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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问题和中美关系
送交者: 迟延昆- 2004年11月23日11:38:19 于 [军事天地] 发送悄悄话

迟延昆-

  自去年(2003)九月李登辉发动“正名运动”以来,台海局势一步一步走向空前的危机。5。17声明和随之而来的对“绿色台商”的制裁以及美国七大航空母舰战斗群同时大演习,搅得台海局势和中美关系阴霾重重,似乎武力攻台成为唯一的可能,似乎中美冲突,甚至有人称之为“中美对决”不可避免。这形势颇似1962年的古巴危机。但是我认为,也正如当年赫鲁夫把导弹运进古巴并非真的要进攻美国一样,美国的七大航空母舰战斗群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演习,同样不过是虚张声势搞战争讹诈而已。不过不同的是当年赫鲁晓夫用其“冲突-妥协”赢得了美国不入侵古巴和从土耳其撤出美国的中程导弹(后者是绝密的口头承诺,请以为美国人不爱虚荣,不在乎面子的朋友再好好重洗一回脑筋),那么这次美国人的期望值仅仅是“在我大选时期不要添乱”。因此我们对美国的“夏季脉动”不值得大惊小怪。

  现在看到战争的可能并不需要太多的智慧;而如何化解危机,促使局势向有利于中华民族的统一与发展的方向转化才是对我们的智慧的考验。

1 慎用制裁,谨防扩大打击面而放过主要敌人

  首先我要说明,我不大赞成制裁“绿色台商”,“绿色艺人”。是的,我积极主张用经济手段制独促统。早在四年以前我就在多维观点上说过,不要总是突出政治,要重视经济手段的作用。政治牌就那么几张,而经济牌可以在不同层次花样百出,可以天天打,时时打,出点错也不是大事,纠正了就好。我主张通过交流和竞争使台湾岛内上上下下都认识到不承认一个中国就没有好日子。但是我不主张制裁限制所谓“绿色台商”到大陆去作生意。为什么?

  第一,无论甚么人,只要他在两岸之间从事正当的合法的生意,在客观上他就是在促进两岸的交流,拉近两岸的距离。限制“绿色台商”在大陆发展在客观上必定有损于两岸交流。除非他从事刺探军情或在大陆宣传台独主张等非法活动,否则不宜因其在台湾的政治立场而限制其商业活动。

  第二,“绿色台商”是个很难界定的范畴。许文龙似乎是个典型。如果只此一人,或极少数几个人,略施薄惩,打鸡骇猴,也并非不可。客观地说,像许文龙这样不仅大力金援台独而且据说十分亲日,能在大陆大赚其钱,可见大陆方面本来对他们还是相当宽松。我赞赏对民间交流的宽松政策。对亲日的中国人,我固然很不喜欢,但是就是日本人,连对侵华战争负有政治责任的天皇一族,中国人不是也要打交道吗。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大陆民间本来就有压抑已久的情绪,必须谨防扩大化。日前张惠妹在杭州受到抵制就是一个信号。不要让制裁“绿色台商”,“绿色艺人”搞成运动,变成情绪的宣泄那将给两岸关系蒙上阴影。

  我以为只要不是积极参与台独活动的,就应该包容。就是许文龙,他也主张三通。他到大陆投资,就是他的“行”,而且是作为商人的主要的行为。何以只重其“台独之言”,而不察其勇于赴大陆投资之行?我猜想在他心里恐怕也明知“一国两制”是台湾最好的前途。但是作为精明的商人,又是最识“时务”的,在李登辉陈水扁“向不可能挑战”而大陆方面对于陈水扁,李登辉们的“一边一国”只是“听之”,“观之”,在这样一种政治气氛之下,作为精明的商人,既然到大陆去投资,就怕被贴上“亲共”的标签,当然会在岛内向绿营示好,何况他本来就对国民党,共产党没有好感。如果大陆方面有能力,有智慧创造有利于统一的“时势”,许文龙,张荣发们都可能成为统一祖国的统一战线的得力成员。我以为正确的策略应该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结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有效孤立和打击极少数台独顽固派。

  这里的重点是有效打击顽固派。今天的问题恰恰是嚣张的顽固派李登辉没有受到任何触动,于是浅绿变深绿,泛蓝不敢亮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实际上向泛绿转化,使台湾政治光谱严重绿化。

  要说制裁,首先应该制裁的就是李登辉。对他进行缺席审判,判其叛国罪,全球通缉,至少也让他没有安全感。现在有理由相信李登辉在其任内做了不少贪赃枉法之事。大陆方面完全有可能动用其资源调查出可靠证据,巧妙透露给媒体,逼使台湾司法机关不得不把李登辉送上法庭,关进监狱,使其台独教父民主先生的形像澈底毁灭。当年(1964年)国民党把瞿秋白在狱中写的《多余的话》公开发表,对毛泽东造成很大震动,这实际是文革的一个诱因。如果能够把李登辉涉及国安密帐等弊案的确凿证据弄出来,不愁李登辉不臭。不是说有钱能买鬼推磨吗,以大陆的资源只要肯下功夫肯花本钱应大有成功之可能。举一反三类似的例子还多。只有狠狠打击台独顽固派,而且打得痛,打中要害,才能瓦解台独势力,壮大统一的力量。这其实是孙子兵法的所谓“用间”。

