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评社1月13日文章，原题：中国对美需有谋 鹰派言论要不得 去年12月17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在第25届中美商贸联委会会议上发表言论表示，“中美是全球经济的伙伴，但引领世界的是美国。美国已经主导了体系和规则，中国愿意加入这个体系，也尊重这个规则。”中国官员赴美“示软”的表述与中国以往的强硬态度截然不同，引发国内外众多分析人士的强烈关注。

美国纽约大学终身教授熊玠认为，汪洋副总理的上述谦逊表态是必要且极具智慧的。因为一来，宣扬自己是超越美国、成为世界当仁不让的领袖，并不符合事实——中国的军力还无法与美国相提并论，中国如果取得一些成就就宣称自己是大国，是夜郎自大的表现。“中国GDP总量大，经济成就确实了不起，但想复兴的心也不要太急。”

熊玠还提出，中国若盲目对美强硬、在媒体散布各式鹰派言论，相当于是刺激美国将中国“扼杀在摇篮”，相当于是邀请美国在世界拉帮结派对付正在上升中的中国，这相当于是在主动创造不利于自己的国际环境，是相当不明智的行为。熊玠认为，“韬光养晦不是装孙子，中国古时就出现过万邦来朝的盛世，但中国从未以大欺小，相反，中国以大事小。”

熊玠表示，在21世纪，中国需要让这个传统的领导艺术回归。要知道，强力可以征服他人，但赢不来他人的心，这同时也说明，软实力在一定程度上比硬实力更重要。自冷战之后，国际关系发生了很大程度的转变，地缘经济的重要性逐渐超越地缘政治，考虑到中美在政治层面有冲突利益但经济利益共同范围多，中国未来在发展对美关系时需要切记——必须强调中美两国无直接冲突的理由、必须认识到中美两国无需在同一方面做无谓竞赛、必须强调两国经济的互补性。

熊玠认为，中国在战略设计上需要聪明，美国发展航母，中国就可以发展潜艇，美国牵手东盟，中国就可以拉拢拉美，不直接硬碰硬，却间接对抗;此外，中国还需要强调中美经济方面的互补性，让美国认识到中国需要美国、中国不希望与美对立，两国未来合作空间广泛。这才是中美两国未来合作的智慧所在。但要更好地与美国打交道，中国也需要明白美国的担忧在哪里。美国害怕的，是中国的区域封锁和反接近战略，因为这直接威胁到美国在全球各自的存在感，让美国无处立足。

熊玠分析称，为创造更适合中国发展的国际大环境，中国就不能让自己的崛起成为美国的担忧，中国也不应该反复宣扬自己已经成为世界大国，中国应该继续机智地“韬光养晦”，但与此同时，中国推行自己的国际战略也不可放松警觉。

专家:日本已不可能重走军国主义老路 

王占阳

正确判断国际形势，确认“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这是当年邓小平确立中国的新路线和新政策的一个基本前提。在对国际形势的这种判断中，他对日本是放心的。他说，整体上，“我们不担心日本对中国有什么威胁”，“我们也理解日本应该有足够的自卫力量。”日本有极少数人想复活军国主义，“我们只担心这么一点”。我们“很高兴地看到，日本绝大多数人是反对这种倾向的。”中日“两国没有任何理由不友好下去”。

时至今日，邓小平的这些基本观点依然适用。同时，基于新的客观事实和更多信息与分析，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确认，历史发展到今天，即使有个别日本政客想重温军国主义旧梦，日本也已不会成为军国主义国家了。

第一，日本的和平主义已经深入人心，军国主义重新成为主导思想的社会基础已经消失。二战结束前，日本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军国主义。但是，二战结束后，日本的主流思想已从军国主义转为了和平主义，而且已经深入人心。绝大多数日本国民都是热爱和平、厌恶战争的，军国主义者只是极少数人，这是毋庸置疑的基本事实。

