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2月底，中国国产支线客机ARJ21必须通过最后的考试：争取到中国民用航空局的适航认证。

　　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中国首款严格按照国际适航标准研制的国产喷气飞机，ARJ21还在接受美国适航当局的“影子审查”，以期未来可以飞上北美以及更多地区的天空。也就是说，它要通过美国人所设定的各种条件下的飞行要求。

　　作为一架飞机的“神经系统”，航电系统的综合、可靠、精准，是决定考试成绩的根本因素之一。比如，它是否能在数千米高空精确地预警结冰带来的风险。

　　距离总装车间数十公里外的浦东新区金科南路5188号的上海市设计研究院，47岁的赵春玲——负责航电系统的ARJ21项目副总设计师，自2009年以来一直在准备这次考试。

　　要让中国商用机飞上蓝天

　　赵春玲出生在河南偃师，父亲是工人，母亲来自农村。1985年高考时，因为数理化成绩较好，她选择了以航空为特色的西北工业大学。

　　航电系统，即飞机上的通讯、导航、显示、信息综合处理和集成系统，也是飞机先进性、综合化水平的集中体现。它负责给飞行员提供信息：我要去哪儿？我现在在哪？下一步我怎么走？以及我有什么问题。

　　赵春玲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洛阳的613研究所，这是中国最好的航空控制系统研究机构。就在赵春玲上大学的1985年，中国决定控制军工开支，自此，整个装备制造业都进入低谷。十多年后，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改变终于到来。

　　直到今天，赵春玲仍然认为，那时起的几年是自己成长最快的时段。“军机上有句话，叫‘型号成功我成才’，这段时期也给我们这些人很大的机会。”

　　然而，她的大部分同学都没有熬过在此之前那段漫长的低潮期。很多人离开，下海，或者到民企。时至今日，赵春玲的100多个大学同学中，只有不到五分之一仍在航空系统工作。

　　而她，因为“感觉这个事情还值得一干”，坚持下来了，“我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做研究上，对于是不是应该作出别的选择没有想太多。” 从1985年看到第一架尚在设计中的飞机，在不为公众所知的机构中默默工作了20年后，赵春玲于2006年出任613所副总师。

　　同年，中国大飞机立项。3年后，赵春玲自荐参与大飞机项目。

　　从没有遇到这样苛刻的适航认证

　　2002年“ARJ”终于立项。到2008年，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成立，第一架ARJ21飞机“ARJ21—700”也率先在上海大场机场首飞成功。

　　正是由于对ARJ21飞机的良好预期，赵春玲被任命为ARJ21副总设计师。她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管理“ARJ21”航电、电气系统的适航。“必须拿到适航证，才能在别的国家运营飞行，表示此飞机的安全性设计符合适航标准规定的‘最低安全性要求’。”商飞公司适航中心主任郝莲说。

　　“ARJ21”适航的关键是获得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的许可，从而进入美国市场以及相当多以此为标准的国家。种种利益纠缠之下，“ARJ21”将受到也许是历史上最严格的适航考察。中国人第一次应对此类试验，但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不愿提供任何建议。

　　赵春玲已经和适航团队到过中国所有的极端自然环境：在嘉峪关做大测风试验，到海拉尔做高寒试验，去三亚做高温试验，到格尔木做高原试验。

　　她说，做了20多年军机研发，从来没有遇到这样苛刻的适航认证过程。

　　仅为了结冰试验，ARJ21飞机就去了新疆4次。“如果飞机结冰，影响最大的部分是机翼和发动机，所以必须测试结冰后冰层能否快速融化，以及飞机的操纵性将受到何种不利影响。这就需要飞机到能结冰的云层里去。”

　　乌鲁木齐是从全国44个机场中选出来的，“当时我们单位的气象员和中央气象台的气象员都来了，大家天天瞄着云，云层到哪就追到哪。追到云，飞机还要在里面呆上40分钟，直至结冰。这是非常危险的。”

　　“我们对美国的飞机认可，美国对我们的飞机却并不认可。发达国家会用标准作为门槛禁止你进入。它自己制定适航规章，如果你的飞机不按这个标准来研制，就会被卡死。”赵春玲说。

　　据郝莲介绍，在300项试验中已经完成了95%，300个试飞科目也完成了91%。关键是， 他们已经积累了经验，“也知道流程如何”。

　　“在重要的位置上就要负起责任”

　　赵春玲工作的另外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和供应商打交道。

　　“总有人说国产飞机不安全，但我们的ARJ21实际上是很先进的，也严格按照国际标准研制。譬如，航电系统选择的供应商同样为波音、空客研制航电系统。”赵春玲说，“在与他们合作的过程中，我们学到很多东西。后面的大飞机国产化率一定会相当高。”

　　赵春玲觉得，“ARJ21”对自己的性格改变很大。最锻炼她的，大概就是美国人的傲慢与偏见。

　　2013年，在乌鲁木齐试飞时飞机失速保护系统结冰。失速对于飞机来说，往往意味着坠毁。

　　研究者连续几天开会研讨，认定问题来自供应商，但对方不承认，“你们安装得不好。” 赵春玲等人又做了一次试验，对方仍然狡辩。

　　美国供货商最后说，由中国人提出试验条件，“这是将了我们一军。我们提了要求，万一后续忽略了哪个环节，他做的设计更改后又出了问题，还得我们承担责任。”赵春玲说。

　　试验结果最终证明确实是供应商的问题，“这下老外彻底承认了，一分钱也没要。但为了说服他们，我们做了太多的工作。”

　　所有此类情况，都不能希望外国供货商自己检讨问题，“他们就是不认，就是不搭理你，特别傲慢。他们觉得这方面我是一流的，你才学了几天？但如果你什么都不干耗下去，时间都耗尽了。”

　　“很难，每走一步都很难。”赵春玲说，“现在我们已经掌握了主动权。别看老外嘴上不说，心里肯定也打鼓：‘哦，原来商飞还是有能力的。’这一点你从他们态度的变化上就能看出来。”

　　日以继夜，赵春玲和整个ARJ21团队获得很多，也失去很多。

　　比如，她因为开会将手机静音，错过了回洛阳见母亲最后一面的机会。

　　“这是我这辈子，很后悔很后悔的一件事。每次提起，我就没法继续说下去。”她静默了很久，最终拿出纸巾，抹掉了眼角的泪水。

　　不过，“国家有这么大的项目，把你放在这么重要的位置上，你就得负起责任来。再说成就感还是有的。有时和离开航空事业的同学聊天，还是觉得自己的选择是对的。”她说。

　　“歼-15”负责人罗阳因过劳、突发心脏病去世时，曾带领赵春玲做项目的中航工业副总设计师孙聪在接受采访时曾说：“你说我们不加班能行吗，我们在走，别人也在走，我们不加班你什么时候能够赶上人家？” “我的感触特别深。就咱们这个底子、基础，还想四平八稳？老外休假，我们也休假，那我们永远也赶不上！”赵春玲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