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将是一个竞争更为激烈的世纪。这从世纪之交世界各国纷纷调整自己的内外政策、加大科技投入、加快经济发展步伐等举措中已可略见端倪。与20世纪先有“热战”后有“冷战”的竞争方式不同的是，在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尽管国际上仍然出现局部的以战争为手段的竞争方式，尽管有的国家仍未摆脱冷战思维，但从总体上说，国际竞争将更多地表现在经济和科技层面，表现在综合国力的较量上。
　　
　　新一轮的国际竞争始自20世纪后期，是由“全球经济一体化”和“知识经济”两股大潮继续向前推进的背景下发生的。展望这一轮的全球大角逐，综合各界人士的意见，可以总结出六个基本特征：

　　一、2l世纪各国之间综合国力的竞争，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知识经济的背景下进行的，在这场竞争中，处于科技发展领先地位的发达国家居于优势地位。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王和兴说，在当今世界经济领域中，西方发达国家占有绝对优势，控制着大部分国际经济组织。在制定章程和游戏规则时往往只有几个资本主义大国说了算，有些事甚至美国一国反对就无法通过。但另一方面，美国作为唯一的一个超级大国，自冷战后对国际事务的干预能力己大大下降，美国已经不能在世界范围内说一不二，失去了主宰世界的能力。

　　二、网络功能质的变化，使人类迎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以网络为基础的信息经济时代，这将导致信息替代资本在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并最终成为核心资源。

　　信息学家宁吉喆指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后，以微电子、计算机和网络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迅速发展，不断掀起新技术革命的浪潮，为世界的信息化进程提供了强大的动力。预计今后30年，计算能力将以惊人的速度增强约100万倍，计算机将成为功能强大、使用简单和无所不在的装置。信息产业是20世纪90年代增长最快的部门，信息产业高速发展，成为经济发展的强大推动力。飞速发展的信息技术已经成为当代最先进、最活跃的生产力，信息产业已成为世界经济新的增长点、主要推动力和新兴的支柱产业。信息网络迅速崛起，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依托。随着现代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的发展，全球网络经济急剧扩张。自1996年以来，全世界互联网用户每9个月就增长一倍，信息流量和带宽翻一番。到1999年底，全球互联网用户已达2．6亿户。预计到2005年，用户总数将超过10亿户。届时，世界人口的1／5将融入互联网经济，而这些人恰恰聚集在最活跃的国家、地区和产业部门。与互联网的迅速发展相适应，电子商务初具规模并加速发展，其影响不断渗透和扩散到各个产业领域和社会层面。据初步统计，1999年，全球电子商务的营业额达到2400多亿美元，预计到2002年将超过1万亿美元。据有关机构分析，1998年，发达国家30％左右的生产经营活动部分或全部经由电子商务实现，预计到2003年，这一比重将上升到90％以上。

　　三、联合争强、集团取胜的“航母式”竞争，将是未来国际竞争的主要手段。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陈风英指出，在这一方面，欧盟已经先走一步，以联合力量与美国争高低，东亚地区正在行动。21世纪。的竞争主要在美、亚、欧三大板块间展开。

　　四、新世纪的经济竞争、综合国力竞争深刻表现为一场世界范围的“创新战”。

　　国家科技部部长朱丽兰指出，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歇动力。科技创新是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的强大动力源。而在科技创新中，基于基础研究和战略高技术研究的原始性创新，将带动一批高新技术企业的成长，开辟一片新的产品和服务的市场，构筑新世纪科技经济竞争的制高点。在这场经济热战中，科技创新将决定一个国家在世界舞台上的权重和地位。而创新也将超越传统的技术创新的范畴。体制创新、政策创新、观念创新日益成为科技创新的保证。

　　在这场创新战中，少数发展中国家或欠发达国家有可能凭借某一个或几个领域的重大科技突破而实力骤增，一跃成为“世界新贵”。如我们的邻国印度和欧洲的爱尔兰，由于较早抓住了信息技术革命的机遇，大力发展软件产业，取得了经济的快速增长。近10年来印度的经济平均增长率达6．5％。爱尔兰虽然经济上无法同德英法意等欧洲大国相比，但这些年它在发展信息技术方面却走在了许多欧洲大国的前面。1998年计算机出口占欧洲市场的l／3，并且是当年世界第二大软件出口国。