第二，和平主义与民主制度相结合，使军国主义更加成为不可能。日本过去走上军国主义道路，不仅有其社会思想基础，而且还有其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基础。经过六十多年，和平主义的主流思想意味着，日本选民普遍反对一切战争，特别是反对侵略战争，另一方面，民主制度又会使任何好战的政客都会被和平主义的选民和议会所淘汰。

第三，现代日本经济需要的是和平，而不是侵略战争。日本的和平主义不仅基于战争反思，而且还有现代日本经济需要和平这种深刻的现实经济根源。

一是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已经从一个经济体对另一个经济体的战争，转变为同一经济体内部的战争，在主要经济体之间，尤为如此。如以侵略战争破坏中国经济，对日本无异于经济自杀。二是麦克阿瑟解散了作为军国主义经济根源的日本财阀。时至今日，日本大企业的董事会成员已是高级经理人员。把他们想象为曾导致二战的日本财阀，是错误的。三是日本已深切地认识到，以和平的商业途径获得资源、能源、市场等，才是发展经济的唯一正确道路。

第四，日本没有重走军国主义道路的财政基础。走军国主义道路意味着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战争，这就需要有雄厚的财力支持。日本目前正在面临长期的财政困境。如果说中国现在的主题仍然是“发展”，日本现在的主题则已是“保持现状”，但日本经济想“保持现状”很不容易。其次，在长期财政困境中，社保支出与防卫预算之间出现了深刻矛盾。在日本的民主体制下，扩大财政支出的社会压力主要来自于社保支出。日本政客为了获得选票，不敢怠慢选民的这种要求。现实就是，日本既不想打仗，也没钱打仗。

第五，日本没有重走军国主义道路的军事条件。军国主义的崛起还须以能够拥有和实际拥有相对强大的军事力量为条件。但在现代国际军事环境中，这种条件已不存在。

对于唯一曾攻击过美国本土的国家，美国对日本的担忧和防范实际始终放不下，美国决不希望再次出现一个穷兵黩武的日本。《日美安保条约》和驻日美军具有防止日本重走军国主义道路的重要功能。基辛格曾反复强调，驻日美军会成为抑制日本强化军事力量的阀门，《日美安保条约》就是为此而存在的。

中国已发展成为世界军事大国，也使日本不可能重走军国主义老路。军国主义恃强凌弱，客观上也是以邻国的积贫积弱为前提的。历史发展到今天，东亚同时出现了中日两个强国，这是前所未有的。面对这种新形势，现在的日本也已无人再奢望征服中国大陆了。

综上所述，以往导致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基本条件均已消失。极少数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既无力量、也不可能扭转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只要中日两国能够处理好历史问题和钓鱼岛问题，中日和平友好的未来就是可期的。(作者是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

专家:中日友好不能成禁忌

凌星光

中日关系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持续敌对关系。但是，草根友好交流活动的展开为此后的关系正常化作出了贡献。1972年实现关系正常化，基于《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日两国40年间保持了友好关系，可是在2012年9月钓鱼岛“国有化”以后，一直陷入僵局。中日两国的有识之士有必要认真解决如何改善紧张关系这一课题。

目前，中日两国当局都采取了长期作战的姿态。政府级别的关系改善是相当困难的。在这种形势下，加强经济交流、民间交流和地方政府之间的交流，以改善中日之间的氛围是一大关键。所幸的是，中日双方似乎对此均无异议，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关系趋于正常化。虽说如此，但如果不恢复政府间的信赖关系，不谋求两国政府关系的正常化，那么，两国关系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改善。为此，应该重新确认过去40年间缔结的四项政治文件，在政治方面重新构筑信赖关系。

首先，应该在新的形势下就如何认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里写的“反对霸权”进行对话，推动在军事安全方面建立相互信赖关系。反对霸权是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和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主要内容，但它在新的时代里显然有了新的内涵。

其次，我提出“友好创新”的倡议。“创新”是中国最近常常使用的一个词语。我所说的“友好创新”，就是要在持续40年友好关系的基础上，根据新的形势谋求新的创造性发展。目前，中日双方都出现了过去40年的友好外交是失败的论调。这是错误的，必须根据事实讲道理。