  不妨再多说一句可能令某些朋友不高兴的话:对于绿色台商还是要以加强沟通,增进了解,争取转变为主。原因也很简单,绿营有近一半的支持率,对于李登辉陈水扁可能坚决打之,而对于大多数追随者自当攻心为上。

2 台湾问题在美中/中美关系中的不同地位

  现在有一个十分流行的观点,从大陆到台湾,从刘亚洲到李敖,从叫喊“中美对决”的愤青到宣扬“中国不敢打”的李登辉,都认为台湾问题本质上是中美之间的问题。他们当然有他们的道理:假如没有美国人的介入中国早统一了。然而这是过去的经验。记得有一位哲人说过,“经验有如航船的尾灯只能照亮逝去的波纹。”过去的经验并不一定,而且经常不对未来有指导意义。不顾具体的历史条件而生搬硬套过去的经验,是许多悲剧的直接原因。即使在尼克松访华那个年代,高瞻远瞩的两国领导人也是把这两个问题既联系起来又区别开来才取得两国关系的重大突破。一般的说,一看到事务的联系就把它们捆绑在一起,往往就甚么问题也解决不了。而解决复杂问题之艺术精髓恰恰在于如何正确把握这些联系,使本来有联系的各个部份有条件地相对地分隔开来。

  首先我们必须注意到台湾问题在美国对中国关系中的地位和在中国对美关系中的地位是不对称的。对中国而言,台湾问题是两国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它涉及到主权,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而台湾问题对于美国来说,一方面,本质上和南越,南韩基本相同,是个势力范围问题;另一方面美国与中国的关系有更广阔的范畴,台湾问题只是其中之一,而且已经基本上是属于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至于普通的美国人,台湾之统与独绝不比中国在奥运会拿的金牌是否比美国多更引人注目。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自有其不可忽视的作用。现在对于美国来说反对恐怖主义是压倒性的任务。在这方面美国不但必须要争取中国在政治上的支持(包括容忍或默契),而且在切断恐怖主义组织的资金来源,限制/发现恐怖主义份子的行踪等等方面需要中国的具体合作。

  从势力范围的角度来看,当年约翰逊总统说,退出越南就是退出东南亚,就是退出亚洲,于是不断增兵越陷越深,结果搞得这位在国内政治上成绩不俗的约翰逊总统不得不以不争取连任的惊人之举来推动和平谈判。终于他的继任者实现了“体面的和平”,从越南撤出了全部美军。30年过去了,今天我们回顾历史,请问美国因从越南撤退到底失去了甚么?除了越南和亚洲以及世界人民对它的反感和仇恨,除了国内的反战动乱,几乎一无所失。

  我说就势力范围而论,台湾问题在美国看来,“已经基本上是属于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许多朋友会大摇其头。但是事实是:

  第七舰队早已撤出台湾,美国承认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领土的一部份。比照越南问题,美国已经基本上撒手了。“台湾关系法”不过是回光返照,开始时不过是卡特总统为了连任对右派的安抚。就连里根时代也不曾大规模武装台湾。只是在老布什时代,大陆为了对其示好,助其连任允许美国向台湾大批出售先进战机。此后冷战结束,美国有人要围堵中国,军售成争议的焦点。

  美国对台的方针,--承认一个中国,希望和平解决--在台面上已经是到了底线,也合情合理。这是除了极右派,多数美国人的共识。中国不可能指望美国自动地完全地放弃台湾,那还有何体面可言?中国应该在给美国台阶,在让美国无法出手的前提下一步一步痛击台独。而这每一步都要合情合理又合法,至少也使美国无法有实际反应,但对台独势力有有效打击的同时也必须是有限的打击。从而使中美关系与台湾问题逐步剥离,逐步解套。

  美国行政当局在对台售武上的态度也颇耐人寻味。价格高得惊人,例如台湾最想要的潜水艇,是别人的三倍以上。台湾有人说是收保护费,这大概是以台湾人之心度美国人之腑。美国人只要愿意可以很慷慨,无偿援助台湾也曾拿过不少。现在为何如此之贵得离谱?就是希望你不买。倘若美国真的像某些人说的不遗余力协防台湾,完全可以以最公平的价格成交。

3 台湾是美国用以箝制中国的工具吗?