　　五、在新世纪的竞争中，有可能出现富国愈富、穷国愈穷的趋势。在全球化浪潮中如何不被边缘化，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将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共同课题。

　　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王和兴认为，今后国际间的竞争，说到底，实质上就是高科技竞争。在这场国际竞争中，总体上发展中国家处于不利地位。特别是拥有信息技术的富国与缺乏信息技术的穷国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发展中国家在历史上都是被奴役、被压迫的殖民地，独立后经济上的贫困、落后和依附地位，又使政治上的独立不断受到威胁。主权完整时常遭到破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新老殖民主义者还通过各种手段无端干涉发展中国家的内政。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世界各国经济上的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发展中国家的独立性，自主权必然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制约，对内、对外事务的最高行使权难免遭到侵蚀。

　　六、在新世纪的角逐中，还存在着少数发达国家为了本国和本集团利益，以所谓的“新干涉主义”为借口对其他国家进行制裁甚至是武装干预的危险。

　　20世纪末，西方炮制的一些理论值得警惕。什么“人权高于主权”，什么“人权无国界”，什么“人道主义干预合法”，什么“联合国宪章过时了”等等，“新干涉主义”，便是集这些理论之大成。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陈岳教授指出，新干涉主义是冷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以人权和民主的价值观念为标准，采取经济制裁和军事打击等手段，强行干涉他国的内部事务，并以此作为处理国际事务的基本依据。新干涉主义在实施人权干预和其他干预时往往执行双重标准，对本国与外国、盟国与对象国均有重大区别，因此是虚伪和不公正的，其目的完全是为了自己的私利。新干涉主义在国际关系的实践过程中，已经给冷战后的世界带来了战争和灾难。

　　即使是日常贸易，这种阴影也挥之不去。美国哈佛大学欧洲研究中心主任乔治·罗斯2000年8月著文说：“现在，疯狂商业化的大部分活动，都是以和平、民主、人权和全球进步等重要原则作为自己的伪装。”新世纪国际竞争的核心制高点和途经许多中外学者和研究机构对新技术革命带动下的21世纪初的世界经济走势持乐观看法。认为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将给世界带来20到30年的经济持续增长和繁荣。对于所有国家来说，它是一次增强综合国力，调整自己在这个正在被重新塑造的新的世界格局中的地位的巨大机会。有关专家对新一轮的全球大竞争的核心、制高点和途径进行了深入分析。

　　一、经济竞争是大角逐的核心。

　　中国社科院欧洲所所长、研究员裘元伦指出，新世纪经济领域的竞争主要在四个方面展开：

　　1、直接的商业利益之争，例如各种各样的“贸易战”。

　　2、国家竞争力与企业竞争力之争。包括“新经济”的发展(结构、金融、制度、科技)、人才培养与争夺等，这比商业利益之争更为深层、更为重要；3、势力范围之争。二、三十国的欧洲联盟和三、四十国的美洲自由贸易区完全可能成为现实，这里是集团依托之争，未来的“地区化”发展的含义，其重要“性未必输于“全球化”。日本虽然没有成型的集团依托，但事实上它在东亚的“势力范围”客观上也是存在的。

　　4、国际影响力之争。主要指三点，一是对国际组织与整个国际生活的影响力(建立统一欧洲市场和统一货币是欧洲人试图在经济领域达到同美国平等所作的一些努力)；二是对制定和实施国际规则、国际标准的影响力甚至主导权；三是各自所提供的制度模式对外部世界所产生的吸引力等，这是基础性的竞争。

