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軍工傳奇

主持人：陳曉楠

口述者：劉居英

訪問時間：2005年2月

陳曉楠：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在中國，有一所大學與當時的清華大學，北京大學齊名。因為坐落在哈爾濱，人們習慣地稱這所學校為“哈軍工”，而它的全稱是：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工程學院。

這所學校，曾經凝聚了毛澤東時代所有關於中國軍事現代化的夢想，有一百五十多位將軍，三十九名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院士，以及更多的時代精英都曾經在哈軍工度過難忘的時光。這樣一所學校，僅僅在成立了十三年之後，就湮沒在中國的政治風雲之中。一九六六年，哈軍工被迫退出軍隊序列，隨後而來的肢解、搬遷，終於使這所高等學府不復存在，成為中國教育史上一個無法挽回的悲劇。而四十幾年後的今天，哈軍工這個名字也幾乎已經湮沒在人們的記憶中了。

如果歷史真如人們所說，是過去與未來的對話，那麼我們的講述人劉居英將軍的回憶可能有了更深刻的意義。曾經作為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工程學院的院長，劉居英記憶中的哈軍工，更像是一個傳奇，烙印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曲折而艱辛的歷史中。

這所學校，由開國大將陳賡創立於一九五三年。那時，這所學校的創立是中國辦學史上的奇蹟。怎樣在短短一年的時間內建成？對今天的人們來說，是哈軍工第一個難解的謎題。而這個謎題的答案，要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朝鮮戰場說起。

劉居英：我就講哈軍工，一九六六年四月一號以前是哈軍工，以後就不是哈軍工了。咱們那個同學到底爭氣不爭氣，所以現在我一看，我死能瞑目，我很高興。

一、墳塋上的奇蹟

陳曉楠：一九五○年，毛澤東用“唇亡齒寒”四個字就概括了出兵朝鮮的意義。從那時起，劉居英奮戰在朝鮮戰場上。他親眼見到，中國軍隊為了取得戰爭的勝利所付出的巨大的傷亡代價，這個代價也讓中國共產黨的軍隊成立二十幾年來，第一次認清了這樣一個事實。

劉居英：美國傷亡很大，我們傷亡也不小，確實不小，這都是我親眼看到的，我也參加了。我們這個隊伍是能打仗的，美國不如我們。但是，我們傷亡大，就是美國裝備現代化，各軍兵種聯合作戰，部隊的演習是現代化的。我們呢，基本上還是以步兵為主的隊伍，扛着步槍，機關槍進去的。當然也有炮，解放天津，淮海戰役也繳獲了不少炮，但是不配套；坦克有幾輛，也不太多；飛機那時候我們剛成立，剛訓練；海軍軍艦根本不能到海邊上去，一江山島那兒一打，打沉了好幾個。

所以，我們屬於以步兵為主的這麼一個軍隊。打敗了蔣介石倒是真的，但是，他也不是合成軍隊。但是美國是個現代化的軍隊呀。有許多都是絕對優勢的，制空權基本在人家那兒啊，我們還用打蔣介石的辦法把他包圍起來了，人家坦克車開道，嗚嗚一開走了，比我們兩條腿跑得快得多。

那個仗還要繼續打，所以我們的部隊急需變成現代化的軍隊。這是解放軍哪，從八一起義到現在，一個大的飛躍，非這麼幹不成，不這麼幹我們國家政權鞏固不了，出事我們解決不了啊！犧牲的人太多。所以這就是兩個問題，一個裝備，我們自己那時候不能生產啊，飛機也不能生產；第二訓練，給你裝備之後，誰開呀，怎麼打呀，壞了誰修啊。現代化裝備可以花錢買，勒着肚皮花錢可以買，但是交給你，你能夠維護，能夠使用，能夠根據這個基礎再研究、設計、製造、創造，這一批還是軍事的技術幹部，高級的，沒有這個，現代化保證不了。