  不少人说,台湾问题是美国用以箝制中国的工具,不统不独最符合美国的利益。我在《再评水雷战的绞索战略》曾经对此提出质疑。今天我可以进一步说,这不过是我们自己制造的自欺欺人的神话。

  我以为,台湾问题实际上已经成了美国对华关系的障碍。不错,在美国确实有人想用台湾问题作为跟中国讨价还价的筹码。在彻底商业化的美国人眼里几乎甚么都可以是筹码。但是他们很快就发现台湾问题对中国太重要了,几乎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一旦美国企图在这个问题上施加压力,必然陷入僵局。相反地,由于美国内部不同派系在台湾问题上的不同立场,使得台湾问题往往成为美国国内政治斗争外销的战场,而且在这里“政治正确”(名正言顺)和“冷静盘算的长远利益”经常相互冲突,多次节外生枝,为中美关系制造不必要的,中美双方政府始料未及的意外麻烦,甚至有可能导致两国之间的军事冲突。这绝不是任何一个有责任感的政治家所愿意看到的,更不是绝大多数善良的脚踏实地的普通美国人所愿意看到的。就连当前明显偏右的布什政府,也不得不从其亲台独立场回归“不支持台独”的“一中”政策。

  请问信奉“台湾问题是美国用以箝制中国的工具”假说的人们,你们能够从中美建交以来将近三十年的经验找到一个案例成功地支持你们的假设吗?

  我以为只有一种情况下美国可以打台湾牌:利用台独挑起战争用军事手段打击中国。前苏联解体之时确实有不少人钟情于这一战略。不过要实施它至少要有两个条件:第一,有不受军事报复的把握,所以要搞NMD以取得绝对的军事优势;第二,要有人民的认同,所以要妖魔化中国,连与台湾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李文和也被说成中共的间谍。中国其实不难自保:第一保持有限的但令人敬畏的可穿透NMD的核武力,第二充份发展人民外交让美国人民了解中国不是美国的敌人。

  为了防止美方误判形势而推动台独,中国应该抓住时机夺回台湾问题的主动权,使台海局势不会走到“被别人逼到墙角”的地步。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错误观点是把美国看成铁板一块。我很赞同李政道的观点──美国是个高温社会。那里既有敌视中国,不惜用战争遏止中国(以及任何国家)以扩大获取或维持其霸权的极右势力,也有对中国充满友好和同情的友好人士。绝大多数善良的美国人是脚踏实地的理想主义者。

  美国的右翼,有时甚至是主流,的确倾向于围堵或肢解中国,许多人都知道亨廷顿的那本著名的《文明冲突与世界新秩序》。亨廷顿教授恐怕不能算是右派,但是在他谈到中国时毫不讳言,从一百多年前,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政策时起(1843年望厦条约。请不要望文生义以为当年美国就提出开放政策。望厦条约的基本精神是,任何外国在中国取得的通商特权,自动适用于美国),美国的亚洲政策的核心,美国在亚洲的国家利益,就是不允许在亚洲出现一个地区性霸权。(大概在该书英文版的228页前后)。他还说不允许在欧洲和亚洲出现地区霸权,是美国参加两次世界大战的真正原因。从这一美国的“国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来看,中国的崛起是美国所“不允许的”!这种主导美国战略的泛美思维确实是中美关系的严重威胁。

  然而,中国,只要自己不乱,其发展,其崛起,不是任何外国势力所能阻挡得了的。美国人迟早会认识到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但愿他们不需要再付出过高的代价就认识到这一点。而在台湾问题上与中国较劲只能在中国人心中毁坏美国的形像,滋生对美国的怨恨,促使中国去建立与美国抗衡的军事力量。现在有不少人要求建造航空母舰,以中国年产两亿多顿钢和制造大型船舶的能力,造几只航空母舰是可能的。也可以说有此需要,如巡视东沙南沙和西沙群岛。但是勿庸讳言,那些召唤航空母舰的呼声主要是对美国霸道的不满。

  从中国方面来说,不与美国争锋已经是国策。毛泽东在他晚年多次说,不要搞沙文主义,不要称霸。甚至还说,如果后人违背他的这一指示,别人可以引用他的话来打倒他们。在邓小平时代,更明确中国不是美国的对手,也不以美国为对手,避免与美国对抗。而江泽民则孜孜不倦寻求与美国建立“战略夥伴”关系。在修改此文时,正值江泽民先生辞去军委主席职务,胡锦涛先生继任军委主席。可以预期,在冷静务实为基本特徵的胡温体制下,寻求与美国建立良好关系的努力会持续下去。同时中国也必然对美国存有很大的戒心,努力以赴作好防止美国介入台海冲突的准备。

