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人民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肩负起历史赋予的自强救国的重任，以“扫灭洋人”为号召，与八个帝国主义列强展开了英勇斗争，“振兴中国”的爱国之心是强有力的精神支柱，绝非是封建蒙昧主义。以义和团为群体的中国民众用血肉之躯，“播国民独立之种子……开历史之辉光”，使侵略者看到了中国民众的巨大潜力和不可侮的民族精神。连侵略头子瓦德西也承认：当时虽然是列强“千载难得之实行瓜分时机，但中国民众通过‘拳民运动’，表现了强烈的武装反抗精神，使得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和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因此，“瓜分一事，实为一策”。

　　英国外务大臣、法国议员以及奥国报纸都称，义和团之事即可取以为鉴，“瓜分”之说，不啻梦呓也”。俄国陆军中将苏罗捷科夫致陆军大臣电中也称：“中国现在已经表明，它能够为种族斗争提供多么巨大的兵力、金钱和精力，所缺乏的只是组织和组织者，过早爆发的义和拳没有给暴力在上述方面以成熟的时间。”英人萨尔金特说：“中国人可以忍其仇恨于一时；从他们与欧洲打交道的历史来看，他们从未改变或忘记这种仇恨。一旦他们获得充足的物质力量，他们很可能以坚定不移的方式索回其利权，甚至索回西方少数国家所享受的权利，索回其和外国人通商条件的自决权。”又指出：“因之世界各国逐渐明白了中国人决不是一个退化和枯竭的民族；相反的，他们拥有许多条件将会成为一个强大而又有力的民族。”赫德在《双周评论》的文章也认为：“中国如被瓜分，全国将协同一致来反对参与瓜分的那几个外国统治者”，“表现出民族感情的存在和力量”。因此“推行瓜分政策应当受到谴责”，而采用改朝换代或更换皇帝的办法“比瓜分更加没有希望，唯一实际的办法是保持清王朝的‘现势和现状’”。以上西方舆论对中国的认识，在义和团运动之前是极少极少的。帝国主义所以没有实行瓜分中国，并不是“主要由于帝国主义之间存在不可克服的矛盾”，而主要是由于义和团运动显示出中国民众的力量，遂迫使帝国主义由瓜分中国的政策改变为“以华制华”的政策。可见，义和团运动阻止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阴谋。德、俄、美、日等十一国公使遂同意与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

　　《辛丑条约》是一个空前屈辱的奴役性条约。帝国主义列强通过这个条约，进一步在中国攫取到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的侵略权益，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严重的危害和灾难。根据条约，列强各国直接驻兵北京和直隶地区，加强了对清政府的军事监督和政治控制，使它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统治和镇压中国人民的忠实工具。巨额赔款，不仅使清政府的财政陷于危机，而且极大地限制了中国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同时也进一步加重了劳动人民的负担，使他们的生活更加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辛丑条约》是中华民族空前的劫难，空前的屈辱。

　　中国跨入20世纪的历史是悲壮的。戊戌思潮、义和团运动都失败了，尽管他们所选择的清王朝最后不仅抛弃了他们，而且联合敌人对他们挥舞起屠刀，但中国人的革命斗争意志却更加坚忍不拔。而一次次的失败又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停留在自然经济文明层次的旧中国，借助传统爱国主义这一中华文明之核心，在遭受西方列强侵辱、蹂躏并付出极其巨大牺牲的过程中，成功地遏制住西方列强企图将中国完全殖民化图谋的同时，也奋起迎接商品经济文明的挑战，为大踏步地走向现代化而进行探索、抗争与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