所以，黨中央開會決定使軍隊邁一大步，現代化的一大步，跨越式的。所以就決定成立這麼一個學校，正規的學校，訓練高級軍事技術幹部，就是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工程學院。緊急成立，緊急調幹部，指定陳賡，你幹這個事。陳賡那時候是志願軍代司令員。

陳曉楠：毛澤東有一首詞：……恰同學少年，風華正茂，……到中流擊水，浪遏飛舟。他記述的是一段湘江賞月的往事，陳賡就是其中的一位“同學少年”。

作為當年黃埔軍校第一期的學員，陳賡是當時著名的“黃埔三傑”之一。那一年黃埔軍東征失敗，陳賡救下了想要自殺的蔣介石，冒着生命危險把蔣介石從火線上背了下來。此後陳賡成了蔣介石的侍從參謀。然而，當他從蔣介石叛變的屠刀下救出黃埔的所有共產黨員後，他與這位前校長成了終生的敵人。

在劉居英的記憶里，他對陳賡更進一步的了解，卻是在五十年代的朝鮮戰場上。當時的陳賡，是中國人民志願軍代司令員，劉居英是志願軍鐵道兵司令。他們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都在這場戰爭中見識到世界上最為現代化的軍隊的力量。 一九五二年，朝鮮戰場上勝負難料，陳賡被一紙委任狀急召回國。毛澤東說，限你三年之內把學校辦起來。而此時，除了一些來自蘇聯的專家，陳賡一無所有。據說，他曾在某次會議上抱拳請所有人多多幫忙，然後就一路北上，將學校的地址，選在了哈爾濱。

劉居英：選位置選到哈爾濱，選到哈爾濱現得文廟街，南崗。南崗是什麼地方呢，是哈爾濱醫科大學的一個傳染病院，很簡單的一個傳染病院.旁邊是山東人得墳地。山東人進城打工的，死了沒地方埋，埋那兒了。

從五二年開始建，五三年九月一號就要開學，五二年建十萬平方米，五三年也計劃建十萬平方米，九月一號才建到六萬，學生剛進來，就這麼樣開的學。那個地方天寒地凍啊，冬天說搬墳，搬了四千多個墳。

陳曉楠：一九五三年九月一日，陳賡成為哈軍工的第一任院長。這位行事果斷、迅速的將領，為了哈軍工的籌備建設，曾經為一紙批件將周恩來堵在廁所中。周恩來無奈地說，你真應該寫到自傳里。而陳賡過人的膽識更體現在全國調集教員的時候。劉居英說，那時哈軍工的教員，被人們戲稱為“八國聯軍”。

劉居英：真正搞軍事，飛機、大炮、軍艦，搞這個的，在中國學不着，但是在外國留學的可以學着，人家有這個學校啊。所以有些人就回國了。蔣介石那時候也收容一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人家回來了。但這些人哪，都說“八國聯軍”啊，都是從英國、美國、德國、意大利、日本這些地方回來的。要按那時候來講，這複雜得很了，誰也不敢用啊。但是我們軍工，陳賡那時候考慮，非用不成，沒有怎麼辦哪？都讓蘇聯人上課，上課誰懂啊？現學俄文，他不教怎麼辦啊？所以這個都來了。

陳曉楠：一九五三年九月一日，哈軍工正式成立了。此時的劉居英，還作為志願軍鐵道兵運輸司令，奮戰在朝鮮戰場上。那時的他並沒有想到，此後不久，他將和哈軍工這所著名的學府結下不解之緣。

對劉居英而言，一生中有兩個學校對他影響至深。一個是青年時代，他曾經以數學一百分的成績考取了當時的北京大學。在一九三五年的“一二.九運動”之後，他做出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個選擇，投筆從戎，走出學校參加革命，後來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成為一名軍事將領。