  但是在美国方面,从独霸世界的角度,围堵中国,肢解中国,当然是极富诱惑性。把中国拖进一场战争,无论结果如何也会使海峡两边都受到伤害。

  但是,只要中国熬过这场战争,不论他受到多大的创伤,他都将比过去更加强大。这是一个有五千年历史,有13亿人民,有着无与伦比的文化认同的,同时也掌握了现代“杀人文明”的国家。不错,中国有很多问题,他比美国弱得多,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他都不会挑战美国的地位,更不会威胁到美国安全。但是如果你硬要把他逼上战场决斗,那么他的生命力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更加顽强许多倍。这里最根本的,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中华文明带来的凝聚力。就以我们今天讨论的台湾为例吧。从1895年马关条约到今天台湾与大陆分隔已经快110年了。换上任何其他民族,又有美国日本的巨大影响,这个大岛可能早就独立了,可是在这里,至少有一半人反对独立。再看大多数海外华人,无论走到哪里,无论加入了哪个国籍,他/她都十分看重自己的中国血统,煞费苦心要其子女学习中文,即使他们本人也许并未受到多少学校教育。我的美国右派朋友们,你们要与这样一个民族为敌会有好结果吗?不错有几个所谓精英如曹长青之流投入你们的怀抱,他们也配称“不同政见者”,当我在坐牢的时候他们在喊“万岁万岁万万岁”。他们是一小撮为个人私利叫喊任何口号的人。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收容这样的人是完全正常的,但是假如你们把他们当成中国人的代表,你们就是在把自己的回声当作来自太平洋彼岸的心声。

  我们的右派朋友,曲解冷战结束的经验,说是里根们的军备竞赛拖垮了苏联。右派朋友的宣传颇有成效,许多自以为独立思考但实际上借别人脑袋思考的中国精英相信这一点。请注意,借别人的脑袋并把它当作“新思维”,是苏联解体的基本教训。但实际情形却是军备竞赛使美国债台高筑,经济萧条,所以才搞军备控制。真正使苏联垮台的,首先是斯大林在共产主义理想旗号下的野蛮镇压,和真相暴露后的失落;第二是铁托和毛泽东反叛斯大林-赫鲁晓夫沙文主义搞垮了社会主义阵营;最后是东西方缓和,西方的思潮在原本封闭的东方引起无限的幻想,使许多人宁愿放弃原来的平凡但安定的生活去拥抱幻想。我诚心诚意的劝告我们的右派朋友,不要让自己编的谎言骗了,去投入另一轮军备扩张,搞所谓的NMD,TMD.中国只需你们的一个零头就可以达到原来的均势,甚至更好一点。这个军备竞赛拖不垮中国,也不会改变均势,更不会使美国有绝对安全,其实际效果不过是使更多的钱流进军火大亨的口袋。如此而已。

  基辛格先生有一段颇具哲理的名言,如果你梦寐以求的愿望不能实现固然是一种悲剧,但是更加成为悲剧的是,假如你的愿望完全兑现,而你却发现它毫无意义。让我们假设,美国花了天文数字的经费终于部署了天衣无缝的NMD,于是XX总统信心满满要去征服某某国家,这时在互连网上出现一条警告,如果XX不收回成命,将有一场针对X人种的瘟疫在美国爆发,估计美国有一亿,全球有五亿人可能因此丧失生命。XX先生于是不得不悬崖勒马。不知推动NMD的诸位军国要人,对此有何感想?

  我希望美国的政治家,智囊团,认真多想一想,你们是想要一个对美国充满友好遐想的中国,还是要一个对美国怀抱怨恨和猜忌的中国?

  并请再想一想,为了遏阻台独中国必然要建立一支强大的,足以中和(neutralize)美国介入的军事力量。因为许多中国人认为,如果美国不早日确立一个对华友好的国策,促使台湾问题有一个符合中美台三地人民利益的解决,那么中美之间的再次军事较量,冷的或热的,直接的或间接的较量,将不可避免。所以台湾问题已经成了中国从陆上军事大国走向海上军事强国的催化剂。

4 鲍威尔北京之行的重要意义

  在本文初稿完成之际传来鲍威尔国务卿访问北京的消息。(今天是2004/10/28。)鲍威尔行前关于台湾问题不但要考虑台湾两千三百万人民的愿望也要考虑大陆十三亿人民的愿望的谈话,他在凤凰卫视阮次山采访时说的台湾不是主权独立国家,虽然不过是两句大实话,却惊动了台湾朝野上下。这固然是李登辉-陈水扁之台独的虚弱性──原来所谓“台独”不过是躲在美日极右势力背后的一群顽童而已。同时这也表明对于过去的模糊政策给极右翼留下唆使台独份子节外生枝企图把美国对外政策拖向右转的漏洞,美国主流社会决定亡羊补牢。这个过程还刚刚开始,希望顽童们迷途知返,否则还有对你们更加不利的版本等待着你们。由于这种表述的明确化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点是,如笔者前面所说,把台湾问题作为“已经基本上是属于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来看待,并且力求不使它成为美中关系的障碍。随着中国的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提升,随着中国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上的坚定性的加强,美国必定越来越感到台独是一个麻烦。我劝台北朝野不敢面对现实的政治人物,停止对“一国两制”的污名化,正视“一国两制”的政治现实,准备有朝一日把这个现实用正式的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如果你们再继续拥抱民粹而欲罢不能,有一天美国的某一位总统或国务卿明白表示“一国两制”是最佳前途──那不过是又一句大实话──你们将情何以堪。

