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领袖和中国的道路

观天下

十六届四中全会上，胡锦涛强调要大力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并提议建立一套完整的执政理论。这是意识到中国共产党将在一个和平的社会长期执政。中国共产党没有这样的经验。如何带领社会走上稳定、兴旺的道路？如何成为长期受民众欢迎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经历过类似的迷茫，最后都成功地找到了答案。

１９４９年以前，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武装夺取政权。从来没有打过仗的中国共产党摸索出了一套斗争理论，打败了比自己强百倍的国民党。建国以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巩固政权，从来没有执政过的中国共产党，经过曲折也实现了巩固政权、发展经济。现在，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长期统治和平社会，建立执政理论就是学习长期执政，学习有效地领导管理国家的政治经济建设。仔细分析中国共产党和历代领袖走过的道路对建立执政理论有很大的帮助。

1. 幼稚共产主义阶段

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实现共产主义，党推选了精通马克思著作的陈独秀为领袖。马克思说共产主义制度是在资本主义制度里生长出来的，所以陈独秀主张先支持国民党搞资产阶级革命。国民党成功以后，却反过来残杀了大量共产党人。党中央撤了陈独秀，换上了瞿秋白，决定靠自己的力量扫荡资产阶级。瞿秋白是马列主义书生，天真地以为只要夺取政权就能实现共产主义。他到处发动城市暴动，又牺牲了大量共产党人。党中央撤下了瞿秋白，换上出身于工人运动的李立三。李立三调动各根据地的武装力量支援工人运动，进攻长沙、武汉等大城市。结果差点葬送初具规模的工农红军。

中国人的领导失败了，党中央向革命已经成功的苏联寻求帮助。共产国际派来了年轻的高材生王明和博古。他们精通马列主义理论，却没有一点军事才能。他们盲目信任德国军事家李德，让势单力薄的工农红军使用欧洲大兵团作战的战术，结果被蒋介石真正的大兵团击败，丢失了江西根据地。党中央和红军被迫转移，去寻找新的落脚点。红军在转移的路上一路败仗，到达遵义时几乎山穷水尽。

在遵义会议以前，中国共产党的四个领袖都失败了。其根本原因就是这些天真的书生完全忽略了成功的根本条件：生存。他们只知道向资产阶级进攻，根本没想到中国共产党的薄弱力量无法与国民党抗衡。结果，中国共产党进攻一次就被削弱一次。在这个阶段中，想马上实现共产主义的中国共产党蹒跚学步，在惨烈的斗争中启蒙。这个阶段是幼稚共产主义阶段。

遵义会议时，中国共产党已有覆灭的危险。危急中，党中央撤下了王明，换上了建立江西根据地的毛泽东。他不如王明精通马列主义书本，却是一个军事天才。残酷的现实告诉中国共产党，只有军事家才能拯救红军，拯救红军中国共产党才能生存下去，不生存谈何共产主义？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选择非马列主义理论家为领袖。毛泽东掌舵以后，红军绝路逢生，结束了被动转移，开始了真正的长征。

毛泽东本着实事求是的思想，带领中国共产党一步一步的走向胜利。第一步是避开强大的国民党军队，到国民党力量薄弱的陕北落脚，保证了中国共产党的生存。第二步是壮大，在抗日战争中发展自己的军队。第三步是夺取政权，在解放战争中靠整编国民党败兵大幅度扩充自己的实力，终于打败强于自己数倍的敌人，建立新中国。

毛泽东不光是军事家，他还会灵活运用马列主义理论。他的前任们生搬硬套理论，粗暴地剥夺资本家的财产，分地主的土地，实行平均分配。毛泽东则懂得适中地给农民利益，团结地主，资本家。这个政策使包括地主、资本家在内的老百姓都拥护共产党。只有感到共产主义的好处，民众才会拥护革命，红军才有饭吃，中国共产党才有落脚的根据地。这是根据实际情况落实“给人民谋幸福” 这个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这个“理论联系实际”的思维方式使带领中国共产党获得了全胜。

