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言国际问题研究的误区
方言

也算是个业内人士吧，一段时期以来，看了不少研究国际问题的文章，有些话如哽在喉，今日终于一吐为快，希望与诸位同好共同探讨。

一、今天是多极世界吗？

日本《每日新闻》去年11月1日发表过一篇题为《美国一极统治结束，美中两极时代开始》的采访报道，大意是说中国经济的崛起正直追美国。这里谈到了国际问题研究中经常谈到的“极”字，其实，这里的“极”与两极世界的“极”风马牛不相及。

这方面的争论已持续很长时间，大致可分为三种意见：单极、多极和一超多强。由于官方定位，自然“多极”观占上风，一超多强则是折中。但我们应该首先弄清这个“极”字的意义。如果“极”是指有不同意见的大国，那么凭心而论，“一超多强”最符合当今世界的实际。然而，原来两极世界中的“极”并非只是这样简单的意义。

当时除了苏美两家，在资本主义世界中，有强头倔脑、经常独树一炽的法国，而在社会主义阵营中，更有独立发展的中国。用现在的评判方法，当时就已经是多极世界。那为什么当时没有人如此说呢？因为从苏联诞生起，全球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制度、生产方式和意识形态，两个各自封闭的圈子，两个截然不同的阵营，且相互以消灭对方为最高宗旨。因此，尽管美国与法国、日本有着相当的矛盾，中国甚至从苏联阵营中“脱颖”而出，也没有改变两极的格局。

苏联解体，东欧变色，宣布了原来两极争斗中的一极的失败。这不是苏联一个国家的兴衰，而是一种社会制度、一种生产方式、一种意识形态的失败。因此日裔美国学者福山很神气，写下《历史的终结》一文，他认为，最近这一百年来，人类的历史是在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个巨人之间的斗争之中发展的。一“极”败退，另一“极”自然一统天下。

冷战结束后，美国干了三件大事：解放科威特、干预科索沃及报复阿富汗，都相当成功，为什么？除了美国实力强大的因素，还因为单极世界，只有一个标准。冷战期间世界有两个警察管，自然会各自庇护自己的势力范围，也等于有两个治安条例，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如果有5个警察，有5种治安条例，那肯定是一场灾难，也定要决出个雌雄。而现在是老美一个警察管，阵线不容易模糊。因此911后美国会极具威胁地说出：要么站在我们一边，要么站在恐怖分子一边的话语，而且几乎没有什么反对的声音。

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落后民族及下层平民（他们的领导阶层不断从西方化中获得大量的好处）为了生存，以和平的经济战争来对抗西方领先的全球化潮流根本不可能，只能以暴力的恐怖行动来孤注一掷。911事件就是对这个单极世界的一种反抗，或者说必然的挣扎。为什么发生在穆斯林世界？是因为他们更滞后，走极端。如果中国没有改革开放，说不定驾驶飞机的是华人。随着改革开放，中国最终加入了WTO。中国化了100多年的时间，很明显地走过了从受列强欺压、到站起身来挑战世界、再到逐渐融入世界大家庭这三个进程，最后从中获取了很大的利益。

那么这个明摆的事实为什么我们视而不见？非也。我们提倡多极世界，很大程度上是政治、宣传上的需要。因为无论从意识形态、中国的大国地位，都不允许我们处处受制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我们在尝试着学习接受这个单极世界的国际规则，但又因为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我们不仅不能任人摆布，而且要在世界舞台上有独立的声音。

由于中国国内发展不平衡，融入世界的过程不仅是复杂、曲折，还会有反复。因此未来与美国为首的单极格局时不时地发生矛盾是正常的，但融入的大趋势已定，谁也阻挡不了。我们需要时间来不断修正自己。相信经济越发展，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关系越能妥善处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其实是相当快的，中国经济的发展天翻地覆，发展的势头有目共睹。西方如果还不能忍受，只能说明他们性子太急，是近视眼或者是瞎子。而如果终有一天中国进入8国集团，说明中国从一个农民变成了绅士，亦并非是坏事。

中国曾经对国际形势的总评价是“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因此要联合第三世界的一帮穷哥儿们起来造反，也曾经输出革命。现在则认为世界形势的特点是“和平与发展”，因此愿通过改革开放，逐步融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社会，由此分享科技发展和全球贸易的成果。当然也有不利之处，是美国处处为难我们，要我们时时事事按照他们的标准，邓小平的对策是：我们不当头（也当不了）。我们要在与之周旋的过程中获取我们最大的国家利益。

