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视为葬送苏共祸首的苏共最后一任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称自己的思想为“新思维”，刘亚洲不忌讳以此给自己的讲话冠名，可见他想突显其中共必须彻底进行改革的主题。他在讲话中称，不能把批评共产党的人士当作“敌对势力”，而是要把他们当作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绝对需要监督的“反对党”。甚至提出“我们不但要容纳国内‘反对派’的存在，而且欢迎海外一切所谓的‘敌对’人士回国！”他问道“既然我们有信心让过去最大的敌人国民党都成了我们的朋友，为什么还惧怕海外那些少数的反对人士呢？”他说：“只要我们转变观念，从新思维的角度看问题，这些宗教领袖、公知和意见领袖、民间社团和社会活跃人士，甚至是所谓的反对派的领袖们都可以看做是‘前体制’人士。”

当然他也巧妙地让自己的新思维与中共的意识形态挂上钩，试图为习近平两个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论解套，指出应该恢复中共建政初期的设计蓝图，“活化”死掉的机制，即用人大和政协来接纳“前体制人士”和“海外反对派人士”中具备胜选的个人，使体制具有“协商”和“竞争”性。他指责那些不投反对票的人大代表是“民主机制的毒瘤”；他认为中共的群众路线应该是“选举制度”，不仅让群众选出自己的人大政协代表，而且选出地方官员，他说虽然不能马上搞普选但他更不赞成反对者的所谓“素质论”。他说，“中国民众的素质，只有通过民主的实践才可以提高，而绝不可能在非民主的条件下成熟。”“中国的公民社会和未来的宪政民主，必须要一步一步地通过这样的实践来建立和实现。”

他指出的政治体制改革还要“强化”一系列反腐措施和机构，主张建立美国联邦调查局式的直属中央的调查党政官员贪腐行为的“政安”系统，他认为共产党真正的敌人是腐败官员，他主张取消“颠覆”罪，只设“叛国”罪。他说，写文章批评中共的人、组建不同政治组织的人都不是敌人，他说：“不能再把国内的反对派人士抓捕后再流放到海外了。而是相反，让他们回来参与政治改革。”他指出：“刘晓波是我们自己把他选成诺贝尔和平奖的。”

在谈到反对党时，他说，中共在现有宪法下“应该允许反对党成立，和其他的民主党派一样参政议政”；他说，中共如果不改革，不允许反对党存在，那么除非武力攻占，否则“台湾永远不会回来。”

在谈到六四问题时，他说应该和解决文革问题一样采取主动平反，“共产党有过错，但是是决策者失误造成的，由决策者承担，对受害者进行赔偿。”他认为如果继续采取掩耳盗铃、欲盖弥彰的掩盖历史的办法，那跟我们“一直指责日本篡二战侵华历史”又有什么两样呢？他觉得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对六四镇压投了反对票，还有开明领导人胡耀邦，他们都可以使中共有“平反六四的资格”。

在评论对薄熙来的审判时他说，“到今天为止的举证来看，薄熙来应该无罪释放。”

在指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应具有的特征时，他说，第一，司法必须独立，第二，言论必须自由，第三，实行地方普选，第四，实行新的政党政治。最后他说，中共如今面临后退“是灭亡”，“向前有危险，但是彼岸有新的曙光和新的舞台”的境地，他呼吁中共要有“脱胎换骨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