  其实目前的情势还不必惊慌失措。只要台湾领导人能回到十二年前的“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识”,两岸关系还可以在这种“模糊”下进入良性互动。今天陈水扁已经没有竞选连任的压力,如果他真的在乎他的历史地位,他应当能够作出明智的选择。

  不过他的时间不多了。他和岛内许多人都不了解共产党。共产党不着急时你怎么急他都不为所动,可谓雷打不动,等到他要动了,又是另一极,雷厉风行,不惜代价,志在必得,甚么也拦不住。依我之观察,现在正是风起云涌之转变时期。

  从叶剑英的“一国两制”文告开始,在二十多年中中共在“一国两制”上可谓尽心尽力,耐心等待。于是才有两岸关系从军事对峙到频繁交往,台湾对大陆出超去年一年高达四百亿美元之多。可是所有的善意在台湾多数政治人物嘴上全成了打压,甚么“以民逼官,以商围政”,“文攻武吓”。现在,真的打压稍现身影,岛内大众应该多少明白一点何谓“善意”了吧。如果民众还不能监督政治人物谨言慎行,只怕真正的打压还在后边。老实说,我以为武力解决并非最坏前途。大概两个星期死伤数千至万余,一劳永逸。最坏的办法是武装封锁,岛内经济一落千丈,而台湾当局也硬着头皮顶下去,并寻求外力介入。在护航的名为下外国反华势力极可能介入,结果是台海危机演变成持久而残酷的传统性充满仇恨的战争,无论哪方能坚持到最后,对台湾都是一场浩劫。假如外力不敢介入,台湾将在封锁之下急速边缘化。

5 使“台湾关系法”形同虚设

  我说“给美国台阶”,那些认为“美国是当代的成吉思汗,它的意志就是别人的意志”的朋友可能理解为处处迁就美国。错!错!错!君不见当中国总理奉命去给美国人消气时,美国人,连同他的小兄弟,突然气性陡长,连鸽子也长出鹰爪。不但中国送的WTO谈判大礼送不出去,还在加拿大,中国最好朋友之一,在电梯间被关了几个小时。这股气一直涨到炸了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这时中国老百姓不干了,他们走上街头,包围了美国大使馆,放火烧了其驻成都领事馆,于是美国人的气突然消了,对于“误炸”使馆,再三道歉,郑重礼赔,WTO谈判也终于达成协议。所以跟美国人打交道,该争的要争,你越让,他越以为你理亏,或是好欺负,他就越来劲。因为他们的文化就是争,就是征服,不知道有所谓自制,自我约束。他们的文化里缺乏中庸之道的概念。我是不主张砸大使馆的玻璃窗的,可是恰恰是这种过激行动让他们知道他们把人惹怒了,他们自己该当心了,再不收敛他们就可以要吃亏了。

  尤其在对台军售上,你不争他就理直气壮,以为他“帮助朋友有理”。争当然也有限度,我们可以告诉他们我们不会像你们搞台独那样去搞个夏威夷独立运动,以西方政治逻辑那是极其正常的反制。可是我们不会允许外国武器进入台湾,也不允许在台湾出现任何危害海峡和平的武器。美国售台进攻性武器必定是给台独打气,一步一步把台海危机推向爆发点,而且主动权在人家手里,在人家选择的对人家有利的时机爆发。等着让人家把你逼到墙角绝不是明智的政策。

  对此大陆可以有两条对策:

  第一,在谈判中明白告诉美国,你卖出多少钱的武器给台湾,我就卖掉两倍金额的中国持有的美国债券,或减少购买这样数额的美国商品,并用这笔钱去买军火。总之不能让美国从武器交易中得到好处,让美国人自己去算这笔账。

  第二,如果过了某个期限,美国不肯作出信守817公报的承诺,我们就要开始逐步销毁已经进入中国领土台湾的非法武器。因此任何对台军售不但都是在制造台海紧张局势,而且将削弱台湾的军事力量。例如,如果美国大选之后还达不成协议,中国就可以先炸毁停在机场的一架F16,或预警机。只须一架,并争取不死人。同时要求台湾当局把非法进口的武器就地封存,不得转移,如发现转移将随时销毁。这一架飞机之战就有可能使台湾惊醒,明白军购买战的道理。如果台湾当局还执迷不悟,几天后把这个机场连同通向机库的道路炸成蜂窝。往那打几百发远程火箭炮弹(不是所谓高科技飞弹),让李登辉陈水扁们领教一下这种真正价廉物美的杀手锏的威力。他把美国所有的爱国者导弹全买来也没有安全,因为这种精度稍差但价格低廉的可以成千上万地生产。同时把全过程用无人驾驶飞机录影,实时广播。至此可告一段落,让台湾人民来想一想是相信李登辉的“不敢打”,或相信陈水扁-游锡坤的台独恐怖平衡,还是回到一个中国各自表述,政治解决两岸分歧。