用最简单的话讲，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别在于：前者信奉谁富谁光荣，而后者信奉劫富济贫、或均贫富，而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俄罗斯与中国都逐渐采用“谁富谁光荣”的价值原则后，这个世界还能说多极世界吗？无非是大国之间的国家利益的争执罢了。因此，阿富汗、巴勒斯坦、尼泊尔还有拉美等国内的反叛会显得那么无力和无助，再也无法戴上光荣的花环。格瓦拉如果在今天牺牲，他恐怕不仅不是英雄而且是狗熊了。因此千万要认清：当我们嘴上唱着多极世界的时候，心里着实要明白这是个单极世界，无非是我们还有点不太习惯、不太卖帐。而如何认清这个问题，往往影响到我们的重大国策，多极世界中，我们往往可以自搞一套；而单极世界中，只有一个标准、一套规则。

二、过去已经发生的一切都是最合理的结局。

2001年12月，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在他下台10周年之际感慨万分地说：苏联当年有可能也应该保留下来。他当然可以发表个人的想法，但他不懂苏联的解体因为确实发生了因而是最合理的。

人类有充分的思维能力，因些很喜欢联想，导致搞学术的人忘乎所以，也染上了这个毛病。常常有文章这样论证：如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盟军在诺曼底登陆行动失败；如果阿波罗11号在完成人类登陆月球的创举后，未能安然重返地球；如果英国首相邱吉尔在二战爆发前8年，就已在纽约被出租车碾死……现在的世界，将会是另一番面貌！

美国国家档案馆全国出版物与文献委员会的罗杰.布朗斯，曾编辑过一本名为《可能的历史》的著作，搜罗了近80件可能就此改写历史的重要事件，如邱吉尔1931年在纽约被一辆出租车碾过以后“奇迹般生还”， 美国前总统罗斯福早在1912年10月14日的一起暗杀事件中，要不是一叠厚厚的笔记挡住了一颗子弹，早已命赴黄泉等。

这种假设，可以在文学作品或电影中用来启发读者的幻想，然而，用在学术上是幼稚的，因为既然事实已经发生，证明在各种合力的作用下产生这样的结果是最符合当时的情况的。

黑格尔早就说过凡现实的都是合理的话。比如，在历史事件发生的过程中，事先可能存在好几种结局，不同利益集团的人纷纷为之呼喊和行动，但结果揭晓后，往往就是最合乎当时的情理的，因为结果的事实已经摆在你面前。这一道理虽然浅显，但许多人并不领会。因此他们会撰文证明奴隶社会是如何的残暴，戈尔巴乔夫是如何倒行逆施等等。实际上，只是根据现在的标准，才能说奴隶社会残暴，从当时来看，正符合当时的实际。苏联的建立和它的崩溃一样，都有道理，也即说，它的诞生是合理的，它的崩溃也是顺理成章的，千万不要以为诞生是对的，崩溃就是不对的，或者说诞生是错的，崩溃就是对的。现在，有人批马克思主义就象打死老虎一样，数落起它的不是来，没一处是好的。他就不想想，为什么这位德国老人的智慧会在全球风行一个世纪，对占世界近半数的人口产生过影响，它的诞生、延续和消亡有着它深刻的社会基础。

有人会反驳说，既然现实的都是合理的，那么人为什么还要不断地改天换地呢？其实很简单，人类热衷于不断追求理想的境界，以批判过去及现在的不合理来试图改变现实，因此，既得利益者满足于现状，“吃亏者”则喋喋不休地进行大批判。当然，这种论战和争执永远没有罢休的时候，正是这种相互间的斗争推动着社会前进，从而演出一幕幕生龙活虎的历史活报剧来。

人们很容易遣责过去的荒谬，殊不知这种评论往往有点马后炮或者隔靴骚痒的味道。我们在研究历史事件时应该注重于分析它的成因，以作为今天的教训，而无需过多的道德的评判，既然已经发生，就是“对”的，这个“对”并非指道德上的标准，而是说它当时有存在的充足理由。我们要避免重复历史的悲剧，应该根除其生存的条件。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不是，历史就是实践史，实证史。

美国的特点就是跟随现实变化快，如伊朗的巴列维国王、菲律宾的马科斯总统等，都曾是美国的坚定盟友，但一旦国内形势变化，美国也立即劝说他们退出或出走。无所谓永恒的原则，现实就是原则。再如有人说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很暧昧，到底是接触还是制裁？其实很准确地反映了美国面对的现实，希望中国随着他的路子走。因为中国的发展有不确定性，他的政策也随之不确定地摇摆，他们是在等待。唯有的缺点是他们性子比较急，巴不得希望中国马上变成象俄罗斯的样子，但中国人更聪明，先将经济搞好，对国民来说，转型期的痛苦会少许多。说白了，这也并非是哪一个人的高招，现实使然而，因为与俄罗斯比较，中国的经济基础太差，地区差别很不平衡。

又如，反导条约最终被美国放弃，说明它定有内在的理由。如果定要将国际问题的专家们分为三等。那么第一流的高手是预先料到这样的结局，公之于众，并早作准备。第二流则事后深刻阐明美国最终放弃的理由，以作后事警告。而最差的一种则是遣责、分析美国放弃的无理，要求恢复（政府作秀、外交表态另当别论）。对苏联解体也一样，一流专家事先指出它会崩溃（极其稀少！），二流事后分析它为什么崩溃的原因，最差的至今还在喋喋不休地证明苏联的崩溃是戈尔巴乔夫个人所为，苏联不应该解体，或者说它本来如何可以不解体。

