈眶：

　　“青海的草原，一眼看不完，　　喜玛拉雅山，峰峰相连到天边，　　古圣和先贤，在这里建家园，　　风吹雨打中，耸立五千年，　　中华民国，中华民国，　　经得起考验，只要黄河长江水不断，　　中华民国，中华民国，　　千秋万世，直到永远，　　千秋万世，直到永远。“

　　但是到了现在，“正确”的观点是“中华民国”是“外来占领政权”，是“乞丐赶走了庙公”（李登辉语），而谈“中华”更是“政治不正确”。“主流民意”对大陆毫无兴趣，其口号就是那个“台湾第一”，“台湾优先”，你要是“立足台湾，放眼大陆”，那就是“唱衰台湾”。和大陆民众普遍关心台湾的情况形成鲜明的两极对照，“主流民意”对大陆抱着“惹不起，躲的起”，还要加一条，最好对大陆什么也不知道，紧闭双眼，紧紧抱住美国，要建设一个“小而美的台湾”。如予不信，请听眼下台湾最流行的歌曲“相信台湾”：

　　“山是海的岸，海为山唱歌，　　这家拢是台湾仔，互相疼痛惜命命，　　咱的代治家已管，勿免别人来操烦，　　相信咱台湾，相信咱台湾，改革无底限。　　　　海涌若夯头，海水缀咧走，　　春风叫醒咱心肝，满地翠青好作伴，　　意志坚定亲像山，打开未来向前看，　　台湾咱的名，台湾咱的名，为伊来打拼。“

　　这是一首类似民谣的歌曲，它乡情浓郁，朴实诚挚，可它就是今年绿营“总统”大选竟选主题曲！在当下的台湾，在社会意识的领域，“台湾主体意识”更多就是以这种草根性的形式出现的，它裹挟着台湾人民爱乡土的朴素情感，却少了从历史深处而来的磅礴的大气，恢宏的气度和开放的心态，而透着强烈的封闭性和排它性的色彩。台商有近百万人在大陆，大陆就紧靠着台湾，但我在这里却经常有这样的感觉：大陆好像是在遥远的非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