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事顺着说好说，反着说就困难了。可是一件事要顺说反说都有理，它才真有道理。比如说诸葛亮的“隆中对”，它对天下三分的形势、蜀汉立国的基础与策略，分析得十分透彻，好像这是刘备一生的转机，使他在迷茫中找到正确方向，从此就节节胜利了。但我们如果细观历史，就发现与诸葛亮见解相同的人多的是，刘备也不是处处按照“隆中对”行事的。历史研究非常重视这些不规则的事件。如果我们暂时从诸葛亮所站立场挪开，而从刘备的角度来审视这个历史人物，那么诸葛亮并不是一个能左右刘备的人物，相反诸葛亮却是在艰苦环境中接受各种考验逐渐才走向成熟的，后来又是在蜀中人物相对匮乏的情况下名声大著的。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不是诸葛亮造就了刘氏父子，而是刘氏父子造就了诸葛亮。
诸葛亮在刘备手下变得谨慎
公元207年，刘备三顾茅庐，在隆中请出了诸葛亮，这就是使中国知识分子激动了一千多年、并且准备继续激动下去的“千古佳话”。但如前所说，刘备对诸葛亮的格外礼遇，是因为这时他手下几乎没有文臣(孙乾、糜竺之流那是不上数的)，他必须不放走任何一个可以网罗的人才。在他的心目中，一个27岁的年轻人，能够畅谈天下形势，而且言之成理，已经很不错了；再锻炼十几年，说不定会派上大用场。至于谁该当今后的丞相，刘备这时想都没有想过。
诸葛亮年轻的时候很自负，自比于管仲、乐毅，又好为“梁父吟”，一副风流倜傥的样子。 公元208年他作为大使派遣到东吴，连吴抗曹。他在孙权面前那一篇漂亮的说辞，具有强烈的纵横家色彩。如果顺着这个路子走下去，他可能会与其侄儿诸葛恪(仕吴)同一个风格。赤壁之战之后，刘备与关羽、张飞、赵云忙着带兵平定荆州，诸葛亮却派不上用场。直到刘备打下南四郡后，才任命诸葛亮为军师中郎将，使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调其赋税，以充军实”。事实证明，这种冷落与磨炼，日后对诸葛亮是大有好处的。
从公元209年到213年，五年之中刘备一直忙于争夺地盘，诸葛亮则总是留在后方。这时，刘备的谋士队伍，又多了庞统和法正，对诸葛亮应是个威胁。公元214年，刘备转攻刘璋，命 令诸葛亮、张飞、赵云溯江入益州，合围成都。赵云走的是长江这条路，攻占江阳(今泸州) 、犍为(今彭山)；张飞走的是嘉陵江这条路，攻占江州(今重庆)、巴西(今阆中)；诸葛亮第一次单独带兵，走的是洛江这条路，攻占德阳(今遂宁)，应是很不容易的事。几路人马包围成都之后，喜剧性的场面又出现了，刘备派遣入城劝降的是简雍而不是诸葛亮。刘备这样做 ，完全是因为简雍与刘璋私交甚好，这叫“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但客观上对诸葛亮又是一 次冷落。
刘备入成都，任命诸葛亮为军师将军，署左将军府事，同时又任命帮助刘备取益州立下大功的法正为扬武将军，蜀郡太守。两相比较，法正的地位高于诸葛亮。说到人际关系，法正可以在刘备面前随便说话，甚至敢于管刘备的家事，诸葛亮却不能够。接下去，诸葛亮就留在成都搞后勤，任务是“足食足兵”，而法正却可以不时跟随刘备出征，积极建言。夺取汉中后，刘备又任命法正为尚书令，护军将军。法正多诡计，已传到曹操耳朵里，他惋惜地说：“我把天下的奸雄都收罗尽了，为什么漏掉了法正！”
我们注意到，诸葛亮出山后的14年(至公元221年当蜀汉丞相为止)，只是刘备的谋士之一，并非刘备言听计从的“军师”。诸葛亮在襄阳时，说徐庶当个州郡官儿就该满足了；徐庶问他的志向，却笑而不答。可是经过14年磨炼，诸葛亮狂傲之气不见了，他学会了小心谨慎，事无巨细，都竭尽全力去做；在人际关系上，他学会了忍让和调和；在功名利禄上，他学会了克己。更重要的是，诸葛亮已经懂得刘备所说的“鱼水关系”只是一种招贤术，他可以把与任何谋士的关系都说成“鱼水关系”。可是诸葛亮仍然坚守自己的诺言，对刘备忠贞不贰。他甚至默认这种与刘备“保持一段距离”的位置。他可能没有意识到，这种心态正是刘备所要求和欣赏的。
