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布什政府对伊战争之后，后冷战时代市场国家体系之间竞争合作的矛盾关系已经全面呈现出来。这个市场国家体系的基本结构中最引人注目之处在于，美国这个新帝国继续其全球扩张的战略，而其他大国如法德、俄罗斯、中国等逐渐用行动来表明它们对世界多极化的民主诉求。这些大国之间的关系充满着多种张力，也蕴藏着全球政治发展的多种可能。

　　对于美国人而言，其他大国是否会施展纵横之术，来与超霸美国相竞争甚至对抗，便是一个自然而然要面对的问题。中国领导人最近和法国总统希拉克、俄罗斯总统普京前脚接后腿的会晤，便引得美国政经大报《华尔街日报》开始寻问“中—法—俄轴心”的可能性（10月18日亚洲版社论A Sino-Franco-Russian Axis?）。

　　以法德为核心的老欧洲、俄罗斯与中国的交流合作更趋密切，这是一个比较明显的趋势。无论是法国积极推进对华军售的解禁，还是中俄最终划定边界、完成俄罗斯加入WTO的双边谈判，以及中俄对双方一些国内难题和解决方式的同情理解，都是三者关系良好发展的表现。这些合作的确深受后冷战时代的国际格局的影响，其他大国要在这个格局之下建构全球民主的未来，就必须相对增加相互了解和合作交流。

　　与此同时的一个趋势是，美国的全球行动既面临传统盟友越来越多的分歧，也面临全球民众越来越多的抗议和反对。伊拉克战争前后，老欧洲如法德基于自身利益的主张，与布什政府的立场开始冲突。而更重要的是东欧一位亲美派学者克拉斯蒂夫在美国《民主杂志》上所提示的弥漫全欧洲的“反美情结”，以及“我们现在进入的时代很可能将被称为反美的世纪”的警示（见本报今日3版甘阳文章《新帝国与“反美世纪”》）。其他国家的民众与美国民众对于美国的全球行动，往往有着不同的理解，这种与美国独霸并存的现象值得关注。

　　不过，不能因为这两种趋势的并存，就认为其他大国加强合作，乃是要与美国抗衡甚至反对美国。无论法国、俄罗斯与中国之间如何增加合作交流，它们各自与美国的关系都有着无可取代的关键地位。而且，在目前的市场国家体系中，还没有出现划分阵营的动力与趋势，其他大国的联合根本没有可能。尽管目前法国率先挑战西方世界犹存的冷战思维、推进对华军售的解禁，无疑会影响到美国的全球战略特别是亚洲战略的展开，但必须看到，这种突破的诉求并不具备决定意义，也有其合理性。

　　何况，根据美国的全球战略，它绝不是一个被动者，而是相当积极的主动者。其实它一直在对其他大国之间的重要联系施加着强有力的影响。例如，在对华军售问题上，美国不仅通过影响东欧国家在欧盟中阻挠解禁，而且最近亦直接威胁，如果欧洲对华军售解禁，将影响美欧军事合作。在石油问题上，美国通过伊拉克战争以及其他重要地区如格鲁吉亚的活动，掌握这一全球最重要资源的相当部分掌控权，拥有了影响全球市场国家关系的重要手段，其中就覆盖了中国在中亚、俄罗斯等地扩大石油供应或开发的努力。

　　而且，在确定自己的全球战略重点和竞争对手方面，美国有自己的难易次序。这种难易次序既与其外交的历史状况有关，也与对象国的成长性有关。例如，美国与老欧洲之间更容易修复合作关系，来面对被塑造的共同对手。而美国与俄罗斯、中国的关系则相对更多受利益竞争和地区力量对比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在后冷战的全球市场国家体系中，强调体制差异问题的作用不只是批判性的，更是通过意识形态的努力来改变其他国家的结构安排。例如，俄罗斯别斯克人质事件之后普京政府加强中央集权，美国的批评更着意于俄罗斯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活动空间。

　　因此，在其他大国之间加强合作交流之时，美国处理与其他大国关系的战略选择就很可能是，改善和加强与欧洲大国的传统关系，其中一个办法就是突出竞争对手。其中一种可能即如甘阳在文章中指出的，“21世纪世界政治的中心在亚太，在东亚，在中国与美国之间”。这样看来，迅速崛起的中国无疑在目前的市场国家体系中有相当的空间，但是这些空间为市场国家之间的竞争所局限。如何处理与美国以及其他大国之间的关系，如何在全球视野中应对台海问题和朝鲜半岛问题，争取和平发展的时间和空间，无疑是对中国政府和民众的一大考验。

　　（《21世纪经济报道》10月21日社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