上面这段历史表明，中国共产党并不是一开始就会干革命。它是在不会中自己摸索，勇敢尝试。尝试失败了没关系，换一条路走。被一个领袖领进了死胡同，就换一个领袖。第二个领袖失败就了换第三个。一个领袖的失败不等于党的失败，只要不懈的努力，总能找到一个英明的领袖。毛泽东不过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五个领袖，如果他指引的道路走不通，共产党还会更换领袖。中国共产党成功的经验之一就是能够更换领袖。

世界上很多人认为中国是个独裁政权，并借口百般刁难。其实，中国的政治制度与独裁国家的制度相去甚远。中国的领袖是选举产生的，可以被更换，重大决定都由中央集体讨论作出。这是一个特殊的民主制度，毛泽东称其为民主集中制。这个制度使中国共产党得以适应环境、调整策略、纠正错误，走上了繁荣昌盛的道路。

2. 生硬共产主义阶段

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毛泽东留任共产党领袖。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掌过权，不会治理国家，它又开始了新的摸索。马克思说共产主义社会实行公有制。中国共产党的目的是建立共产主义制度，毛泽东就将中国的企业全部公有化。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在工业推广全民炼钢，在农村推广人民公社，并硬性规定农业年增长１６．２％，工业增长３３％。毛泽东希望中国的经济一步蹦好几节台阶。由于人民公社的效率低下，为应付指标农村干部虚报产量，中国的农业一泻千里，农村饿死三千万人。

１９６２年，毛泽东承担了经济建设失败的责任，退居二线。党中央推选刘少奇主持工作。刘少奇实行“三自一包”，放宽了对经济活动的限制。自留地、包产到户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自由市场调动了商人的积极性，自负盈亏调动了企业的积极性，中国的经济很快就复苏了。

然而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使经济建设嘎然而止。发展经济的有效办法都被禁用，“三自一包” 的办法搞臭了，大跃进的办法失败了，资本主义的办法不能用。毛泽东只能维持现状，使中国经济长时间停滞不前。这个阶段以毛泽东生硬地推行共产主义制度为特点。

为什么在战争年代毛泽东英明伟大，治理国家却这么愚蠢呢？一个主要原因是思维的惯性。当一个人专于某一领域，他的思维方法就被这个领域禁锢了。如果让他转作其他的事，他会用这个领域的思路思考新事物，这叫思维的惯性，是任何人也摆脱不了的自然规律。毛泽东打了２０年仗，满脑子的战争思维。思维的惯性使他用战争模式搞建设。大跃进是毛泽东用大兵团作战的方法搞经济，全民炼钢是向钢产量高地大规模进攻，人民公社是将全国的农民组织成农业兵团，硬性规定经济增长率就是下达经济战斗命令。这些方法与经济建设风马牛不相及，自然会失败。

毛泽东搞政治运动也是在打仗。１９５６年有很多人向共产党提意见。毛泽东视他们为阶级敌人，就发动了反右运动把他们消灭。毛泽东以为只要把提意见的人消灭了反对的思想就消失了。殊不知，只要有活人就会有思想，只要政府有错就会有反政府的意见。机械地消灭反对派非但不能消灭反对意见，反而引起了更强烈的意见。反右运动酿成了极大的社会矛盾，这个定时炸弹在２０年后爆炸。

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更是一场战争，还真死了很多人。对于被神化的毛泽东来讲，打倒刘少奇易如反掌，１９５９年毛泽东一席话就把彭德怀打倒了。这次毛泽东不在政治局讨论打倒刘少奇，却一把火烧了全中国，为什么？因为毛泽东真被“三自一包”吓了一大跳。对毛泽东来讲，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是私有制的，是搞资本主义。他怎么也想不到全国人民这么热烈欢迎三自一包。他明白了，党内的走资派不止刘少奇一人，全国有成千上万的李少奇、张少奇。阶级敌人就睡在我们身边，资产阶级无时无刻不幻想着复辟。

