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于2010年9月去世的凌青是新中国著名外交家。他曾在1980年至1985年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特命全权大使，是中国对联合国事务最为熟悉的人之一。2004年、2005年间，他在香港、北京等地参加会议时曾向笔者讲述了自己在联合国工作期间的一些经历和故事，其中包括1981年选举联合国秘书长以及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行使否决权的情况。这次选举，虽然并非中国在安理会正式行使否决权，但仍是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及国际事务的一次典范。

候选人来自“黑非洲”

联合国秘书长是联合国秘书处的负责人，每5年一个任期。它必须先经过安理会推荐，才能提交到联合国大会进行多数表决。而在推荐环节，5个常任理事国“同意或不反对”才能获得提名。

在实际操作中，还形成了一些不成文的做法。比如安理会在推举秘书长时秘密进行，且由轮值主席当场开票。如有两个以上候选人，安理会一般先进行“摸底投票”，由得票多且无常任理事国反对者获得提名。

按照惯例，联合国秘书长不能由常任理事国的国民出任，一般由比较中立的中小国家代表担任。

从1946年联合国成立到1981年，共有4任联合国秘书长，其中只有缅甸的吴丹来自发展中国家，其他3人分别来自挪威、瑞典、奥地利。他们在35年间任期24年。而吴丹也是因为瑞典的哈马舍尔德在1961年因飞机失事去世后，从副秘书长代理秘书长然后转正而来。

到1981年时，奥地利的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已经担任了两届联合国秘书长，并且正在寻求连任。同时参加竞选的还有非洲统一组织推荐的坦桑尼亚常驻联合国代表萨利姆.艾哈迈德.萨利姆。

据凌青回忆，萨利姆在非洲国家中很有声望。他还在上世纪60年代担任过驻中国兼朝鲜大使。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时，有一位非洲代表在现场带头跳舞庆祝，就是萨利姆。他后来在80年代回到坦桑尼亚出任外交部长，1984年成为总理。

1971年到1981年间，联合国进行过两次秘书长选举。中国一般先支持发展中国家候选人，在两轮过后，转为对发达国家候选人支持。

凌青解释说，这是因为中国即使支持发展中国家候选人，其他常任理事国不支持，也无法成功。此外，一些发达国家也是中国的朋友，比如瓦尔德海姆对中国也很友好。1976年周恩来去世时，正是他主张在联合国降旗志哀，并发表了周恩来“没有一分存款”、“没有一个孩子”的演讲。

对于1981年的这次选举，凌青的想法是：萨利姆是中国的老朋友，又是非洲政界的重要人物。他参选不仅代表个人，也代表非洲。毛泽东曾讲过，是非洲国家把中国送进联合国，“如果中国只支持两次就转向，显得我们只是想敷衍一下非洲国家，态度不够真诚，不够朋友。”

其次，虽然中国与瓦尔德海姆之间关系友好，可这样一个重要的位置长期由一个人担任，也不太妥当。

第三，联合国秘书长一职已经连续被西方发达国家担任，既不合理、也不公平。中国是常任理事国中唯一的发展中国家，如不站出来说话，恐怕也会失去人心。

当时美国支持瓦尔德海姆。

凌青回忆说，当时他听说中美第三个联合公报谈判并不顺利。他的另一个想法是，选举中如果双方动用否决权相持不下，很可能出现新的候选人，而且他一定也来自第三世界国家。

这一建议经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内部讨论后，最终得到了外交部的批准。北京还对如何参与选举做出了具体指示。

坦桑尼亚驻中国大使萨利姆·艾哈迈德·萨利姆于1969年4月26日举行招待会，庆祝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国庆五周年。周恩来应邀出席招待会。图为周恩来同坦桑尼亚驻中国大使萨利姆·艾哈迈德·萨利姆握手。