一九五四年，劉居英從朝鮮戰場上回國，這一次，他將要再回到學校中去。

劉居英：解放戰爭進入東北的時候，我是從山東過去的，大軍過江，我們是指揮所的，搞小船過渤海，十個師啊。後來到東北，我搞軍運，支援朝鮮搞運輸，也經過很多戰鬥。大學生學得不怎麼樣，打仗還可以，我五四年四月份回來的，朝鮮打仗啊。陳賡當時是哈軍工的院長兼政委，所以他也想擱個人，他管大事，擱個人給他頂着日常工作。所以，在中央開會就提出來，說得找這麼個人。還說，這個人難整啊，軍隊都是農民暴動起來，一個大字不識的很多人，去哪兒找這麼個人？還幸虧有這麼一個，我這個臭名遠揚，我進過大學，北京大學啊。陳賡說，這個人成，這個人腦袋成，他也能打仗。陳賡贊成，這樣給我委任了，中央定的。

二、微瀾

陳曉楠：這是當年毛澤東親筆書寫的委任狀，從此，劉居英成為陳賡的助手，哈軍工的副院長。一九五五年，劉居英成為中國幾個最年輕的開國少將之一。那時的哈軍工，已經開始聲名鵲起。在劉居英印象中，哈軍工的招生工作也開始有了一些不大不小的風波。

劉居英：開始的時候我們是招軍內的幹部，後來軍內不夠用了，所以到了一九六○年的時候，就決定從地方大學裡優先保送錄取。正趕上那個時候是大躍進哪，大躍進各方面都要工程師，各軍兵種那更不用說了，這個說我得建一百艘軍艦，那個說我建一萬輛坦克，那工程師就多了。就有一所軍事工程學院啊！所以，一九六○在廣州開會的時候，羅瑞卿總長開會，說，你們需要多少人哪？一統計，需要三十七萬，三年之內需要三十七萬軍事工程師。軍事工程學院一年要產十三萬，我哪來那麼多？母雞下蛋也得餵呀！不成啊！後來逼得說，這兩年你奔一萬人干。其實開始的時候，工程學院的定額是四千學生。這麼設計的，一年招八百人。所以，六一年招了二千九百人，先前又招了二千二百人，加一塊是五千一百五十人。這樣招人，等級下降了。

根據我們的教學計劃，技術課上的比清華還多，我們的數學課比北大數學系還多呢。我別的不懂，高等數學我都學過。我一看不成，數學系三年級學生的課程，那麼多，到這時候教學質量下降啊，學生學不下去，自己要回家跑。所以留級了七八百，處理了五六百，這叫“瀉大肚子”，所以，六二年的時候，我們就嚴格招生標準，不能低。所以，這一年招了好學生，都在地方學生中招的。北大、清華、哈軍工，全國最有名這三個學校，當然都要招好學生。六二年招生我還親自下手去上海選好學生。那時候就和清華有點小矛盾了。全國統考，第一、第二、第三、第四，你想要多少。我想要多少？其實我跟蔣南翔（當時的教育部長——編者）還很熟啊，我們“一.二九”一塊兒幹起來的。現在爭學生，我們的招生老師，當時教育部長蔣南翔還挺好，說，你們倆吵什麼？後來我們就互相拉勾了，你要點，我要點，後來傳成佳聞了。我說，我們沒啥矛盾，就是都要點好的。

陳曉楠：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哈軍工已經與清華、北大齊名。那個時候的哈軍工在人們的心中，還帶有一點神秘的色彩。當時的開國元勛們，他們的子女或者親屬，很多在哈軍工就讀。十大元帥中有七位元帥的子女，十位大將中有六位大將的子女、親屬就讀“哈軍工”。有人說，哈軍工幾乎成為“將門相國之後”的專門學院。

陳毅的兒子陳丹淮，也曾經是哈軍工的一名普通學員。在一次訪談中，他曾經提到過當年報考哈軍工的經歷。實際上，即使身為幹部子弟，一樣要有優異的成績才能通過哈軍工幾乎苛刻的招生考試。“硬碰硬”的過程，和普通學生絲毫沒有分別。

劉居英：開始的時候，高乾子女考得很好的也是很少數，過我們錄取線的人比較少。後來，六一年大躍進了，擴大招生了，錄取線下降了，那時候哈軍工也有名了，清華、北大、哈軍工，都有名，老百姓都知道了，所以幹部子女都願意考。這時候考試標準也下降了，在合格以上進來了。但是最後的時候，到六二年一整頓，不合格的該留級的，該退學的，這裡幹部子女也不少。有的來人說，我們再學一期？不成，學不好，不成了。