　　二、高科技领域和人才的竞争，将是大角逐的制高点。

　　朱丽兰指出，在21世纪的大发展、大变革和大竞争中，促进科技进步和创新，是增强综合国力的决定因素。在高科技领域的竞争中，中国将遵循江泽民总书记所提出的“有所为，有所不为”指导思想，积极推进具有战略意义的高技术研究。集中力量在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先进制造技术、航空航天技术等关键领域取得突破。实施重大高新技术工程项目，促进高技术成果产业化。高技术项目的重点包括：亚微米、深亚微米集成电路设计和制造；高性能计算机；光电子材料与器件；生物技术及其产业化；生物芯片；农业生物工程。用高新技术加快推进传统产业技术升级。选择装备制造、农产品深加工、清洁煤、资源综合利用等若干重点领域，加快开发能够推动结构升级的共性技术、关键技术和配套技术，加速传统产业的升级。其中，要注重电子、信息等技术与传统产业的嫁接，大力开发能开拓国内外市场的有竞争力的新产品，提高产品的质量、档次和技术附加值，开发和应用先进制造技术、工艺和装备，大幅度提高国产技术装备水平。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瞄准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前沿，选择我国具有一定优势、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有重大意义的研究领域，集中力量，重点突破，力争在基因组学、信息科学、纳米科学、生态科学和地球科学等方面取得新进展。

　　世纪之交，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变革极为深刻。这场变革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经济和社会赖以发展的战略资源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农业经济时代，战略资源主要是土地资源；在工业经济时代，战略资源主要是原材料、能源等物质资源；到了知识经济时代，人才资源是一个国家经济和社会最主要的战略资源，创造和应用知识、信息的能力与效率，成为决定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主要因素。国家行政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陈福今指出，经济全球化也是人力资源和人才的全球化，科技革命是人的智力引发的革命，知识经济是建立在知识和信息基础之上不断创新的经济，各国综合国力的竞争实质上是人才的竞争。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提出：“人才是最宝贵的资源。当今和未来的国际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要把培养、吸引和用好人才作为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切实抓好。”根据这一精神，十五期间，中国将着力建设一支宏大的、高素质的人才队伍，重点是抓好三个方面的工作：一、培养和造就一大批适应新世纪要求的高素质领导人才；二、培养和造就一大批现代化建设亟需的人才；三、培养和造就千百万青年人才。

　　三、竞争的途径是市场化。

　　市场化既是全球化的起点，也是全球化的客观要求。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陈鲁直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如果套用一下现在的说法，这恐怕就是当时的“全球化”了。现在所说的经济全球化是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所谓全球经济是与市场体制联系在一起的。

　　正因为如此，尚未完成市场化的国家无不把加速市场化进程，提高市场化程度，作为参与新一轮全球大竞争的必要途径。

　　“十五建议”提出，继续提高国民经济的市场化程度，进一步开放市场，建立和完善全国统一、公平竞争、规范有序的市场体系，同时进一步放开价格，使市场在宏观调控下更好地对资源配置发挥基础性作用，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经济学家张卓元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已经初步建立，但这是就国民经济的总体说的，而在不同的领域、部门和地区，市场化程度并不相同，有的高些，有的低些。比如，商品和服务领域的市场化程度较高，生产要素领域则低一些；非国有部门的市场化程度较高，国有部门的市场化程度则低一些；竞争性行业的市场化程度较高，一些自然垄断行业则低一些；东南部市场化程度较高，中西部地区则低一些；等等。事实上，我国的市场化改革并末完成，国民经济的市场化程度还有待提高。“十五”期间，我国在提高国民经济市场化程度方面还要迈出较大的步伐，特别是在进一步打破部门行业垄断和地区封锁，建立开放的市场体系方面，要迈出新的实质性步伐。首先要打破部门和行业垄断，鼓励市场竞争。其次要打破地方封锁，建立全国统一的商品和要素能够自由流动的市场。第三，要建立开放的市场体系历史回顾与经验总结从今年上溯一千年，正是中国北宋真宗咸平三年。那一年，中国的宋代，自太祖赵匡胤、太宗赵光义之后，已经过了大致40年的太平日子。而欧洲大陆这一轮的千年文明大幕，则是在刀光剑影中拉开的。1000年，挪威国王奥拉夫在斯沃尔德战役中阵亡，挪威为丹麦所据有；威尼斯统治达尔乌提亚海岸和亚得里亚海岸；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合并……。在千年之交，欧洲大陆文明的大角逐，正以战争这种极端的形式进行着。

　　15世纪，太平洋和大西洋上出现了人类历史上两只庞大的远洋船队：中国航海家郑和带着明王朝的瓷器、茶叶和绫罗绸缎，到东南亚、非洲东海岸、红海等太平洋沿岸国家，夸示“中央帝国”物产之丰饶、文物之昌明。而另一只船队则在西班牙航海家哥伦布率领下来到了美洲大陆，翻开了西班牙的海上殖民史、同时也是世界殖民史之页。