毛泽东出生入死，牺牲了妻子、儿子、弟弟、无数的同事、战士，在感情上他绝不能容忍资本主义重返中国。要想永远防止资产阶级复辟，就必须把全国的走资派都揪出来，再踏上一只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毛泽东不可能一个人揪全国的走资派，只有发动人民战争，让广大人民来揪。所以　毛泽东故意让红卫兵在全国各地夺权，让贫下中农和工人在全国担任各级革委会的领导，把政权牢牢地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一手操纵的，不是失控。

毛泽东最担心共产主义制度不能持久。“三自一包”使毛泽东相信，阶级敌人不断地从自己队伍里滋生出来。不清除这些敌人，中国就会变色，先烈的血就会白流，人民就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他认为这些敌人每七八年就会向党进攻一次，所以每七八年就要揪一次走资派。为了永远保持共产主义制度，每七八年必须搞一次文化大革命，这就是毛泽东发明的“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毛泽东说他一生中只干了两件事：建立新中国和文化大革命。把文化大革命和建立新中国相提并论反映出毛泽东是何等看重文化大革命。

前面的文革语言不少是毛泽东的原话，这些语言表露了毛泽东的真实思想。毛泽东称刘少奇为走资派，在走资本主义道路，是资产阶级司令部。这些语言表明，毛泽东是真的害怕资本主义复辟才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不是简单的权力之争。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的社会矛盾白热化，是一颗比反右运动更剧烈的社会炸弹。

根据共产党以前的经验，一个领袖失败了，应该马上换另一个领袖，为什么这次没有换？实际上共产党在１９６１年换了领袖，刘少奇接替了毛泽东。更换领袖的方法已经奏效。可是毛泽东一张大字报，全国人民就疯狂了。中国人太信任毛泽东了。中国人天真地相信，他既然能带领中国人赶走日寇，打败蒋介石，打败美国侵略者，他就有能力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国。当一个领袖带领人们走得太顺，时间太长，人们就会盲目信任，即使他指向悬崖大家也会不假思索地跳下去，这是群体思维的惯性。

毛泽东是个天才，难道他就不能避免这样的错误吗？才能是相对一个领域而言的。不在自己的领域，天才也形同阿斗。李白是千古诗仙，领兵打仗肯定一败涂地。爱因斯坦发明了相对论，写小说肯定是废纸。有才能的人只能解决自己领域的问题，越俎代庖必定失败。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紧要问题，两个时代的紧要问题不在同一个领域。中国共产党初期的紧要问题是生存，毛泽东的军事才能解决了这个问题。建国以后，时代的紧要问题是经济建设和治理国家，毛泽东没有这两项才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时代的紧要问题像一把锁，领袖的才能像一把钥匙。一把钥匙开一把锁，领袖的才能再高，对不上时代的紧要问题必定失败。

世界上没有全能的人，老领袖不一定具有新时代需要的才能。血的教训告诉我们，不适应新形势的领袖应该马上更换，紧急更换领袖是走出危机的有效办法。遵义会议紧急更换了王明，中国共产党从此走向胜利。大跃进以后刘少奇换下毛泽东，国家就好起来。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把权夺了回来，国家又遭殃。现在，中国共产党废除了终身制，有了铁的年龄限制。中国共产党还需要一个在危急的情况下紧急更换错误领袖的机制。

3. 务实共产主义阶段

1976年毛泽东去世，华国锋接任领袖。他延续毛泽东的路线，没有辜负毛泽东的“你办事，我放心”。然而中国的形式不见好转。1978年，党中央把权力交给了邓小平。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二次重大选择，和遵义会议时的情况一样，共产党濒临崩溃、前途未卜，邓小平能带领中国走出迷途吗？天知道。

当时的中国像一个结束战斗的战场，一切都被破坏了。这个时期的紧要问题是重建经济。在外国，搞经济建设是天经地义，没有任何阻力。中国则不然，文革时期人们最关心的是政策的颜色：“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因此，邓小平做的第一件事不是挽起袖口干，而是说服党内：经济建设也是社会主义。否则，中国的各级干部会因为怕犯错误而抵制、阻碍经济建设。