  打的时机应在台湾立法院通过军购特别预算之前。希望在美国大选之后,是考虑到不以台海问题影响美国选情。但是如果美国人不领情反而抢在大选前逼台湾通过预算,签约,以此为布什助选,就应在台湾立法院投票之前两个工作日以上动手。你既然不领情,我何必一厢情愿。无论如何这个信息,不允许武装台独的信息,要在台湾立法院选举前明白无误地传到台湾媒体。

  为什么选在机场上打?一是尽可能避免死人,二是要造成震动。第一次,一架飞机足矣。只要有象征意义,同时又给以后的升级留下空间。第二次就要断其一指或数指。逐步升级,同时每次都有新的震动又为多数人感到在情理之中。总之,有理,有利,有节。

  中国大陆毁了美国先前卖给台湾的武器,在以“美国的意志就是别人的意志”的朋友看来简直不得了,岂不是打狗不给主人面子。但是美国不可能做出对台独有利的反应,即使它支持台独。第一他理亏,是他把武器卖给了中国的分裂主义份子。那对中国人来说其实就像有人给本·拉登援助为美国人所不容一模一样。第二事情发生在中国的领土之内是中国的内政。第三,当美国还来不及反应时中国已经住手,难道美国敢惹火烧身,为台独份子报复不成?美国只好表示遗憾。过后美国不得不检讨其售台武器的政策。因为他向一个国家的分裂主义集团输送武器引起了军事冲突,你尽可以制造舆论使他有负罪感。这是美国的真正可爱之处。在1930年代日本扩大对中国的侵略战争而美国却向日本出售钢铁赚钱,当时出现一幅著名的照片,一个无家可归的女童在无望地痛哭,这幅在扛5c多中国人看来没有甚么新闻价值的照片在美国引起震惊,促使政府不得不调整政策。本来台湾海峡两边相安无事许多年,甚至在“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谅解下增进交流,而在美国售台先进武器之后,节节恶化,终于导致军事冲突。那怕只是炸毁一架飞机,只要你有起码的文宣能力,你就能使他有负罪感。

  即使美国不变,台湾也要变。因为这一打,虽然大陆明明白白说是非常有限的是教训陈水扁的,但是外资要撤,台资也要跑,股市要掉。如果一次还不够,军购预算一读时再打一次,把相当一大部份美式武器消灭掉。每次只打几十分钟,以一千发炮弹,一百发导弹为度。以销毁非法武器为目的争取不死人或尽量少死人。争取不损坏民用设施,如电厂,水库,供电系统等等。如果美台军火交易被搁置,中国可以给面子给转寰时机,争取双赢。如果台独份子死硬到底,打击几次,防空能力去之太半,从有限打击到全面占领也是一种可能的,“自然的”发展。

  朋友们可能不理解,你这哪是给美国人面子,明明是跟美国的所谓台湾关系法对着干。其实这两点并不矛盾。正因为是攻其所不能,美国行政当局也就没有援助不力的歉疚,更不必说责任,因此美国人一点也不丢面子。何况我们只是教训教训以武拒统的台独死硬派,销毁一些非法入境的武器,并无一兵一卒登陆台湾,因此毫无改变台海现状之虞。他们美国人以美国法律为依据卖武器到内战尚未结束的台湾,是违反国际法的。我们不予追究,只是把它们销毁。你卖你的,我打我的。

  有人建议拦截检查美国运输武器的商船。我不赞成。第一,那要几年以后才会有新的武器运来,不能适应当前打击台独之需要,如果让李登辉们的正名,国家认同得逞,就是美国希望中国统一也于事无补,千万不能忽视民粹恶性膨胀的危险性;第二,那是把美国放在靶心而把台独藏在美国背后。我主张把美国放在一边,专打台独的耳光,在台湾岛内,在岛内造成震动。

  据我多年的观察,以有限的小规模打击削弱台独的支持度是避免台海灾难性冲突的必要手段。李登辉陈水扁们玩儿的是民粹,民粹是难以理喻的。纳粹德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不要说缺乏知识的最终总是跟着权力走的下层民众,就是高级知识份子,包括那些不为爱因斯坦所原谅的许多位著名物理学家,都成了纳粹的帮凶。不是没有人看到危险。但是这些先知先觉者,被带上共产党,不爱国等帽子被迫害出局。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当年的日本。如果说日本是个天皇专制的集权国家,希特勒可是靠民主选举选出来的。同样的事情正在台湾发生。李登辉宣传共产党要办奥运会不会打,又说中共怕美国,不敢打。虽然他的话经常自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可是这种民粹,多数人听了“爽”。陈水扁的“决战境外”,据泡制者说陈水扁也明知没有那个实力,就取其宣传效果。民粹也是一种鸦片,可以使人上瘾,欲罢不能。现在需要的是振震聋发聩,如果没有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来回应时势的需要,力挽狂澜,有限的军事行动竟是唯一的替代。也许在呛声之后,思想家的真知灼见才能受到世人的重视。