那時候有反應啊。這些子女一退學，家長不願意呀，以為能望子成龍。所以就講，你這個軍工是不是也講階級了？你們軍工是不是沒有階級觀念哪？我們這些子女，那紅的，紅家庭的子女，跟做企業的經理的子女一樣看待，所以成了階級路線如何如何。

陳曉楠：在許多不同的記述哈軍工歷史的書中，對哈軍工成立的意義幾乎有着同樣的觀點。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工程學院的成立，標誌着中國歷史上第一所諸兵種，多學科，綜合性正規高等軍事技術院校的誕生。的確，雖然早在一八六六年，左宗棠在福州創建了船政學堂，由此開始了中國軍事技術學校的歷史，近百年間，只有哈軍工的成立和出現，實現了中國軍事面向現代化發展的跨越。

然而，具有開創意義的哈軍工，在它把肩負歷史命運視為己任的時候，政治風雲的變幻莫測卻成為它意想不到的束縛。有人說，在十三年裡，哈軍工一直是帶着鐐銬起舞。在劉居英的記憶里，當時教學中最大的困難，就是政治運動帶來的干擾。而這種教學與運動的鬥爭，一直持續到哈軍工時代的最後一刻。

三、鐐銬與舞蹈

陳曉楠：劉居英說，哈軍工有兩個黃金時代和兩個倒霉時代。區別就在於政治運動的多少。因為哈軍工痴迷於教學，所以總是運動中不合格的那一個。第一個倒霉時代是五十年代末，哈軍工第一次被扣上了教條主義的帽子。從此，哈軍工就總要想一些 “鬼主意”，來對付運動對教學的衝擊。

劉居英：五七年反右派，五八年大躍進，五九年反右傾，所以就來個反教條主義，推翻我們這個教學組織。說，這是教條主義。北京開反教條主義會議，我們參加會議上，我覺得沒法說，我哪有教條啊？所以就沒遞上這個發言稿，就成了罪狀了。說，你全是用蘇聯辦法訓練的，你不教條怎麼着？這回來又讓我們自己反，就是整開了，讓我們取消這個，服從運動，來點什麼運動就停課。

這個時候我就跟陳賡商量，我說咱不能幹，所以就沒幹。沒幹好就挨批呀。五七年反右派開始，劉有光在家，我出門到蘇聯去參觀去了，沒太干，大概挨批了，這個學院怎麼不反右派？我回來以後一着急，反了，一反還反錯了，所以受一次損失。

反完了之後，還得恢復，還要干。我把工作人員和教員、學員完全分開，學員、教員，上課的人別搞運動，上完課回來慢慢再運動。工作人員，除了值班管事的，大多數全天運動。我不是也搞運動嘛，你說我沒搞運動，天天運動，這是最主要的一個辦法。後來上邊來人了，說，你非停不成。不能再上課了，那只有不上課了。不上課怎麼辦？運動只有兩個禮拜，兩個禮拜有辦法，一個是星期天，一個是假期我不開了，我補，這不又上來了。有時候學生必須參與運動，好，學生參加三天，你使勁給我運動，所謂要運動，貼大字報，一個人二十張，都貼完之後上課去，這不也挺熱鬧嘛？

陳曉楠：第一個倒霉時代還沒有結束多久，一九六○年，中蘇關係的破裂，使哈軍工又一次遭遇危機。蘇聯專家突然撤走，蓬勃發展的哈軍工因為支援分校建設，師資力量已經分散，而新的任務又如此艱巨。