　　同样是远航，郑和的航行，某种意义上只是明王朝的一次盛装梦游。中国文明正是从15世纪由盛转衰。在此之前，中国文明的发展始终走在世界前列；哥伦布的航行，却导致了世界历史上的地理大发现，帝国主义四百多年野蛮、追逐的海外殖民史的帷幕由此而被拉开。

　　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历史长河中，有的文明突放异彩，成为强势，有的文明式微、中断，但强势者有可能衰落，而式微者又可能更新崛起。其中的原因固然错综复杂，而起决定作用的，则是综合国力。

　　1793年，大英帝国以给乾隆祝寿为名向中国派出了马戛尔尼勋爵率领的庞大使团。其时，英国在率先实现工业革命后已是西方第一帝国，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使其急于向外扩张，以寻求原料与市场，自然觊觎中国这块沃土，英国派团访华，力图打开中国市场的大门。而长期闭关锁国使中国当时的统治者对外部世界的进步与西方科学文明一概不知，而为自己处于“盛世”沾沾自喜。他们认为英国是仰慕中华文明才遣使远涉重洋为皇上祝寿的。马戛尔尼使团是来朝进贡的并必须在觐见时向“中央帝国”的皇帝下跪。两大帝国因此而进入了一场礼仪纠纷之中。马戛尔尼是否下跪，至今仍是学术界争论的一大历史悬案。但这并不是一场单纯的礼仪之争，而是两种文明的撞击的象征事件。这种撞击的回音，则是1840年帝国主义用坚船利炮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自此，中国陷入了长达150年的沦为任列强蚕食的半殖民地国家。

　　历史的经验说明，在综合国力的大角逐中，不主动参与国际竞争，不善于吸收人类一切先进文明成果，就必然陷入落后挨打的局面。

　　北方富、南方穷，富国愈富、穷国愈穷，且富国与穷国的差距越拉越大，这是当今全球的现实。19世纪初，在世界上最富和最穷的国家之间，人为实际所得的比率是3：1，到2000年则上升到60：1。现今世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以购买力平价计)为6000美元左右，发达国家为2．9万美元，而最不发达国家只有500美元。

　　更为严重的是，南北双方的经济差距还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90年代初由美国兴建高速公路引发的信息技术革命高潮迭起，产业结构的高科技化步伐正在加快。据统计，目前占世界人口16％的发达国家拥有全球90％的网络主机。发达国家平均每千人拥有300台个人电脑，而发展中国家每千人仅拥有16台。发达国家因特网的用户是发展中国家的150倍。

　　因此，国际上有种观点，认为发展中国家有可能日益边缘化。尽管今后的国际竞争不利于发展中国家，但是也不必这样悲观。主要是因为近些年来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各国相互依存、相互影响日益加深。发达国家要从根本上解决商品市场、资金出路和原料供应等问题，只有依靠数量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不愿意帮助发展中国家解决经济发展问题，其结果必将拖整个世界经济的后褪。在广大发展中国家日益贫困、落后的情况下，发达国家也不可能长期保持本国的经济增长和稳定。

　　9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经济出现恢复和增长的势头。许多国家正在抓住经济全球化提供的千栽难逢的机会发展经济、增强经济实力。越来越多的国家宣布实行对外开放、密切与国际社会的联系。发展中国家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比重不断上升，说明发展中国家也认识到，把开辟国际市场作为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的途径的重要性。发展中国家逐步加深与国际社会融合的程度。应该说，经济全球化为发展中国家在技术引进、外资利用上提供了更加宽阔的选择余地，加速了赶上发达国家的进程。据报道，近年来发展中国家移动电话比例的增长极快，几乎已占到全球移动电话贸易的1／3。

　　但是，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并非只有机遇，也有风险。经过1994—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机和1997—1998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人们逐渐认识到经济全球化“巳不再是有利而无害的了”。亚洲金融危机之后，许多西方大公司以重金并购亚洲企业。有关人士认为，如果这种形势发展下去，东南亚一些国家即使不完全沦为经济殖民地，也将同“半个殖民地”没有两样。东南亚国家谴责国际货币组织的贷款带有“殖民色彩”，使这些国家从“接受贷款”变为“出让主权”。