为了消除犯错误的顾虑，邓小平大力否定过去， 给右派摘帽，平凡冤假错案，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既然过去的是错误的，反其道而行之就不犯错误了。全国人民一下子舒心吐气，说出了埋在心底几十年的委屈，出了一大批伤痕文学作品。这股怨气释放了，全国人民的思想解放了，却引发了１９８９年的社会大爆炸。炸弹是毛泽东搞反右和文化大革命埋下的，与邓小平基本无关。

社会炸弹爆炸后，中国社会人心浮动，继续否定过去会加深社会动乱，影响经济建设。邓小平调整了政治方向，一方面严厉实行 “稳定压倒一切”，另一方面继续改革政体，解放生产力，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个政策得到了很好的效果，中国社会立刻平静下来，中国经济在国际制裁的环境下继续上升。

１９９２年邓小平南巡，敦促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建设的步伐要更快一点”。改革开放已经１４年了，党内仍然存在惧怕心理，胆子太小，放不开建设的步伐。从１９７８年到１９９２年，中国共产党解放思想的过程长达１４年，这说明一个群体的思维惯性非常大，任何社会都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改变。

邓小平成功了，为什么？因为他具有解决时代紧要问题的才能。他的名言“不管黑猫白猫，能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充分体现了他开放的思维方式。他把抓老鼠比作紧要问题，把猫比作解决问题的办法。既然选择猫的标准是抓老鼠的本领而不是颜色，那么选择政策的标准就不应该是红色或黑色，而是能否使国家尽快强大起来。个人的富有可以快速带动国家的富有，那就应该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国家富有就可以实现四个现代化，国家就强大。是这个务实的思想解开了毛泽东生硬共产主义的禁锢。

１９９２年，邓小平完全退出政治舞台，颐养天年。独挑大梁的江泽民继续稳定社会。法轮功本来是一个气功组织，对共产党政权不构成威胁。但是它曾经组织冲击中南海，反党的名声大噪。江泽民严厉打击，令大小报纸、电视广播大张旗鼓地报道。通过严厉打击法轮功，江泽民宣告，谁敢越雷池一步，格杀勿论。这一杀鸡给猴看的政策果然把大大小小的反对组织都吓到了国外。排除了国内的干扰，中国共产党得以集中精力搞建设，使经济走上了平稳发展的轨道。

２００２年，江泽民把权力交给了胡锦涛。现在，中国的经济走上了正轨，社会上产品丰富，老百姓安居乐业。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基本统一，不会在政治方向上有大的摇摆。解放思想、整顿经济的时代宣告结束，中国进入了和平发展的时代。新时代带来新问题，新问题召唤新领袖，党中央选择胡锦涛为下一届领袖。

为什么要选择一个有强烈工程师背景的领导集体呢？因为新阶段的紧要问题是强国，就是说要大幅度提高中国的技术、生产水平。这相当于欧洲当年从小作坊生产到大工业生产的转变。管理一个一天生产几辆自行车的小作坊不需要什么知识，任何的小业主都可以胜任。而建设、管理一个一天生产上千辆汽车的工厂则非高级知识分子不可。

一个强大的国家由很多巨型企业和大批的中小型企业支撑，全国要建大量的公路、铁路、机场、水坝、电站等基础设施。设计、建设、管理这么庞大、复杂的经济架构和基础设施需要高级科学技术知识。强国建设是现在的锁，高级科学技术知识是钥匙，有强烈工程师背景的领导集体具备这把钥匙。

很多人会认为这种布局轻视了政治体制和法制的建设。其实，高级科学技术知识对于政法建设同样重要。科学世界充满理论，物理理论，数学理论等等。建立执政理论是标准的科学理念，胡锦涛是唯一有这个意识的领袖。另外，中国必须在强国建设和政法建设中选择一个重点。人不可能把精力同时集中于两件事上，同时干两个重点必然带来冲突。现阶段的重点是强国建设，如果时间证明政法建设是更紧迫的任务，那么下一届领导集体就会选择有高级政法知识的人才。