最近在中日两国，说“中日友好”似乎成了禁忌。越是这个时候，我们越需要再次强调“中日友好”的重要性。日本社会需要对安倍当局在历史问题上刺激中国的做法表示明确抗议。对中国来说，不应该忘记日本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曾经帮了我们。虽然说中国当前的经济规模已经是日本的一倍，但人均GDP却仅有日本的1/5。中国还有许多地方需要向日本学习，应该珍惜中日友好关系。

友好如何“创新”？我想提议，在日本开展“日中朋友之会”，在中国开展“中日朋友之会”运动。有在中国滞留经历的人和有在日本滞留经历的人都数以百万计，特别是有留学经历的年轻一代，能够不带偏见地审视对方。超越历史认识问题和政治对立，活跃地开展草根交流活动，开展利用网络的有灵活性的小团体活动，就能够加深新一代的相互了解。

笔者早就主张，现在的全球化标准是美国标准，中日应该携手主导，努力创立东亚标准，并将其升格为全球标准。日本现在强调欧美国家的“普遍价值观”，看来难以脱离作为工业发达国家的志向。不过，在今后二三十年间，中国和印度等国家的经济力量将会飞跃性地增大，欧美发达国家的比重将下降。在这种形势下，日本的意识也将被迫发生变化，一定会向亚洲更加靠拢。

严峻的中日关系也许会持续几年，但是，我不认为能够持续10年。(作者是日中科学技术文化中心理事长)

专家：日本对华没好感丑化中国不等于敌视中国

日本对华好感度低不等于敌视

作者：庚 欣

日本媒体9月10日报道，不久前中日共同实施的舆论调查显示，日本人中对中国“没有好感”的比例达到93%，创下过去10年该调查的最糟糕的记录。这几年类似民调结果时有发布，由此引发人们对于日本民众中国观的关切。

尽管对于民调方式有种种批评，但目前日本民众对中国好感度低，确是不争的事实。这中间有较为复杂的原因。

一是近年来关于领土等具有民粹色彩的纠纷凸显出来，掩盖了日本内部政治是非的分歧，尤其在历史认识等问题上，对日本保守派持批判态度的人士也不便在涉及领土问题上明确站出来，因而似乎形成中日两大民族的对立，这对民意影响很大。

二是中日国力以经济总量为标志出现逆转且差距明显拉大，安倍6年前入相时，中国GDP是日本的一半，等到他“二进宫”时，日本的GDP是中国的一半。这样的剧变，日本民众缺乏心理准备。同时中日纷争增多，由此使不少人对中国高速发展有“不确定感”及“压力感”，这些都会体现在民调之中。

三是日本民众由于教育、战后环境等造成对侵略历史普遍认识不足，易于受到保守势力的影响。中国批评日本历史观的错误，让一些人感到中国“太强硬”。另外，日本媒体对中国现实中负面因素的报道比较偏好，比如环保、腐败等问题。这些因素综合发酵，导致目前日本民间的对华好感度陷入低潮。

笔者在日本生活居住多年，深感日本民意有其内在特点。日本人有一种“成年悲观心态”，即处于饱和的成熟型发达国家，再加上长期萧条及保守思潮蔓延，如同成年人易患“成年病”，甚至有些“未老先衰”。对很多人与事的评估都偏于悲观、消极，这与处于高速成长中的中国人明显不同。此外，日本民意受媒体及政府影响很大。因此，日本媒体及政府近来的对华“导向”显得非常重要。日本一些有识之士已经注意到日本媒体及政府对中国认知及宣传的偏颇，并指出这是近来民意低下的重要原因。