劉居英：現在我們要搞兩彈一艇，原子彈、導彈、核潛艇，奔這個目標下來了。教學力量減少了，任務全是新的，有的根本都沒門兒，原子彈誰知道，誰也沒見過，哪本雜誌、書上都不寫。蘇聯專家不告訴，走了，跑了。我們就通過各種關係搜集資料，一點一點的。那些老教授來研究，開會、討論，先學習，後編書，這麼訓練。那個時候我曾有一句話，我說，哈軍工存亡在此一舉，整不好就要滅了，沒了。那個老教授直出汗，周祖同累得趴地下，他還原子彈原理，他哪見過原子彈啊！他搜集各種雜誌，德國的，英國的什麼，搞一點，搞一點，還有居里的。還有很多教員都這樣干。

這時候，我們研究機關有任務了，中國要想在地球上站住了，第一個，人造衛星要上天，第二個，原子彈要打下，第三個，洲際導彈要出來。我們學生剛訓練哪，有的訓練兩年級，三年級，連窩端。別訓練了，就這幫人，挺好，都給我，那個導彈發射基地，就是馬蘭那個。我們一個班五十四個人，二年級就去建設那個基地。還有原子彈研究，生產原子彈的工廠，那叫基地，我不講多少號了，在渺無人煙那個地方，我們一個年級一百多個人全給他了。從一年級起到四年級，都給他了，等於這系一半兒都給他了。這幫人在那邊參加研製，奮鬥，加上自己的知識，加上哈軍工精神，艱苦奮鬥，有的搞了三十、四時年哪！

九○年的時候，我到四川看我們那幫人，都白頭髮了，問他們二級部研究院，我說，怎麼樣這些人？他們說，全靠這幫人了，來的時候年輕，現在都五十多了，真奮鬥終身哪！所以，哈軍工的畢業生，為什麼說有名呢，最後這看到結果了。說你工廠有名沒名，你看海爾，看你的冰箱啊，我把冰箱打開一看，不壞，海爾很好，名譽就上了。哈軍工也看產品，就是學生。

後來，哈軍工扒了軍裝，文化革命把我們打散了，整個學院給分散，消滅了，這個我不用講了。那麼學生到底怎麼樣，後來我也看到了，我們整了半天，出一身汗，咱們那個同學到底爭氣不爭氣？現在我一看，死能瞑目了，我很高興，確實不壞。我對你講，不是我吹，那一窩端去搞原子彈生產工廠，最後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四號在那個發射島發射，從生產基地把原子彈押送到基地去，從基地掛到一百二十米的架子上，離開之後回指揮所按電鈕的，就是我們的學生。第一顆原子彈押送，掛起來，發射，是哈軍工的學生，姓韓，現在還在。第一顆人造衛星，指揮，創造，發射，也是我們的學生。洲際導彈，我不講多少號了，打幾千公里那個，外國人很害怕那玩藝，我們自己設計，不是蘇聯的。

陳曉楠：一九五三年八月，毛澤東曾為即將成立的哈軍工題寫了一篇《訓詞》，《訓詞》中說，今天我們迫切需要的，就是要有大批能夠掌握和駕馭技術的人。然而，十三年後，哈軍工的仰仗劉居英卻發現，掌握和駕馭技術，也就是知識，成為哈軍工遭遇滅頂之災的重要原因。

一九六六年四月一日，對當時的哈軍工而言，是一個特殊的日子。在這一天，哈軍工所有的幹部、教員、學生，在校園裡默默地摘下了代表着軍人身份的帽徽和領章。從這一天開始，原來意義上的哈軍工已經不存在了。

劉居英：哈軍工有名啊，不是哪一個人幹的，是我們黨干的。最大的困難，最大的障礙，就在這正常的教育、訓練，這樣的嚴格要求的訓練和秩序，與政治運動的矛盾。那個時代呀，不斷地有政治運動。來一次運動，反正我們就是運動里那些不合格的。什麼教條主義，什麼右派，右傾啊。最後，哈軍工成了四比一，四個突出，突出毛澤東思想，林彪突出政治，我們不突出政治。黑樣板，頭一個就是哈軍工。所以，最後文化革命拿哈軍工開刀，先在這開，有道理的。