　　对于主权的问题，应该用发展的眼光看。在自然经济的社会里，各国的政治、经济活动一般局限于一国领土范围之内，这样土地与主权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国家主权在国内享有至高无上的威信，在国际上又是独立的象征。如今的经济全球化冲破了国家界限。原本完全是一国所独有的权利，却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共同应有的权力，各国的经济活动也越来越多地遵循国际惯例和国际条约来运作。何况，根据国际法，主权的让与是以对等为原则，共享是让与的前提，没有共享就不会让与。面对这种形势，发展中国家正在采取灵活、切实可行的方式维护国家的主权独立和完整。

　　总之，只要发展中国家坚持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注意高科技产业的开发，积极参加国际分工，提高其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一定会把经济发展推上一个新台阶，走出边缘化是有希望的。

　　社会生产力在高起点上发展在世界各国莫不致力于加快发展步伐，发达国家继续保持领先地位的国际背景下，中国怎样才能在逐渐形成的新的国际分工中占据一个有利地位，如何才能跟上先进国家的发展步伐?这是我们在新世纪即将到来之时必须思考的一个关键问题。中央依据对国际形势和中国国情的详细分析，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和发展的经验教训，提出我国应发挥后发优势，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的战略，便是这一思考的结论。这也是我们实现“新三步走”目标的唯一途径。大跨越首先是技术发展的跨越。科技突破是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基础。

　　实现跨越式大发展，这是几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理想。为了这个理想，我们曾经激情澎湃，我们曾经不切实际，我们曾经创造了不少令人瞩目的新纪录，我们也曾经走过不止一次弯路。也许是无缘，我们错过了许多机遇。但是这一次，当千年之交、百年相遇时，中国人时来运转了。科学技术已经和正在酝酿的大突破，为我国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而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又正处于历史上的最好时期，说千载难逢也好，说史无前例也好，总而言之，历史的机遇摆在了这一代中国人面前，大跨越将在这一代人手中实现。

　　实现大跨越的有利条件江泽民同志指出，“从新世纪开始，我国将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并加快推进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这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新台阶。……经过新中国成立5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20多年的经济建设和发展，我们在客观上和主观上都具备有利条件，关键是要善于发挥我们自己的优势，推动我国加快发展。”我们都具备哪些有利条件呢?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副院长赵长茂教授认为，首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和逐步完善，为我国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证。其次，巨大的市场潜力是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巨大拉动力。第三，基础产业的长足发展，基本消除了制约我国生产力跨越式发展的“瓶颈”。第四，高储蓄率的保持，将为我国生产力跨越式发展提供重要的资金支持。第五，劳动力的充分供应，也是跨越式发展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

　　国家计委产业研究所副所长马晓河研究员认为，当我们告别旧世纪、迈入新世纪的时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势头极为乐观，令人鼓舞。从投资增长的力度看。1998年以来，国家连续三年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累计发行国债3500亿元，带动相关投资2000多亿元，对于推动经济增长，起到了十分明显的作用。“十五”期间，国家将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这将为经济的持续增长提供切实保障。从经济增长周期看。我国这一轮经济增长周期的峰值出现在1992年，当年GDP增长为14．29％，由高峰至今已经8年，由低谷至今已经10年，可以断言，一个经济增长周期(低谷——高峰——低谷)宣告结束；新的增长周期已经到来。新世纪伊始，我国经济正处于新的增长周期的上升段，无疑为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换代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从人均GDP水平的增长趋势看。按世界银行统计，1999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783美元，今年可能达到800美元，正处于由低收入水平向中等收入水平过渡的阶段。从国际上一般的发展经验看，处于这个时期的经济，上升空间相对比较大，结构变动最为活跃，发展速度也最快。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未来研究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秦麟征强调，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们在取得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保持了政治稳定、社会稳定，这是新世纪实现我国社会生产力跨越式发展的重要基础。回过头来看，改革开放前的30年，由于政治局势动荡，经济发展受到很大影响。放开眼来看，世界上还有不少地方，政治不稳定，社会不稳定，经济发展成为空话。所以说，政治稳定是我们的优势，得来不易，需要加倍爱护和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