4. 鉴定政策的标准

毛泽东执行生硬共产主义政策不久就给人民带来了痛苦，为什么他仍然坚持？因为他认为私有制绝不可能是共产主义的。尽管 “三自一包”已经给人民大众带来了幸福，他仍然坚决打击。毛泽东之所以这么自信是因为他心里有一个鉴定政策的标准，即共产主义必然实行公有制，私有制必然是资本主义的。
刘少奇直觉地感到私有制是必要的，但是他没有理论根据来证明共产主义也需要私有制，结果被毛泽东一棍子打死。

毛泽东的标准是所有制的形式，错了。刘少奇的标准不过硬，失败了。邓小平的标准模糊不清，困难重重。过去的经验表明，中央鉴定政策的标准严重地影响人民生活。为了杜绝坏政策、落实好政策，中国共产党必须制定一个正确的标准。２０００年，江泽民提出了 “三个代表” 这个标准。这个标准非常清晰，使用起来简洁明了，判断起来明确无误。

“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生产力越大，人民拿到手的产品就越多，生活就越好。能提高社会生产力的政策就是好政策。如果一个政策降低生产力，这就是一个坏政策。

“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里的“文化”不能理解为唱歌跳舞，电影电视。文化的广义含义是物质生活以外的所有的生活条件，比如社会道德，参政权力，社会信息，法律法规，社会安全，就业保障，文艺生活等。中国的儒家学说、孙子兵法都是文艺以外文化的代表。好的政策应该使这些文化生活条件向好的方向发展，使人际关系友善、和睦，人的权利、利益、安全和自由得到保护。社会向这个方向发展就是向人民的幸福发展。

“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一条实际上是前两条的前提。如果一个政策用前两条标准鉴定仍然模糊，就以这条为准。比如增加工作时间可以提高生产力，增加税收可以增加国家的文化资金。但是这些政策冲击老百姓的利益，所以不可取。然而，“人民的根本利益”随环境而变化。比如，战争或危机时，“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保护和平或度过难关。这时，增加工作时间、增加税收就变得可取了。

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历来是“为共产主义奋斗” ，这句话把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表达为建立共产主义制度。这个表述突出社会制度这个形式，忽略了“为人民谋幸福”这个根本目标。毛泽东就是被这个错误的表述带入了歧途。他用所有制的形式来鉴定政策，成了追求公有制这个形式，忘了共产主义的本质是“造福于人民”。如果马克思明确地表示共产主义的本质是造福于人民，中国可能强大的更快一些。

“三个代表” 确定“造福于人民”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目标，得到了全党的认可。未来的政治方向需要这样一个过硬的标准来把握。社会发展历来是走在未知的道路上，任何政党都会迷失方向。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关键在于发现错误，马上纠正。鉴定错误的办法是观察社会是否偏离了“人民幸福”这个最终目的。好比行路人的目的地，如果一个要去北京的人发现路不对，他就应该换一条路。他的目的是到达北京，不是非走这条路不可。而毛泽东则死认 “公有制” 这条路，都走到了保定仍不放弃。

中国共产党制定政策的出发点都是为了建设强大的中国、建立一个人人幸福的社会制度。但是理论的推断总会有谬误，有些听起来很好的政策实行起来却带来恶果。比如公有制是为了公平地分配社会产品，公平本应该带来幸福。可是马克思发明公有制时没有考虑心理因素。如果干和不干可以获得同样的收入，那么正常人自然就不干了。全社会都不干就没有产品可分，社会就会贫穷。

之所以一个政策的效果可能与政治、经济理论背道而驰，是因为任何政治、经济理论都是不精确的。因此，鉴定一个政策应该以实际效果为准，鉴定的原则是“实践施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比如，邓小平的政策与马克思的理论有很大的差异，但是这个政策提高了生产力，使人民的心情快乐了，这就是个好政策。一个政策的实际效果永远大于理论根据。