法正当了蜀郡太守后，骄横狂躁，报复杀人，有人希望诸葛亮向刘备报告，诸葛亮说这办不到，主公与法正有特殊关系，我无法左右他。这是诸葛亮在权臣前有意的退让。当马超当了平西将军、关羽深感不满时，诸葛亮写信解释，马超有黥布、彭越的才干，可以与张飞并驱争先，当然比起美髯公(指关羽)来又略逊一筹，使关羽非常高兴。这是诸葛亮从顾全大局的角度出发作出的合理奉承。这样的人际关系，是诸葛亮过去未曾经验的。有人说这些方面显示了诸葛亮的妥协，不对。这些方面恰恰显示了诸葛亮已走向成熟。
刘备在默默地观察。他的过人之处在于不故意考验属下，但他重视一个属下各种场合表露出来的综合能力和个人品质。庞统聪明，但是性急(当然他早死了)。简雍机趣，然而一副名士派头，不是认真办公的料。法正鬼点子多，常常出奇制胜，但算不得正统人物，也无法服众。在群臣之中，只有诸葛亮最稳健、最方正、最得人心。因此，公元221年刘备称帝时，早已成竹在胸，径直任命诸葛亮为丞相，在公元223年白帝城托孤时，这个信念也没有动摇。诸葛亮后来在《出师表》中回忆道：“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这是对刘备 最透彻的了解。作为国君，他要找的丞相必须是谨慎的、任劳任怨的；传奇式的人物反倒有害。以后的历史证明，刘备的眼光没有错，他的确找到了一个完全可以信赖的人。
三国之中，蜀汉最弱，经受不起大的打击，所以必须要求谨慎。请看一个最成功的例子。公元223年，南中叛乱，诸葛亮不是急于镇压，而是先派邓芝出使东吴，修补与东吴的裂痕。公元224年，诸葛亮系统地作了一次人事调动，恢复发展生产，保障后勤供应。公元225年，条件大体成熟，诸葛亮才“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带兵到南中平叛。他的平叛恩威并用，“七擒孟获”，晓之以义，不但较长一段时间保证南中无事，而且还获得一支少数民族劲旅——飞军。这次行动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的配合艺术上讲，简直是完美无缺！顺便说 一句，诸葛亮入南中走的是西线，即成都-邛崃-汉源-西昌-会理-大姚，这条路现在“南丝路考察团”还在走，坐汽车考察都要一个月，诸葛亮当时走的是山道(灵关道)，包括作战只用了三个月，进军的神速就可想而知了。
谨慎是诸葛亮的治蜀法宝，但也就规定了蜀汉的狭小格局。接下去诸葛亮的五次北伐，都无大进展。除了缺粮的因素外，过于谨慎也是一弊。诸葛亮一生从不弄险，五次北伐都从祁山迂回；魏延建议从子午谷偷袭长安，他不予采纳。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公元263年魏伐蜀，钟会军走的就是斜谷、骆谷和子午谷，邓艾军则更是偷度阴平，“裹毡滚崖”，突临江油关，使蜀汉在顷刻之间便土崩瓦解。军事行动总是充满了冒险精神。诸葛亮善于治军，但不敢冒险，也就注定了终被他人所亡的命运。当然，我们不能因此把谨慎说成是诸葛亮的错误。蜀 汉以谨慎兴，以谨慎亡，冥冥之中似有定数，怪不得人的。
诸葛亮在刘禅手下变成贤相
杜甫《蜀相》诗云：“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对诸葛亮的功业作了最高礼赞 ，但他是“开”与“济”混说的。如果分开说，诸葛亮跟随刘备打天下的16年，并不以贤相著称，他只是一个谋士。公元221年，刘备称帝，诸葛亮才当上丞相，但公元223年刘备就 病死白帝城，这三年中诸葛亮并无作为。看来，诸葛亮始终处于刘备阴影之中，只要刘备在，他就只能当个二等或三等角色。就说这三年，身为丞相的诸葛亮不能说服刘备停止伐吴，眼睁睁地看汉遭受巨大挫折，应是最大失职。