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虎城和张学良于1936年12月发动了“西安事变”，对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蒋介石实行兵谏，痛陈他们的抗日救亡主张。“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被判10年徒刑。杨虎城虽暂时逃过处罚，但被逼交出兵权，带着夫人幼子及随员“出洋考察”。
谁料，他一回到国内，就被蒋介石无理拘押了起来。在这10多年的囚徒日子里，杨虎城夫妇及幼子和狱中出生的女儿，大部分时间被监禁在贵州大山深处的息烽。
蒋介石一直固执地认为，“西安事变”的发动，主要责任是杨虎城和共产党，至于张学良，则是“少不更事，误入歧途，受了别人蒙骗和蛊惑”。换言之，在蒋介石心中，杨虎城是“元凶”，他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只是碍于内外舆论，始终不敢下手而已。
“西安事变”后，十七路军已被打乱建制，重新整编，因此，杨虎城的处境特别艰难。3个年纪稍长的儿女虽被共产党妥善安置，但身边的幼子拯中和幼女拯坤一直不能出狱。
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息烽集中营被裁撤解散，全部搬去了重庆。过去那些凶神恶煞的特务也主动陪着笑脸，一口一个“老先生”，“恭喜您马上就要毕业了”。可是，当一家人满怀希望来到重庆，却被直接送到歌乐山国民党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单独囚禁。
杨虎城失望之余，终日长吁短叹。夫人谢葆贞更是怒不可遏，常常公开叫骂蒋介石全无心肝，一帮狗特务不是人。一年后，谢葆贞在愤恨中寂然逝去。

李宗仁释放令化泡影
1949年1月，蒋介石内外交困，被迫隐退，由李宗仁出任“代总统”。
一心谋求“划江而治”的李宗仁，为了显示和谈诚意，上台伊始便宣布释放在押政治犯。他签署命令，立即释放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然而，当记者翘首期盼杨虎城出狱这个重大新闻时，却始终不见动静。他们立即赶往重庆市特别政府询问消息。市长杨森装作一问三不知，被问得恼火时，杨森居然答曰：“真是天大的冤枉，我这个市长又不管放人。再说，杨虎城关在什么地方我都不知道。”

实际上，杨森知晓杨虎城关在何处。杨森早年投身滇军，依靠卖身求荣，逐渐由一名四川军阀投靠蒋介石，获得信任。这个首鼠两端之辈当然不会买李宗仁的账。“那谁管放人?”记者穷追不舍。“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第二处。”情急之下，杨森脱口而出。
这个第二处实质上就是军统西南站，站长便是杀人魔头徐远举。记者再一次追问到他，徐远举装腔作势道，需要毛人凤出具手续，人在什么地方只有他清楚。

可毛人凤此时正躲在上海族侄毛森的公馆里。李宗仁找不着毛人凤，便命他的保密局长徐志道去“放人”。徐志道根本不知杨虎城关在什么地方。他答复说，即使知道了，没有蒋介石、毛人凤点头，人仍然放不出来。

毛人凤为应付舆论，忙去溪口请示蒋介石。蒋介石恨恨地说：“马上把杨虎城给我转移到贵州去。”

就在杨虎城望穿秋水，期望获得新生之际，看守组长龚国彦却突然通知他转移去贵阳。

就这样，杨虎城父子三人与秘书宋绮云一家三口在分离十余年后，又团聚了。他们在周养浩和新任看守组长张鹄的监管下，被军统秘密转往贵阳黔灵山下的麒麟洞。

三魔头密谋暗杀计划
8月27日，毛人凤来到了军统位于市中心一座名为“漱庐”的公馆里，亲自召来了保密局西南站站长徐远举和生产处长周养浩。三人密商了起来。
毛人凤单刀直入：“总裁昨天指示我们，立即制裁杨虎城。这个人早该杀了，留至今日只能徒增麻烦。至于怎么制裁，用什么手段，这不同于其他，一定要做得干净利索。”
徐远举不解地问道：“杀掉杨虎城，这应该没多大问题，关键就是杨虎城的两个孩子和秘书一家子该如何处置?弄得不好，纸包不住火，他们会泄露出去。”
“徐处长完全多虑了。”毛人凤咧嘴一笑，满不在乎地挥挥手，“斩草除根，总裁明示，一个也不留，留下来，难道让他们来报仇不成?”
经过一番周密的策划，毛人凤决定将杨虎城等人秘密弄回重庆刺杀。
当日下午，周养浩回到磁器口家中，稍作停留，便来到了白公馆。他令白公馆做过行动工作的看守长陆景清、杨家山等前来密谈。杨家山旋即召来渣滓洞看守长杨进兴、安文芳、杨钦典三人，然后掩上门告辞而去。一个阴险、恶毒的暗杀计划很快成型了。
周养浩不敢耽误片刻，立即报告了毛人凤。次日一大早，毛人凤命周养浩将这三人带到军统位于造石场办事处的礼堂，他要亲自召见。

周养浩遂领着杨进兴三人赶往指定地点，毛人凤虚假作态地同杨进兴三人握手寒暄后，便故作庄重地说：“今天找你们来，是要完成一个很重要的任务，要制裁几个重要人物，要绝对保守秘密，不得泄露。行动时，用匕首，决不能用枪，以免发出声音，暴露目标。”

他环视一眼杨进兴三人，又加重了语气：“事成之后，论功行赏。失败收场，家法从事。”

1949年9月1日，贵州麒麟洞。下午午睡起床后，杨虎城照例坐在门前的一圆桌旁，看起当天的报纸。突然，一阵碎步急促地传了过来，来人满脸堆笑说：“给老先生道喜了。”

杨虎城定睛一看，正是监管他的特务组长张鹄。他下意识地放下报纸，一脸冷峻。

张鹄见他没什么反应，就跨前一步，抱拳贺道：“老先生要重获自由了。周养浩处长已带着委员长的明示来了，准备接老先生出去。恭喜!恭喜!”