有人担心，日本人对华好感度再度下降会影响中日民间交往。笔者倒认为，“好感度”低并不等于就是“敌意”。中国主导推动了40多年“民间友好运动”，中日经贸相互依存的现实，都使日本大多数民众有一个相对稳定的主流“中国观”。尽管有的人会丑化中国、不喜欢中国，但他们中的大多数并不接受“中国威胁论”的主张。这就是安倍政权推动“解禁集体自卫权”受到日本多数民众抵制的原因。这次民调中，有79.4%的日本民众担心两国关系继续恶化，希望改善两国关系。这也显示了安倍政府最近不能不作出努力，表达希望改善中日关系、恢复首脑会谈的民意压力。

可见，缺乏好感不等于不希望改善关系，也不等于要远离中国。日前在一个关于去中国或印度常驻的网上调查中，日本民众大多数选择了中国。因此数据不可怕，急需要做的是准确把握日本民意背后反映出的中日结构性矛盾，找到各方应努力的方向及具体改善措施。。(作者是日本道纪忠华智库首席研究员)

专家：中国鹰派咄咄逼人自损利益 希望鸽派获胜

中国鸽派不输鹰派

[新加坡] 马凯硕

中国即将实现一个地缘政治奇迹。1980年，中国的经济规模不及美国的1/10。30年后，中国超越日本并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不曾动摇或扰乱世界秩序。然而，就在向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目标迈进时，中国似乎改变了自己的战略。在一些人看来，如今中国已不再奉行过去30年来成功的“和平崛起”政策，反而改弦更张，采取偶尔“鲁莽”的行为。

这种看法可以解释西方日益形成的一种“焦虑”，即对地区和世界来说，中国将成为一条“危险的龙”。然而，在西方媒体如愿令全世界相信中国已变得咄咄逼人之前，他们需要了解中国并非全是强硬派，这一点至关重要。与任何其他庞大的复杂社会一样，中国内部也在激辩应在国际上采取何种战略。当前，中国既有“鹰派”亦有“鸽派”。全世界正在密切关注，谁将在这场争辩中胜出。

“鹰派”认为，中国曾遭受一个多世纪的屈辱，如今中国已经强大，能够自豪地挺直腰板，在东海和南海果敢地主张本国利益。笔者的同事黄靖教授曾表示，中国军方的“少壮派”正引领中国与美国走向冲突，他们在考虑自己能够而非应该做什么。这种局面非常危险。笔者同意这种看法。

但通过近期的赴华访问，笔者认识到中国的“鸽派”并未在这场辩论中败下阵来。他们有三个强有力的论据，能说服中国民众相信应继续奉行“和平崛起”政策。第一个论据很简单：中国以前衰弱，现在很强盛，那中国如何做到的？答案是邓小平领导中国改革开放，并将本国融入到开放且基于规则的全球秩序之中。显然，中国已成为这种开放全球秩序的最大受益者。因此，巩固这种全球秩序符合中国利益。

第二，2013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与之类似的是，中国也已开始向非洲和南美洲等遥远大洲投资。中国的未来食品供给、能源将在很大程度上来自这两个大洲。简言之，与世界上任何其他经济大国相比，保持国际海洋航线的自由和开放更关乎中国的利益。难怪“鸽派”声称，“鹰派”过于咄咄逼人地主张中国的南海权益，正在损害中国的更广泛全球利益。

第三个论据比较复杂。过去25年来，中国之所以能够摆脱西方孤立中国的企图，是因为中国已将自己融入到受东盟启发的地区和平秩序中。东盟的宗旨“协商和共识”已超越东南亚并传播至东北亚。当时的中国领导人就已认可东盟营造的这种积极地区氛围，并与东盟达成首个自贸协定，使双方获益。中国领导人明智地意识到，一个稳固、团结的东盟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东盟地区出现不团结和不稳定，对中国的影响实则适得其反。所以，中国的“鸽派”们有理由声称，为了确保地缘政治奇迹的延续，中国应该甚至更加坚定地巩固而非弱化东盟的团结。这也是包括东盟决策者在内的大多数全球决策者，之所以希望中国的“鸽派”在未来几十年与“鹰派”的论战中最终胜出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