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反犹信号：以色列添堵伊核谈判 屡屡坏坏美国朝纲




在伊朗核问题谈判即将步入第四轮之际，美国国会却在外交领域横生枝节，在参、众两院通过相应法令后，伊朗驻联合国的新任代表竟因“恐怖分子”的名义被拒之门外。在以色列游说集团的行动下，美国也开始向着他的“总体战略利益”有所倾斜，只不过这种“利益”非但对当下无益，而且也脱节于时代，而以色列的游说团体也已严重干预美国外交、政治。当前，以色列在美国面前全然不似一个“正常国家”的身份，这一层特殊关系对于中东的和平亦毫无益处。而以色列在4月13日前后于约旦河西岸划分占领区土地的行动连该国媒体也深感忧虑，担心中东和平会在以方手中出大问题。

事实上，当美国和伊朗走近后，尽管世界各主要国家均对此表示欢迎，但作为伊朗矢志消灭的一方，以色列始终满腹狐疑，其领导人更专门在美国媒体上多次发声阻碍伊朗核谈。就在2013年联大期间，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更曾于CNN等美国主流媒体上渲染伊朗“导弹”之恐怖，称伊朗新型导弹可打击美国本土，同时亦不忘向外界谈及“提前打击伊朗”的种种方案。在美国媒体与以色列紧密配合之际，美国政界对于特拉维夫（Tel Aviv-Yafo）的好感自然也是一目了然，以舒默（Charles Schumer,D-NY）为首的民主党犹太裔议员更时刻告诫奥巴马不忘挤压伊朗。以色列游说集团撼动美国外交的杠杆力量也由此再度体现。

奥巴马与内塔尼亚胡会面

作为美国长期以来的盟邦，以色列的游说团体在美国已变得无孔不入


美国并不会容忍以色列在伊朗问题上的单独行动，从2011年起，从驻以色列大使夏皮罗（Daniel Shapiro）到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登普西（Martin Dempsey）在内的诸多华府要人都不止一次警告过内塔尼亚胡当局，告诫对方千万不要在美国不知情的情况下展开对伊朗的行动。但从另一种角度而言，如果以色列与美国达成了默契，那么美国便也会容忍甚至配合特拉维夫针对德黑兰的行动。而这一点在美国议会中表现的尤为突出，参众两院的两党数百名议员对于“制裁伊朗”随时可以保持一致。而类似的行动在2013年时奥巴马历史性的对话伊朗总统鲁哈尼（Hasaan Rouhani）后，就几乎出现过一次。

对于始终尝试在中东有所建树的奥巴马当局而言，有望迎来重大成果的伊朗问题如呈现障碍，那的确是莫大的损失。此前，巴以和谈已陷入泥沼状态，任凭克里（John Kerry）如何卖力，阿巴斯（Mahmoud Abbas）和内塔尼亚胡也休想向前半步。在德黑兰已向他挥动橄榄枝的当下，如果白宫错过了这个机会，那未免是有些可惜：毕竟，如果伊核问题能解，他必将留名青史。但两院在伊朗问题上联手的迹象已经呈现，相比之下，奥巴马也毫无胜算。在深受以色列团体影响下，美国参、众两院大多人士认为以色列仍是美国自冷战时代以来的“战略遗产”。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以色列在美国战略利益中的比重就已成为政界、学界争吵的核心。一种长期存在的观点指出，美国给予以色列广泛的经济、政治、军事和外交支持，提升了美国的总体战略利益，而以色列亦有助于使美国“变得更加安全或更加繁荣”。


此前，冷战时期便有观点认为“以色列已经成为冷战中的主要战略资产”。到了反恐战争的新世纪，又有声音称特拉维夫是“美国反击国际恐怖主义最坚定的盟友”。加之当下以色列在中东诸国间的“战略位置和政治稳定”，其技术和军事亦具备一定高度，这也使得美国“继续支持以色列作为重要战略盟友的原因非常充足”。

不过，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很多力挺以色列的声音并非来自美国，而是来自华府和纽约的犹太社团，以“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为首的多家组织长期以来在美国政坛上具有相当大的能量。尽管为数不少的美国犹太裔民众对于政治并不关心，但这些团体已经切实地改变了犹太裔人士在美国政界的形象：这些说客在特拉维夫的支持下，把“美以盟友关系”变成了一种神圣而不可侵犯的关系，两党间的政客在这些团体的活动下，也往往对此听之任之。一旦有声音对此加以批评，则这些批评者便会被扣上“反犹”的帽子，进而“永世不得翻身”。

美国当局的这种迹象也早已被特拉维夫看在眼里，这也给过内塔尼亚胡大闹白宫的勇气，就在2011年5月20日下午，内塔尼亚胡更曾一口气训斥奥巴马长达两小时之久。在美国国内将批评以色列与“反犹”等量齐观，并将其视为一种政治不正确的当下，美国在某些关键问题上对以色列作出非原则性的让步也是可能的，而支持各区域“盟邦”也符合美国社会“反对暴政”与“加强对外援助”的一般价值观。因此，尽管当下的伊朗已经不再是冷战末期那个因“伊斯兰革命”而拘禁美国公民的国家，但无论是奥巴马、还是华府，他们都已经向着各自的战略利益，继续选择将重点集中在以色列身上。更何况当下美国中期选举将近，奥巴马也需要以色列游说团体的协助，以免让民主党遭遇落败的困局。

尽管伊朗外交官绝非“恐怖分子”，但这对于力主“反恐”的国会而言，在以色列并不希望美伊走近之际，游说团体略施小计，一条法案便也由此应运而生。尽管对于少年时曾为德黑兰美国人质提供翻译的伊朗大使来说，这个帽子未免过大，但“有针对美国的间谍或恐怖行为和威胁美国国家安全”这一罪名却也让外界感受到了接受游说后，美国对于“战略利益”的偏执，而这一点在诱导之下已经更脱节于时代了。

其实，就美国以色列游说团体的行为而言，包括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在内的很多学者都曾指出，除去伊朗问题，叙利亚、伊拉克等地的混乱也有着以色列游说美国以制造混乱的迹象。而美国议会对于以色列的高度依赖，也将让这种传统的畸形“盟邦”关系维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对于仅剩两年的奥巴马政府而言，让总统奥巴马在仅剩的任期里解决这一问题也许存在难度，但如何不让其“盟邦”的关系影响到政治终究是美国不可避免的一个问题。而类似的经验不仅可以解决中东问题，更可以解决远东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