四、沉默的謎

陳曉楠：一九六一年，陳賡因心臟病，在五十八歲生日的前一天去世。四個月後，劉居英成為哈軍工的院長。在以往所有與政治運動的對抗中，哈軍工沒有輸掉過一節課。然而，到了一九六四年，劉居英才明白在那個時代，哈軍工已經不知不覺輸掉了自己的命運。

一九六四年十月的長沙會議，是哈軍工悲劇的起始點。一場軍隊院校大整風，哈軍工是不合格的頭一名。因為如此，後來林彪的一封電報，硬生生扒掉了哈軍工的軍裝。

劉居英：那是六四年的十月。我知道的，是國防科工委路揚拿着當時林彪的電報。電報很簡單，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退出軍隊系列。就這個，交地方，黑龍江省。就這個。什麼也沒說，怎麼繼承也不知道，沒別的，就這個。

事先我不知道，沒人告訴我。可能有人知道，因為有人要跑。我看長着腿都要走。別人都走，我走不了啊，所以最後的時候人都走了，就剩我了，哎，就剩我了。

文化革命那時候批的，什麼“兩老辦院”啊，當然現在都宣傳程優點了，那時候可都是罪狀，都是我的罪狀，現在說好的，就不是我的了。那個時候我就是總後台呀，修正主義總後台，哈軍工，所有知識分子總保護傘就是我啊，所以不鬥你斗誰啊，那是應該的。

陳曉楠：叫什麼都行，就是別用軍事兩個字，是當年哈軍工推出軍隊序列得到的唯一答覆。文革中，北京大學貼出的“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打倒了劉居英的哥哥，當時的北大黨委書記陸平。第二天，劉居英就被當街揪斗。

中蘇邊境發生了珍寶島事件後，毛澤東說，要準備打仗。在林彪發布“一號命令”，要求緊急戰備，哈軍工就得到了一紙南遷的通知。原來的學院被打散，主體遷往長沙。文革中，劉居英在牛棚中受盡苦難。而此時的哈軍工，甚至有教學樓淪為馬棚。只是為什麼哈軍工會有這樣的遭遇呢？

劉居英：因為我們那地方是搞修正主義的，知識越多越反動。張春橋講的，知識越多越反動，知識分子都是王八蛋。張春橋他們講的。我是這幫人是保護傘，走資派。

陳曉楠：葉劍英元帥在一九七〇年曾寫下這樣的詩句：廬山雲霧弄陰晴。那時，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在廬山拉開大幕，政治的雲霧陰晴未定。此時，遠在哈爾濱的哈軍工，已經在一紙南遷的命令之下，消失於歷史的記憶之中。

為什麼這所那麼有名的軍事工程學校，會突然被迫退出軍隊序列，繼而在文革間遭遇搬遷，肢解這樣不尋常的滅頂之災？從而不復存在。原因究竟是什麼？已經成為一個未解之謎。是六十年代左傾思潮下的悲劇，還是權利鬥爭下的犧牲品？有沒有可能是一個歷史的陰差陽錯？當我們向劉居英將軍，這位曾經與哈軍工共命運的老校長追問事情的原因時，他回答我們的卻是沉默和憤怒。對他而言，這是他一生中最為痛心的事情。他只能選擇沉默來表達他的憤怒與惋惜。

所有不為人知的真相，依然鎖在回憶當中。今天的我們，也只能從字裡行間去尋找，去思考。然而無論事實真相是怎樣，就像一位校友在文章中所說的那樣，哈軍工留給他們的，不僅僅是一種懷念。

陳曉楠：如今，八十八歲劉居英居住在北京。在他的客廳里，只有這樣一張照片掛在牆上。當他幾年前回到哈爾濱工程大學，也就是當年哈軍工的舊址，一群學生將他圍在了中央。攝影師在這一瞬間按下了快門。

如今，遷往長沙的哈軍工成為國防科技大學重新發展起來，劉居英依然每年都會回到哈軍工原來的舊址去看一看。

那個地點現在是哈爾濱工程大學，是一所地方大學，是由當年哈軍工的海軍工程系發展而來的，現在又折騰起來了，還可以。那個地方還是很好。那塊土地上，每一粒土都值得紀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