杨虎城听罢，一时不知说什么好。良久，他才平静地问道：“周处长到了贵阳?”

“那自然，那自然。”张鹄一面答复，一面引着杨虎城的视线指向了林中不远处的石阶。

只见一行人簇拥着一个身材纤细单薄的30出头的年轻人正拾级而上。那人鼻梁上架着一副他熟悉的金丝眼镜，崭新的黄呢军便服的领口上，嵌着一颗闪闪发亮的梅花金星。

来人正是周养浩。杨虎城对军统特务素来深恶痛绝，唯独对这位来自江浙水乡、毕业于上海大学法律系的军统少将怀有好感。可是，杨虎城哪里知道，周养浩整人杀人更有一套，令人防不胜防。

“杨将军，”周养浩坐下后，一脸真诚，他取出烟兀自燃上，然后深吸一口，“释放你的消息千真万确，这是委员长的明示。先接你去重庆，在那里他要接见你，走走过场，再去台湾。当然，西安你们是回不去了。不过，退而求其次，台湾也不错。党国上下重要机构、达官显贵都去了那里……你获得了自由，这才是最令人高兴的事。我提前给您道喜了。”

“可也不一定非得去台湾呀?”杨虎城露出了疑问。

“这很清楚呀!”周养浩把双手一摊，“如果现在在重庆让你恢复了自由，怎样安置你?委座会让你去共产党那边?所以，只有送到了台湾，这个事才好办。说句将军不要多心的话，在台湾让你恢复了自由，你最多只能做个寓公，悠然林泉，不问世事，委座才放心。”

就这样，9月5日，杨虎城满怀希望地带着子女、部属与周养浩离开了贵阳。

罪恶的匕首刺向将军

次日中午，押解杨虎城的车队到达重庆远郊松坝后，一行人简单用过午餐，周养浩一看天色尚早，夜暮渡江的计划无法实施，他又假惺惺地劝杨虎城在松坝小客站内歇息，如提早进入市区，会引起诸多不便。杨虎城见他说得有理，便同意了。

周养浩把他们安顿下后，立即钻进轿车，风驰电掣地朝重庆市区狂奔，甩下杨虎城一行的后两辆车。下午7时，周养浩来到了距重庆市区8公里的海棠溪。

在这里，他遇到了等候多时的负责具体实施暗杀的行动组长杨进兴。周养浩钻下车，一脸疲惫。杨进兴走上前递给他一张毛人凤写就的便条，上面简单写道：

养浩兄，某人交由杨进兴同志率领回渝，兄可先行过江回家休息。

周养浩不动声色地收好便条，朝杨进兴打过招呼，反身上车，先行过江回家轻松去了。

深夜过了江约莫一个小时后，汽车停在了歌乐山脚下。负责接送的那几名特务恭敬地打开车门，搀扶着杨虎城，指着山上那影影绰绰的小洋楼道：“请主任暂在戴公祠住两天，一面等委员长接见，一面等飞机去台湾。”

戴公祠原是抗战之初，戴笠为讨好蒋介石而修建的一座防空别墅。两名特务左右挽住杨虎城，另一人猫腰在前引路。其儿子，刚刚20出头便已花白了头发的杨拯中佝偻着腰，捧着母亲谢葆贞的骨灰盒，沿着陡峭的石阶，跟在父亲身后，气喘吁吁地攀援而上。

杨拯中抱着母亲的骨灰盒被拥进了楼梯旁的屋子。此时，早已埋伏在那里的杨进兴、熊祥、王少山、林永昌等4名刽子手，正握着刀分成两组，隐伏在楼上楼下的房间内。

王少山和林永昌趁杨拯中欲进门之际突然窜出，手持两把利刃，迅即朝杨拯中腰间刺去。“爸!”随着一声惨叫，杨拯中颓然倒下，鲜血一下喷溅在了母亲的骨灰盒上。

杨虎城听到儿子的惨叫，忙转头探看。杨进兴和熊祥一前一后，将两把利刃插进了他胸膛。杨虎城“哎哟”大叫一声，重重地摔倒在了地上。两组刽子手不由分说，扑上前又狠狠地补上了几刀，然后狞笑着，擦擦手上的血迹，便下山复命去了。
再说随后押送来的第三辆车到了后，秘书宋绮云和夫人徐林侠、他们的儿子————小萝卜头宋振中、杨虎城将军的小女儿杨拯坤被引到警卫室，喘息未定，几个刽子手握着血淋淋的屠刀，闯进房内。宋绮云一下子明白了，他急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话未完，刽子手就扑了上去，一刀捅进了他胸间。宋夫人徐林侠则苦苦哀求特务们放过两个幼小的孩子，特务们哪管这些，一刀刺向了徐林侠。夫妻双双倒在血泊之中。
两个孩子被惊得目瞪口呆，哆嗦成一团。但转瞬间，两个孩子就丧身在屠刀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