台湾立法院选举后，许多文章抨击是大陆对台政策的全面失败，有位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的中国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员就持反对意见，认为中国对台政策的框架没有必要改变，也不可能改变。我也想在此说明的是，即便大陆将来最终承认台湾的分治状态，也不能就此证明先前的政策错了，因为当时的历史由于种种原因还只能走到这一步。要知道，凡是合理的又总会变成现实。可能会有先知者精确地预测出事情的发展方向和转折，但他无法将它提前或者拖延，事情的结局往往是所有复杂的合力的综合作用的结果。即使是领袖，个人的作用实际也是渺小的，人们无非常常被英雄的光芒所迷惑罢了。

三、选好时间的座标

苏富比拍卖行去年在纽约拍卖出了一封写于1822年、以美国第5任总统门罗的名义酌字斟句的外交书信：要求清朝的道光皇帝归还一艘在中国南部海域遭到洗劫的美国船只及船上的银钱和鸦片。据说门罗为措词动了一番脑筋，称：您的智慧与仁慈，让我决定亲笔敬告陛下有关我的弟兄们遭罪的消息，那些施暴的邪恶之子不值得做您的臣民。最终该信以超过标价两倍半的近2万美元被神秘买主收进。

于是马上有人将它与去年4月初的中美撞机事件后的中美关系相比，认为历史让人惊诧地相似。好象门罗当年的处境与今天的小布什没有什么两样，但实际上，在经历了180年的历史沧桑后，毕竟有着天壤之别。

在我看来，在国际问题的学术研究中，选用何种时间的座标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如果我们象经验不足、天天进出股市的股民那样来分析国际局势，听到风就是雨，看到红绿线闪亮，心惊肉跳。一有风吹草动，萌发无限感想。这种人恰好反而对长期的走势看不清。小布什发表一个简短的讲话，美国务卿吹了一阵风，都会引起严重的关注而神经兮兮，这简直有点唯恐天下不乱的味道了。如目前，中美关系是我国最重要的对外关系，影响着对外关系的总轴走向。如果以每星期和每月为座标来看，中美关系老是出问题，麻烦不断，尤其是误炸大使馆及撞机事件后，使人揪心。在撞机事件发生后，相当的悲观者惊呼中美关系已到了危急的关头，甚至有即将开战的架势。911事件后，有些人又迫不及待地欢呼中美关系的急剧转折，颇有点象林黛玉似的见微知著，一叶知秋般过于敏感。如果我们以10年为座标，就会看到中美关系明显是在稳步前进的。

当时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是911事件改变了一切，实际上现在我们冷静下来看，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改变，因为恐怖流血事件一直都有，无非有时高潮有时低潮而已，这次的特点无非第一是死的人特别多，第二是美国本土受到了袭击。这里可以用一个比喻：专家与记者的眼光是不同的，记者是惊呼每天的变化，把芝麻看成绿豆大，因为他的尺度是每天，而专家的尺度是以年、10年甚至世纪算。可惜的是，我们专家的文章一般几个月、甚至几星期后就再没有人提起了，而享廷顿或福山等的文章虽说并不使人都会认同，但至少会让人们争论几年或几十年，这就是区别。对错姑且不论，至少说明他们是学者，然而我们的许多专家仅仅只能是记者，写过的论文上个月刚发表，但以后恐怕再也不会有人提起了。

这方面我们可以随意找出几个例子，如美国的战略重点到底在欧洲还是亚洲？战略东移的过程究竟持续多久？到现在是否完成？争了好几年，有说到现在正在转移的，也有说至今仍然以欧洲为重点的。还有关于俄罗斯经济走出低谷的问题，也争了好几年，不知现在是否走出？使外人对俄罗斯的真实经济状况至今不甚了了，真让人一头雾水。当然，这里有水平问题，有稿费的问题（总得为稻梁谋吧），还有新闻炒作的问题，但我们总希望搞清楚，专家与记者的身份是截然不同的，不要随便混淆。其中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专家通常以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为尺度，则记者以每小时、每天的时间为尺度。

国际关系的理论基本都是洋人的，不仅深奥，且不一定管用。我们也很可能有钻营国际问题研究的卧龙先生，但我们还不了解。有了互联网，我们很希望有多位常年来辛苦耕耘的学者抛出引人发聩的论点或著作，使我们耳目一新、为之一振的。但请记住：千万不要关在象牙塔里，或老是在圈子里免费送送人的。很可惜，至今很难让我们能够记得住哪一位。

想到哪涂到哪，见笑。如愿交流本人在yulin49@hotmail.com恭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