  只有中共态度明朗起来,动真格的,对台独略施薄惩,戳破民粹的谎言,其他措施才能发挥效力。那些真正爱台湾的人们的声音才会被认真看待。

  记得诸葛亮入蜀后,刑罚甚严,有人质疑过去刘璋治蜀松宽,如今这么严厉岂不要失民心。诸葛亮说,正因为刘璋太松宽,国家全无法度,民不知有恩。必须严肃刑赏,然后知恩。现在台湾政坛就是充斥着一大群不知有恩之徒,所以才会把大陆的底线“一国两制”污名化。才会搞出“两国论”,“一边一国”之类。真正打压一下,他们才知道甚么叫“善意”。

  有人担心这一打陈李之徒会不会借机宣布独立,要打就要有打到底的准备,但是我断定陈李没有那个胆量。就算他们有后路敢搞一次台独公投,台湾两千三百万人也不会跟他们走。因为当人民明白他们是在“一个中国的和平”,“为少数人的私利的分裂的战争”之间做选择时,他们会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

6 以港澳为例完善“一国两制”,展示“一国两制”的吸引力

  有限的“打”是为了全局的“和”。应研究如何以港澳为例充份展现“一国两制”的魅力,对台湾的吸引力。例如,是否可以在国务院有一位由港澳立法机构共同推荐的,经人大任命的副总理;是否可以在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处有一位由类似方式产生的副团长,他/她没有代表中国政府发言的权力和义务,但中国代表团在安理会投票时,只有团长和副团长都同意时才能投赞成票,一方反对,就必须投反对票,无人反对时,一方要弃权,就投弃权票。于是港澳就在安理会有了否决权,必要时,他们有在这一世界最高国际机构行使这一最高权力捍卫自己利益的机会。将来台湾回来也可以享受同样的待遇。摆明了这是做给台湾看的。如果那些高唱爱台湾的人们是真的爱台湾而不是挟持台湾人民以谋私利,他们就应该看重这一安理会否决权而为台湾人民在一国两制下争取之,而不是搞甚“一边一国”的半壁江山小朝廷。

7 关于日本

  前面我提朱总理访问美国痛苦的往事,绝无半点奚落当时中国领导人寻求“中美战略夥伴关系”苦心的意思。我也希望早日见到“中美战略夥伴关系”成为现实。为此在1990年代我不遗余力地反对何新的以中日合作为轴心的东亚经济区,认为那将使中国沦为日本的经济殖民地,并为虎作伥使日本成为超越美国的超级经济霸权,将是世界和平的严重威胁。这十多年来我也多次反问自己,我这样做是否错了。每一次我都还是觉得美国,当然不乏霸道之处,但总的说是可以预测的,不轻易冒险的国家。而日本则是个有海盗传统,以冒险为荣,最富侵略性,最不可预测的战争策源地。请看1894的中日甲午战争,1905的日俄战争,1939的进攻苏俄,1941的太平洋战争,每一次日本都没有必胜的把握甚至预感到后果惨重,然而他都不惜一切冒然挑起战端,给世界也给他们自己造成巨大的灾难。只要日本对其历史错误没有真正的反省,我们就不得不像提防防不胜防的惯偷一般对之保持最高度的警惕。

  有人以为日本是经济动物,可以诱之以利,可以诱使它与中国结盟与美国对抗。我无法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

  第一,我们不能过份低估美国,美国在日本的驻军首要的任务就是迫日本就范唯美国之命是从。

  第二,企图诱之以利与日本结盟很可能导致引狼入室的结局。有甚么可以保证日本既鲸吞与中国合作的利益,又在关键时刻与美国合作反对甚至瓜分中国?日本是世界上少见的不讲信义的一类。不,它不只是不讲信义,它甚至必然恩将仇报。它之仇视中国,在很大成度上是因为它从中国得到太多的恩泽,太多的文化传承,使它心理无法平衡,似乎只有把中国从地图上抹掉,才能使他心安理得享受,独占这份文化遗产。

  因此中日之间超出正常贸易的更紧密的经济合作必须以日本对其历史上的侵略罪行有深刻反省向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诚恳道歉为前提。它一天作不到这一点就对它冷处理一天。中国可以与欧洲(特别是法国和德国),与美国,与俄罗斯建立比与日本更热络的关系。比如京沪高速铁路,就是日本的更好一点,只要日本不就侵华罪行道歉,在教科书,政府官员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上表现出应有的诚意,就绝对不买日本的。原因很简单,让欧洲人赚了这笔钱对中国无害,而让日本赚了,其中一大部份将直接或间接用于对中国的侵略。