刘备兵败白帝，诸葛亮叹了口气说，要是法正还活着，主上不会遭此惨败。因为只有法正才能劝阻刘备，这是诸葛亮深以为愧的事。但是诸葛亮扶持后主刘禅的12年，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托孤之时，诸葛亮43岁，刘禅17岁，年龄对比正好倒过来，“事之如父”的遗诏，从感情上说可以接受。这时，与诸葛亮等量级的谋士庞统、法正都去世了，接班人队伍蒋琬、费祎、董允等都属于谨慎型，不会成为政敌。诸葛亮既无伴君如虎之惧，又无祸起萧墙之犹，他当然能充分展示他的才智，成为千古 贤相。
诸葛亮成为千古贤相，也是与刘禅的搭配分不开的。一个不猜疑、不牵制、充分尊重丞相的“中人之主”是历史学家所渴望的，而刘禅恰恰就是。作为人臣，遭遇暴君与英君都是可怕的，因为你必须花绝大部分时间来对付他，即如鲁迅所说只能“横站”，要想竭忠尽智那是不可能的。在历史上，像刘禅那样，始终以子侄辈身份对待丞相，在顺利和不顺利，在生前和身后，都始终信赖诸葛亮，从不制造君臣危机，从不嫉妒丞相的功劳(即人臣最恐惧的“ 功高震主”)，是不多见的。这样的关系才真正是“鱼水关系”。
有人说，刘禅本来无能，只能素食尸位，当个傀儡皇帝。这话不对。公元225年，诸葛亮弹劾长水校尉廖立，说他自高自大，诽谤朝廷用的人都是小子，“有人说精兵简政好，他就抬头看屋顶，说是好个屁”。廖立狂妄自大，固然该罪，但刘禅也看出这里面有诸葛亮的情绪，所以未判极刑，而是削职为民，流放汶山。这说明刘禅是有头脑的。公元228年，诸葛亮第一次北伐，不用魏延为先锋，却起用了只会纸上谈兵的马谡(与诸葛亮是同乡)，招致全盘失败，诸葛亮显然是有责任的，所以诸葛亮上疏“自贬三等”，刘禅并不拒绝。第二年，诸葛亮到底取得武都、阴平，刘禅就恢复了诸葛亮的相位，并说出“君其无辞”那样感人的话。这些处理只见刘禅有耐心、有分寸，并非庸才。公元231年，诸葛亮第四次北伐，在祁山围住司马懿，形势大好，可是都护李严粮草未办，写信通知诸葛亮班师，回来又诬陷诸葛亮“擅自撤退”，诸葛亮拿出书信对证，李严只好认罪。这个李严不比廖立，他是白帝城托孤时的第二号重臣，是刘备有意安插来牵制诸葛亮的。可是在大是大非面前，刘禅不徇私情，还是废李严为平民，流放梓潼。可是《三国演义》100-101回却写成刘禅误听谗言，疑心诸 葛亮有纂国之志，从前线召回丞相，理由“久不相见，心甚思慕”，把刘禅写成一个连谎话 都扯不圆的昏君，这种“艺术加工”使刘禅的形象受到极大的伤害。人们一方面赞扬诸葛亮是千古贤相，一方面又斥责刘禅是昏庸之君，实在太不公平了。
刘禅和诸葛亮的搭配是中人之主与智谋之臣的搭配，这属于最佳君臣关系，所以蜀汉在这12年处于极盛时期。诸葛亮死后18年，刘禅尊重诸葛亮的人事安排，陆续任用蒋琬、费祎为相，这已属于中人之主与中人之臣的搭配，本来相当危险，可是他仍全都能“承诸葛亮之成规，因循不革”，所以也保住蜀中无事。这说明刘禅并非“扶不起来的阿斗”。
如果说刘禅尊重诸葛亮，言听计从，还是因为有“事之如父”的遗训，那么刘禅对蒋琬、费祎、董允的尊重，就明明白白表现出他有宽容之心、纳谏之诚了。
公元243年，蒋琬估量了蜀汉的国力与自己的智谋水平，建议缩短战线，只留姜维守凉州，自己到涪县(今绵阳)屯卫，这是消极防守的策略，没有多少亮点，但刘禅采纳了。公元244年，刘禅想突破“十二个嫔妃”的编制，辅国将军董允认为这不合规定，刘禅只好作罢。看来刘禅还有点克己之心。公元262年，即蜀亡前一年，姜维请求诛杀专权的宦官黄皓，这时刘禅已经昏聩，但还能叫黄皓前去认错，说明尚未丧失一个国君最起码的气度。
蜀汉在最后十年(254-263)从混乱走向灭亡，原因是多方面的。史学家向来把蜀汉的灭亡归咎于宦官专权，其实黄皓专权已迟至公元258年，离蜀亡只有5年了，即使黄皓天天干坏事，崩溃也不至于如此迅速。真正的原因恐怕是蜀中人物罄尽，连蒋琬、费祎这样的平庸之才也没有了。当然，这时的姜维也可以为相，可是姜维是西羌人，不足以镇服由中原人士组成的朝廷群僚，因此出现了权力真空。看来中人之主一旦失去智谋之臣，的确很可能成为庸主。不过人才匮乏到这个程度，即使刘禅一夜之间变为英主，恐怕也无济于事了。