鉴定一个政策需要有个裁判。如果裁判的眼光狭隘，鉴定必然会出错。一个人可以被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一个集体的眼光则宽阔得多。比如，毛泽东一句话就推行了大跃进这个坏政策，经济情况危急时党中央集体决定推行“三自一包”这个好政策。可是１９６６年，毛泽东又独断专行，强行推行文化大革命这个坏政策。因此，鉴定一个政策不能以领袖个人的看法为准，要以领导集体的共识为准。

5. 大胆发展中国共产党的理论

中国共产党历来把马克思的理论当作“圣经”，一旦有人胆敢提出更正、补充、质疑，反革命的大帽子马上就会飞过来。毛泽东本人在江西时期就被斥为土包子而排挤，文化大革命时反革命的大帽子更是漫天飞舞。然而，马克思理论的发展从来没有停顿过。

马克思发明了共产主义理论，却没有说明怎么实现。如果共产党人严格按照马克思的书本干革命，任何共产党都不会成功。第一个发展马克思理论的人是列宁。他建立了红军，发明了国家机器理论，填补了马克思理论的空白。没有红军，苏联革命不会成功，没有国家机器理论，苏维埃政权不能持久。正是因为列宁补充了马克思理论，他才被全世界的共产党人所崇拜。

在中国勇敢补充马克思理论的不是别人，正是毛泽东。毛泽东发明了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相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由于马克思、列宁都没说过可以农村包围城市，王明等人讥笑毛泽东“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他们忘了，马克思、列宁没有来过中国，不知道中国的城市本身就被农村包围着。在农村闹革命就是在中国闹革命。正是因为毛泽东填补了马克思理论的这个空白，中国共产党才取得了胜利。

然而，毛泽东却容不得别人补充马克思理论。马克思发明的公有制使中国的经济建设失败，刘少奇发明的公私兼有制奇迹般的使经济好转，他填补了马克思理论的空白却被打致死。可是公有制确实对经济建设有害，不实行私有制中国不可能富起来。为了说服党内允许实行私有制，邓小平不得不发明一个新词：“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允许私有制。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不允许私有制，为什么邓小平却敢用“中国特色”偷梁换柱呢？因为马克思理论的本质是“人民幸福”而不是公有制这个制度。

马克思是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又是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他非常同情在社会深层挣扎的无产阶级。因此，从根本上改变无产阶级的悲惨命运成了他的研究目的。他发现，私有制规定分配产品的权利属于生产工具的主人。利用这个权力，资本家只付给工人保证不饿死的最低收入。他得出结论，私有制是剥削制度的根源。因此他发明了公有制这个制度，其目的就是把分配产品的权利从资本家的手里转移到社会的手里。他认为这样可以使无产阶级获得更多的产品，使他们的生活幸福起来。可见，公有制实际上是改变社会不公平的手段或者工具，实现“人民幸福”才是马克思的根本目标。

然而，马克思的公有制是理论推导出来的，没有经过实践检验。中国吃尽了这个理论半成品的苦头。不完善这个理论就不可能真正获得 “人民幸福”。如果说人们比较容易接受在马克思没有研究过的领域填补空白，那么纠正马克思理论的谬误就是亵渎神圣了。改革开放初期，党内大部分人不敢相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正确的，致使解放思想的过程非常缓慢。但是“中国特色”实实在在地使中国人富裕起来。在事实面前，中国共产党接受了这个新理论。

江泽民比邓小平更加胆大包天，用“三个代表”明确地将中国共产党的目标改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这样做尽管有点逆天下之大不韪，却是对马克思理论的重大发展。现在，马克思理论的原本遇到了困难，实践证明纯公有制不可能带来“人民幸福”。江泽民在这个关键时刻把马克思的本意理论化，变追求形式上的共产主义为追求本质上的共产主义。

“三个代表”避免了再次追标忘本。邓小平和江泽民从实际出发，切实地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生活，建设了强大的中国，证明了“三个代表”的正确性。只要中国的发展以“人民幸福”为根本目的，不管道路怎样曲折，中国共产党都不会迷失方向。

