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周刊解讀《漢武大帝》：被冷落的進攻大師

2005-02-04 07:51:31 點擊: 1721　　一部名叫《漢武大帝》的電視連續劇剛剛熱播完畢。劇中主角連日來一直是街談巷議的焦點之一。此劇給人啟迪多多，其中重要的一點是：在古代，無論東方還是西方，從來都是游牧民族擊敗或征服農耕民族，漢武帝的偉大在於顛覆了這一歷史鐵律，將防禦大師改造成進攻大師，創造了農耕民族戰勝強悍的游牧民族的歷史奇蹟……

　　霍去病與巴頓 　　凡看過美國電影《巴頓將軍》的觀眾，都會被影片中那位赳赳武夫的鮮明個性所吸引，該片沒有任何說教，純粹是對美國式的職業軍人的讚美。現實中的巴頓有一句名言：“戰爭是人類創造的最高成就”，而這正是美利堅文化的重要信條之一，巴頓這一形象代表着現代美利堅國家的尚武和征服精神。

　　每次看完《巴頓將軍》就會想到一個問題，為何我們就拍不出一部“中國式”的《巴頓將軍》？在筆者看來，自董仲舒提倡“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來，中國的尚武精神便受到倫理道德和其他各個時代的意識形態的嚴重製約。先秦荀子曰：“力者，德之役也”，加之中國文化從不張揚個性，因此純粹的尚武精神的謳歌便從歷史上消失了，歌頌代表戰爭武力的軍人必須先經過一番倫理道德的考核，於是，歌頌軍人就是歌頌一種道德境界，以張揚個性為主的純粹尚武精神的崇尚便被視為異端。這就是我們至今沒有一部“中國式”《巴頓將軍》的文化原因。 　　其實西漢的霍去病就是中國古代的巴頓，和巴頓一樣，為戰爭而生、為戰爭而死。但由於他的那句“匈奴未滅，無以家為也”的名言包含為國家而犧牲個人幸福的思想境界，因此也就被定格在歷史的豐碑上，其天然的尚武個性卻顯得並不怎麼重要，甚至被一代又一代人刻意淡化。我們民族需要的是偉大武功和崇高道德的混合體，而非單純的顯赫武功。不為德所役的“力”，孔子都懶得提及，豈不聞“子不語怪、力、亂、神”乎？崇尚脫離了道德的尚武精神是十分危險的，於是乎倫理道德與尚武精神的結合便是我華夏民族的文化宿命！我們世世代代只能觀摩一個境界高遠的霍去病，不能欣賞一個巴頓式的霍去病。 　　非常奇怪，中國的電影、電視導演們怎麼就沒有拍一部叫做《霍去病》的歷史片的念頭？兩千多年前，在廣袤的大草原上，這位20多歲天才統帥出隴西、過焉支、越祁連、絕大漠、“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登臨翰海。執鹵獲丑七萬有四百四十三級”、兵鋒抵達今天中亞的貝加爾湖。其用兵來如急雨、去如狂飆，犁廷掃穴般馳騁往來於匈奴腹地數千里，如入無人之境，其用兵每戰必勝，已經達到出神入化之境界。被漢朝大軍打得失魂落魄的匈奴渾邪王率十萬部屬來降時，部眾出現騷亂，當他們正在降與遁之間猶豫不決時，作為漢朝兩位最高軍事統帥之一的驃騎將軍霍去病，單騎馳入對方陣中，以其超人的氣概將對手懾服，迫其歸降，這是何等的壯烈之舉？美國的巴頓又豈能與之相提並論？當代電影、電視在反顧歷史時，或沉溺於宮廷權謀、或痴迷於花前月下，對我民族傳統的偉大尚武精神無動於衷、視而不見，豈不悲哉！此番電視劇《漢武大帝》中的霍去病似乎給人以返樸歸真的感覺，一個歷史原型悄然復活了，偉大的尚武傳統透出復甦的曙光，這多少讓人感到欣慰。

　　被冷落的漢武帝

中國古代帝王譜中，諡號中有“武”字的寥若晨星，為解除國家安全之威脅而對外大張干戈的有為之君亦鳳毛麟角。華夏民族統一後的尚武精神的展現，成功地進行戰爭動員並獲致完全的勝利者，除了漢武帝、唐太宗、康熙之外寥寥無幾。然而傳統文化重文輕武的傾向十分嚴重，國人似乎並不珍惜他們的偉大武功，也不願去深究和發掘深藏於這些武功背後的巨大意義。

諡號漢武帝的“武”字，多少含有點貶義，後世不乏抨擊漢武帝用兵頻繁，勞民傷財，把文、景兩帝充裕的國庫折騰得空空如也。其實這都是腐儒之談、渾濁之見。從當時形勢看，全力以赴，一勞永逸解決邊患，為後世贏得一個長久的太平，實屬英明偉大之舉措。當然作出這樣的決策需要巨大的勇氣和膽略，因為代價是巨大的。後世議論漢武，常有窮兵黷武的非議，史稱漢武帝晚年有所後悔。筆者以為，前者屬於不明事理之言，後者亦不足為訓，再偉大的君主和統帥面對屍橫遍野的戰場，面對因戰爭而破敗的山河，都會有所感觸，引發“不忍之心”。這根本談不上是後悔，而是人之常情，史家以其常人之心曲解雄才大略之漢武帝，實屬燕雀之揣摩鴻鵠之情。勞民傷財並非在任何情況下都應受到譴責，在從事自衛、徹底解除侵略勢力的戰爭時，勞民傷財是必要的、合理的。