  日本正努力以赴争取加入安理会。不能忘记联合国,安理会之初衷就是要防止世界大战的历史悲剧重演。而日本,又正是被防范的主要对象之一。日本要加入安理会的必要前提就是对它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罪行有深刻反省,取得受其侵害的国家和民族的谅解。如果作到这一点,并信守和平宪法,绝不走重新武装的和平道路,它可以加入联合国安理会。在这个原则问题上,在必要的时候中国应该坚决地毫不犹豫地使用否决权。我再重复一次二十三年前的话:如果我们不尊重自己的历史,别人就没有理由尊重我们。

  总之,像小泉这种人,只要他不停止参拜东条英机,就不邀请他访华,中国国家主席和总理也不访问日本。既然已经僵持了几年,不妨再熬几年,看谁熬不住。顶多再熬一任日本首相。一定要给日本人一个教训。日本所能提供的,欧洲都能,而且有的更好。在目前中国人民对日本不满的情况下中国领导人也不会像胡耀邦那样有失体统。日本有些人不怀好意说甚么中国有反日倾向,反日情绪。不对,你们弄颠倒了。是在日本有反华情绪,不但有反华情绪,而且有复活军国主义的切实危机。中国人只是对此有正当的义愤而已。中国人,从上到下都应该理直气壮地批驳这种错误思潮。

  长远地说日本对台湾有比美国更阴险的野心。如果台海有事,日本人以志愿者的方式介入的可能比美军介入的可能还要大得多,因为蠢蠢欲动,无胜算而冒险,是日本的传统特徵。所以中国必须加速发展海军,特别是潜艇,务必具有埋葬日本海军的能力。雪甲午之耻。日本的“和平宪法”已经名存实亡,中国有使日本不敢轻忽的海上力量,才能遏止日本的野心。不要去搞好高鹜远的航母,而要集中有限的精力发展已有基础的潜艇,导弹快艇,高速鱼雷。我建议发展遥控的无人驾驶的导弹/鱼雷快艇,以便对来犯之敌实施狼群式集团攻击。每个无人驾驶的导弹/鱼雷快艇,本身就是一枚鱼雷,外带一到两枚导弹/鱼雷,一部雷达和红外电视摄影机,一部保密通讯设备,控制计算机。它可以在我方军舰前方几百公里巡逻,通过多架高空中继通讯飞机(最好也是无人驾驶的,因而轻,可以飞得更高,体积更小)和卫星与部队控制中心保持联系。一旦发现敌人就可派出一个狼群去迎战。每一只狼向锁定目标攻击。一条万吨左右的大军舰,只要有两只“狼”近身,便绝无幸免。就是一个航空母舰战斗群也难敌一两百只海狼的群体攻击。

  我是主张中日两国应该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可是友好不能只凭主观愿望,还必须有令人敬畏的力量。特别是对五百多年以来屡屡侵略中国的日本,这个已经把和平宪法踩在脚下,重新武装起来的日本,我们不能有任何侥幸心理。

  总之,为了切实推动和平统一北京须在下列各方面有所作为:

1 落实8.17公报,以有限的军事打击戳破台独份子所谓中共“不敢打” 的谎言,并粉碎以武拒统的阴谋。台独份子要渐进台独,切香肠。我们可以香肠反切,看谁的刀功利害。

2 除战略核威慑外,建立足以抗衡美日介入的军事力量,海军应以近海(300海域防御为主,建立以潜水艇,导弹快艇,无人驾驶导弹快艇/小潜艇为主的强大近海海军。摆明不与美国争霸,但也绝不容许别人欺侮的姿态。并建立潜水运输力量确保运输通畅。几米或几十米的浅潜虽不能避过头顶上飞机乃至卫星侦查,但远方地卫星和预警飞机则无能为力。

3 加速与韩国,新加坡,泰国,越南,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东南亚诸国以及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国签订双边或多边互免关税协议。多边协议可能费时较长,可以先签双边协议。可以先就争议较小的议题达成协议运作数年后逐步完善之。协议应明文规定没有中方的同意不得与台湾签署互免关税协议。只要与韩国,新加坡,泰国签约成功台湾就会切实感觉到被边缘化,被逼出局的危机。扁政府可以说这不公平,是“打压”。是的,然而没有这种真正的“打压”,扁李之流便不知何为“善意”。这里我尚对他们存有一丝“善意”,寄望他们“困而知之”,而不是“困而不知宁斯为下”。

4 认真总结改革开放的经验提高经济发展的素质和竞争力。

5 完善在港澳的一国两制,展示其对台湾民众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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