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最大的节日——（农历）春节前，有亲戚、朋友、同事们一起吃晚饭的习俗。今年春节，我收到了中国企业家A的邀请。在到达饭店之前，我以为是像韩国一样，只有彼此认识的人们来赴宴。可来饭店的20多个人当中，笔者认识的人只有A和介绍他给我认识的韩国企业家B而已。

其他赴会者也是一样,他们都和A认识，但很多人都是第一次见面。通过A的介绍，我和北京市检察院的高层人士、商务部局长、著名医生、CCTV的干部、泰国企业家、20多岁的观相师等人打了招呼。国籍、故乡、职业、年龄等完全不同的人们一起共进迎接春节的晚餐。A说：“在中国，关系没什么大不了。就是有机会的时候，彼此介绍可以信任的人而已”。中国的赴会者们看起来对这种晚餐很熟悉。

中国人有一种国家无法保护自己的思想倾向。影片《1942》揭露了抗日战争时期的1942年，大饥荒导致河南省饿死300多万人的惨状。当时，无论共产党还是国民党，都没能救助饿到吃人肉地步的老百姓。而上世纪50年代后期的大跃进运动，最多饿死了几千万人。中国人重视关系，是因为相信最终保护自己的“城墙”得由自己构筑。


因此，中国人的关系是实用的。如果因为故乡、学校、政治派别相同而无条件地结下关系，这座城墙必然很脆弱。中国人凭借经验知道，只有以能力和信任为主招揽人才，这座城墙才能高大而坚固。

在中国，关系最为广泛的人应该就是政治领导。尤其是想成为被称为“领导人”的共产党政治局委员（25人）的话，至少在20年间要经历过中国的2到3个地方。国家主席习近平1982年在河北省正定县开始了他的地方公职生涯，直到2007年才作为最高领导集团的成员回到北京。这期间，他在河北、福建、浙江、上海等地积累了各种关系。习主席作为习仲勋副总理的长子，被划归为太子党（革命元老的子弟）。

然而，现在中国的权力精英中备受瞩目的太子党，除了习主席之外，还有党中央纪律监察委员会书记王岐山。在习主席的“影子部队”太子党之外，他还拥有曾经工作过的福建帮（福建省工作地的人脉）和浙江帮（浙江省工作地的人脉）、父亲的故乡陕西帮（陕西省出身的人脉）、母校清华帮（清华大学出身的人脉）等各种背景。

像这样，习近平的人才库也不能摆脱被称为“帮”的中国特有的帮派文化。成为“习皇帝”，是凭借他用自己人构筑起来的娘家体系。但在反华媒体上也很少见到对“太子党人事”、“旋转门人事”、“轮流坐人事”的批判。他反而任用蒙古族人做吉林省书记、维吾尔族为国家能源局长等，破格提拔了少数民族人士。在重视“关系”的中国政治中，也是广泛启用人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