公元263年，邓艾兵临成都，后主刘禅拉着棺材，自缚请降，向为史家所不齿。其实我们考察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刘禅的投降是一点也不奇怪的。一，从国力上讲，蜀汉绝对不是曹魏的对手，迟早要被并吞；何况降魏又不是降外族，蜀人还不至于无法忍受。第二，投降事宜全由蜀汉老臣谯周主办，此老已见过刘备代刘璋，曹魏代汉(后来他还见过西晋代魏)，故事重演，不足为怪。第三，刘禅此时已57岁，羌无斗志，苟且偷安之心是可能萌发的。最后，我们如果撇开个人行为与道德批判，此时的中国也非统一不可了。汉末大乱，加上三国纷争，中国人口由5648万(桓帝时)锐减到767万，已降到临界值以下，如果再死拼下去，可能中华民族就此灭绝，或者只成为中原的一个小邦。
刘禅当了40年皇帝，时间不算短，但日子过得窝囊。我们可以与前后蜀相比(年代和规模都 差不多)，刘禅既无王衍那种“广袤十里”的宣华苑，也无孟昶那穷奢极欲的摩诃池，我们从正史和地方志中都查不出刘禅修过什么大型宫观。前面说了，刘禅的嫔妃只有12人。他的皇后是张飞之女，尽管有人据张飞的书法劲秀可观来推断皇后也灵秀可观，但这实际上是政治婚姻。最可怜的是刘禅巡幸最远处就是到都江堰去看过岷江，用现在的习惯提法就是“一个小时的车程”。刘禅降魏后，移居洛阳，被封为安乐县公，食邑万户，奴婢百人，刘禅很满足。有一次司马昭问他：“你还想念蜀国吗?”刘禅说：“此间乐，不思蜀。”留下千古笑柄。但是，万一这是一句大实话呢，万一刘禅真的没过上这样好的生活呢，那不是错笑他了吗？写到这里，笔者真有点可怜这个阿斗了。
诸葛一家，在三国都颇有作为，其中诸葛亮为蜀汉丞相，亮兄诸葛谨为吴国绥南将军兼南郡太守，诸葛亮族弟诸葛诞曾为曹魏扬州刺史、镇南将军、征南大将军。时人评曰：“蜀得其 龙，吴得其虎，魏得其狗。”极力抬高诸葛亮，措词失之偏颇。仕吴的诸葛谨，以善于进谏闻名，其辩才好像还超过诸葛亮。可是东吴的人才比蜀汉多得多，他能终于大将军之职，已经很不错了。仕魏的诸葛诞，很有将才，在平息淮南叛变中立了大功，但受到朝廷猜疑，不得已拥兵20万，聚一年谷，据寿春自保，后被司马昭攻破，夷三族。比较这三人的成败利钝，我们只能说，他们的本领都差不多，只是遭遇人君不同、在人才队伍中序列不同，所以成就有大有小，并非他们本身有龙、虎、狗的差别。
“士”是中国封建社会一个极为特殊的阶层。士有极大的能量，但士必须依附于君主才能发挥作用；然而君主总是很坏的，他今天可能用你，明天也可能杀你。士们在惶惑之余，希望能找到一个榜样，这个榜样应同时具备两个条件，一是作国君的必须礼贤下士，并始终如一 ，一是作人臣的忠诚不二，“士为知己者死”。后来他们找到了，这就是刘备和诸葛亮，这是士的最高理想，所以他们要以最高热情来赞美。
在三国时代，诸葛亮的才干稍逊于曹操，与司马懿相仲伯，处于第二级。但诸葛亮的君臣际 遇最好，他从未受到了牵制，更用不着说猜忌和迫害了。因此，诸葛亮的才智可以全部发挥 出来，用围棋为喻，这样的临场状况，八段选手完全可以当九段用。当然，历代知识分子推崇诸葛亮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羡慕他那独特的“伊尹”地位，作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的报偿，他有权教训国君。不信，试取《出师表》读之，看看那里面一口一个“应该”，像不像老子在教训儿子？这样一篇“庭训”被当作最经典的奏章保存下来，使千古的士阶层为之 扬眉吐气，并不断从中找到信心和力量。当然，这一层意思迄今为止还没有人说破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