一天8轮投票

1981年10月27日上午，安理会开始对秘书长提名进行投票。第一轮结果是萨利姆得11票，瓦尔德海姆得10票，但他们各有一个常任理事国反对。

因为这一程序是不记名投票，但中方可以确认，是美国对萨利姆投了反对票。

随后又进行了3轮投票，萨利姆的得票越来越少，瓦尔德海姆仍在10票左右。这样，第一天的投票结束。中国已经4次投反对票。

第二天进行了两轮投票，结果与第一天相同。这样一直到11月16日，一共进行了8轮投票，两人因中国、美国的反对，提名都没有获得通过。

11月17日一天就进行了8次投票。萨利姆最后一次得8票，瓦尔德海姆9票。中国和美国都已16次投反对票。

在凌青看来，这次投票时间越长，对中国的考验越严峻。本来大部分人都相信，中国在萨利姆提名无望后会相机行事。但16轮投票过后，全世界都被中国人的态度震惊了。

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和媒体都对中国的态度进行了称赞，而西方媒体惊呼：中国“开始了一个对外政策活跃的阶段。”

经过其他国家斡旋，提出了三个新方案：一个是让瓦尔德海姆任职提前结束，在1至3年后重新选举。另外就是5年任期中，两人各2年半。第三就是另找候选人。大多数国家最终支持第三个方案。

12月3日，瓦尔德海姆宣布退出竞选。5天后，萨利姆也退出选举。在两个“实力派”退出后，其他一些候选人纷纷登台，达到9人。正如凌青所预料，他们都来自发展中国家。

很多候选人都给凌青打电话、写信，希望得到中国的支持。

1981年12月11日，新一轮投票开始。来自秘鲁的佩雷斯.德奎利亚尔以10票赞成，无否决票当选。结果公布后，联合国总部的很多非洲裔警察，都向凌青竖起大拇指。

从此之后，联合国秘书长人选就在各大洲间轮换，而且不超过两届。凌青认为，中国并非对发达国家有何偏见，也并非偏爱发展中国家，而是认为应该主持公道，由两类国家轮流担任这一职务。

1982年，德奎利亚尔访华。他在与邓小平的谈话中多次提到，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的领袖，应该发挥领导作用。

而邓小平认为，“人们说，中国在第三世界处于特殊的地位。我们说，中国只是第三世界的一员，作为第三世界的一员，要尽到我们自己的责任。”

他还说，“很多朋友说，中国是第三世界的头头。我们说，头头可不能当，头头一当就坏了。搞霸权主义的名誉很坏，当第三世界的头头名誉也不好。这不是客气话，这是一种真实的政治考虑。”这就是“决不当头”的由来。

中国应有何种态度

根据凌青介绍，安理会表现其政治立场的集体协议大体上有三种方式：秘书长报告、主席声明、决议。

其中，秘书长报告往往叙述或重复联合国旧的决议。主席声明一般是在决议有关各方意见还不统一，争取“拖而不裂”，在这个过程中协调各方立场的表达方式，使用各方都能接受的措辞。

只有决议是安理会采取行动的最高形式，具有强制执行的含义。因此，对安理会决议的关键部分，各方都会句句必争。常任理事国的否决票，就成为决议能否通过的关键。

在凌青看来，常任理事国享有的否决权是《联合国宪章》对二战5个战胜国给予的特权。其中，美、英、法虽然也有分歧，但基本上是一致的。因此，否决权的使用，归根到底是围绕着中、美、俄三个国家的战略协调和战略较量而展开的。

他说，对否决权什么时候用、什么时候不用，什么事情用、什么事情不用，都是十分微妙的问题。

比如，冷战结束后，否决权次数的减少反映了在国际较量中，意识形态斗争色彩的减弱。各国之间互相妥协和协调的空间和余地变大了。

再比如，威胁要使用否决权的问题。它可以起到某种阻遏作用，使别的国家及时了解自己的立场，从而改变态度，寻求妥协方案。威胁要使用否决权是为了最后可以不使用否决权。

他认为，威胁要使用否决权的阻遏作用在所有事例中都十分明显。

不过，否决权尽量少用并不等于不用。因为它代表了常任理事国的分量和在世界上的影响。比如美国在使用否决权上从不含糊。

凌青在谈及这一问题时认为，1971年以来中国使用否决权次数较少，既有中国慎重、负责的因素，也有中国参与国际事务不多，比较超脱的因素。但今天中国已全面参与联合国活动，深深介入各种国际事务，所遇到的国际挑战也越来越多。

他认为，中国要有充分的精神准备，为维护中国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原则立场，该行使否决权的时候就行使否决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