历史说明了这样一个真理，马克思的书是固定的，社会却在不断地变化。如果前人不发展马克思理论，他们不会成功。中国共产党的每一个进步都伴随着对马克思理论的补充、更正。而每一次打击勇敢发展马克思理论的人，中国共产党就退一步。因此，中国共产党不应该禁止补充、更正马克思理论，而是要大胆地发展马克思理论。

实际上，中国共产党现有的理论已经不是马克思理论的原本，而是马克思理论、列宁理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的结合体。这个理论里有中国共产党的自主知识产权，应该称为中国共产党理论。胡锦涛提出建立一套完整的执政理论，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现有的理论上增加在和平时期治理国家的策略、办法和经验，是对中国共产党理论的发展。只有不断地发展自己的理论，中国共产党才能在未知环境中立于不败之地。

6. 历届领袖的主要经验和教训

本文根据中国共产党历届主要领袖的作为和思想表达，分析出心理因素、能力素质、推举领袖的制度对中国共产党成败的影响。讨论什么因素给中国带来了生机，什么因素给中国带来了灾难。这篇文章不评论领袖们的功过和道德水平，而是寻找成败的规律，作为建立执政理论的参考。

1) 一个人只能在个别领域具备高才能。如果一个领袖的才能包括时代紧要问题的领域，这个领袖可能成功。如果他在时代紧要问题的领域不具备高才能，这个领袖必定失败。比如，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没有军事才能，所以在建党初期失败。毛泽东是军事天才，在战争年代带领中国共产党赢得了胜利。建国以后的紧要问题是经济建设，毛泽东不具备经济才能，他失败了。刘少奇有经济才能，“三自一包”成功了。他没有权力斗争的才能，败给毛泽东。邓小平思想开放，也有权力斗争的才能，成功地打开生硬共产主义的禁锢，带领中国走上经济发展的道路。江泽民具备驾驭社会的胆识和手段，稳住了社会爆炸后的中国。江泽民具备长远的目光，提出的“三个代表”为中国共产党在未来把握正确的方向。

2) 人的思维有惯性。当社会走进新时代时，社会的紧要问题就改变了。老领袖的思维会与新时代的现实发生冲突，继续留任这个领袖就会有害。比如，从１９７８年到１９８９年，中国的紧要问题是走出生硬共产主义的禁锢，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解放思想和政体改革。１９８９年，中国社会进入到稳定发展的时代，而赵紫阳的思维仍然停留在解放思想和政体改革上，结果引爆了社会炸弹。因此，邓小平撤赵紫阳、用江泽民的决定是非常英明的。

3) 所有的政治、经济理论都是不精确的，所有的政策都可能有错误。为了防止错误的政策严重损害中国社会，中国共产党必须拥有一个过硬的标准来鉴定政策的好坏。目前的标准是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

4) 鉴定政策的原则是观察政策的实际效果。不管这个政策在理论上是否正确，只要给人民带来实际幸福就是好政策，只要给人民带来实际痛苦就是坏政策。

5) 个人的思维总比集体思维狭隘，出错的可能性远远大于集体。因此，鉴定政策的仲裁者不能是领袖个人，而是领导集体。

6) 在未知环境中，中国共产党必须勇敢尝试，大胆发展中国共产党自己的理论。在未来社会死守马克思理论的“圣经” 必然是死路一条。社会发展的道路是没有地图的，在没有地图的土地上走错路是必然的。有 “人民幸福” 这个根本目标做后盾，中国共产党不怕迷失方向。

7) 在危机时期，更换领袖生死攸关。遵义会议更换了领袖，中国共产党死而复生，文化大革命没有更换领袖，中国走入深渊。危机通常由领袖的才能与时代的紧要问题不相符或者领袖的惯性思维与新时代的现实发生冲突引起，因此，中国共产党应该建立一个紧急更换领袖的机制。

中国共产党过去走过弯路，将来仍然会走弯路，这是自然规律。上面这些规律可以帮助中国共产党在以后迷失时回到正确的道路上。当前的形势表明中国共产党目前的道路是正确的。我希望这条路使中国很快地强大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