人們嘆服漢武帝的雄才大略，常常歸諸對內削藩、剪除貴族豪強、加強中央集權、官營鹽鐵等等，對外擊敗匈奴，解除了自戰國以來連綿不絕的北方邊患。雖然這足以使漢武帝成為一代雄主，但是，漢武帝真正的偉大之處後世並不清楚。

弗蘭茨.奧本海在《論國家》中把游牧部落比作“熊”，把農耕部落比作“蜂房”，富勒在其名著《西洋世界軍事史》中認為：游牧民族的游動性和農耕民族的定居性決定各自的戰爭形式，前者被迫選擇進攻，後者被迫選擇防禦。游牧民族是進攻大師，農耕民族是防禦大師。在古代，無論東方還是西方，從來都是游牧民族擊敗或征服農耕民族，這似乎是一條千年不變的歷史定律。

漢武帝的偉大在於他顛覆了這一歷史鐵律，將防禦大師改造成進攻大師，創造了農耕民族戰勝強悍的游牧民族的歷史奇蹟，漢武帝創造性地採取進攻性戰略，將漢民族軍事上的天然的防禦性格改變為進攻性格，就其規模和對歷史產生的巨大影響而言，漢武帝時代的漢民族是歷史上唯一向游牧民族採取大規模攻勢作戰、並獲得決定性勝利的農耕民族，這是東西方歷史上的奇觀！漢武帝時代的戰略和戰術都是世界一流的，其中武剛車的發明和在草原地帶的運用都屬世界軍事史上的匠心獨運。

漢武帝的偉大還在於他能夠克服農耕民族富裕後產生的惰性和懦弱，建立了一套有效的行政制度，從而成功地將綜合國力轉為強大而有效的國防力量。他在這方面的成功使後世的君王們相形見絀，除了唐太宗外，沒有任何人能在這方面同他比肩而立。由於漢武帝和後來唐太宗的努力，北方草原民族征服中原的時間往後推遲了1380多年。 在世界民族大遷徙這場多米諾骨牌遊戲中，漢武帝發動對匈奴的打擊後，受到重創的匈奴人開始西遷，以後數百年裡匈奴人先後在烏克蘭草原和匈牙利草原生息，然後繼續西遷，在其領袖阿提拉率領下，捲入日耳曼人與羅馬帝國的紛爭。公元451年，匈奴人兵鋒曾抵達今天巴黎的塞納河上。匈奴西遷逼迫着阿蘭人、東哥特人、西哥特人、汪達爾人、法蘭克福人等向西運動，引發了世界民族大遷徙，而這場民族大遷徙的第一波是由東方的漢武帝推動的。

這就是偉大的漢民族的文化積澱，這樣震撼歷史、震撼世界的宏偉大業為之付出代價難道不值得嗎？我們現在感到做一個中國人光榮自豪，沒有漢武的輝煌，光榮又源自何處？沒有漢武的偉業，自豪又發自哪裡？

　　羅馬與漢朝哪個更強？

經常有人提出一個難以解答的問題：鼎盛時期的羅馬軍隊同鼎盛時期的漢朝軍隊一旦交鋒誰更強？學院派或主流歷史學根本不屑於考慮、或者不允許考慮這類問題，因為“正宗”的歷史學認為歷史研究必須以事實說話，不可以進行“假使”、“如果”等虛擬式思維。只有像筆者這樣誤入旁門左道者才有興致作一番比較。我們知道羅馬帝國和漢帝國都面臨北方游牧狩獵民族的壓力，這點極其相似。羅馬帝國征討日耳曼部落時有幾次全軍覆沒的經歷，這和漢帝國李陵、李廣利全軍覆沒差不多。但羅馬帝國在同北方民族的對抗中，從來沒有將其逐出家園，遠遷他鄉，而漢帝國在同北方匈奴的對抗中，最終將其逐出故土，落魄西去。另外，被漢帝國打敗後流竄到達歐洲的匈奴人，居然還征服了令羅馬帝國頭疼的東哥特人、西哥特人、法蘭克人、布根第人等日耳曼部落，這些日耳曼部落後來像潮水一樣淹沒了羅馬帝國。以這兩個硬指標來衡量，似乎可以大膽判斷：漢帝國的軍隊戰鬥力同羅馬帝國的軍隊不是同一個等量級的，前者比後者高出兩個檔次。

　　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

細加品味，不難從漢匈對抗的狼煙中聞出一點當代的氣味。也不難從漢匈戰前外交謀略中看出，當代中國與外部強大勢力交往的影子。由於中國的統一偉業受到外來強大勢力的干涉，漢武帝在劇中的作為是否牽動着國人的心思？歷史的表層千變萬化，歷史深層的法則一成不變。

漢朝對匈奴的勝利，是“黃老之術”、“儒術”、“法術”交替使用於國家政治的典型範例。從一個較長的歷史時段看，是老子權謀中柔弱勝剛強的經典之作，在文、景時期，先以“黃老之術”養精蓄銳於內，以“和親”之策穩住外部強敵，示敵以弱。待綜合國力上升、整軍經武，以儒家的“禮制”和法家的“賞罰”成功地將綜合國力轉換成國防武力，再同外敵展開角逐。當今中國外交“永不稱霸”之精髓，在傳統上可歸屬“黃老之術”，即老子所謂“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