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传奇：亲历青海2.23事件 “台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在那特定的年代，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这的确是我心中的一首歌。 我初中毕业那年，在“边疆处处赛江南”的雄壮歌声中，爬上了西去的火车，我妈在送走我之后，回到家里，整整哭了两天。我爸因为我妈同意我去“支边”，在在我走后，他整整半年不和我妈说话。当我知道这些情形时，已经是十几年之后的事了。现在两位老人已经故去五、六年了，我永远深深地怀念他们！

“咣铛！”一声，牢房的门被打开了。监狱长带领一个PLA士兵走进来：

“07号（我的编号），出来！” 我莫明其妙地跟着监狱长走出了牢房区，来到审讯室。监狱长打开审讯室的门，我站在审讯室门口，还没明白怎么回事，突然，脚跟不稳，天旋地转，“咣！”地一下子，四仰八叉地摔到了门对面的墙根下，后脑勺撞到了墙上，立时就起了一个大包。原来监狱长来了一个“下马威”，抓住我的衣领，把我从门口抡到了对面墙上。那监狱长一米八几的大快头，那时我才十五六岁，俗话说“还没长开”，比较瘦小，他抡我就跟抡只小鸡一样！还没等我从地上爬起来，雷爆一样的吼声，就劈头盖脸地向我砸来： “站起来！说，你刚才干什么坏事来！”一下子问了我个“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 我愣了一会说：“我...没干什么坏事...” “没干什么坏事？刚才放风时，你冲着同牢房的刘XX笑什么？” 这时我才记起，那天放风，该我倒牢房里的尿罐，从厕所回来，我提着尿罐，差点碰着门口的刘XX，他是个转业军人，青海省格尔木（就是现在青藏铁路正在施工的地方）地质队的技术员，和我一样，因为同属被格尔木驻军所镇压的“八一八群众组织”的头头（八月十八日是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日子）而被捕。刘冲我笑笑，我也冲他笑笑。就这么点事，监狱长是怎么知道的？我沉默了，不敢再说话。

“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这是你接受无产阶级专政的地方，在这里只许你老老实实，不许你乱说乱动！你还敢说说笑笑，啊？！看你小小的年纪，你知道你散发了多少反革命传单，发表了多少反革命言论吗？啊？！”监狱长的“大批判”逐步深入。

开始时我头脑中一片空白，接着一种无限委屈，无限冤屈的心情涌上心头，泪水夺眶而出。监狱长看我大哭起来，他的口气变软了一点：

“你想想，你父母送你到边疆来干什么？是让你来干革命的，还是让你来反革命的！......”听了监狱长的这席话，我的头一下子大了起来。我想起了我那头发斑白的母亲，眼巴巴地望着远去的火车，在站台上久久不肯离去的样子；想起了家乡的大明湖；想起了那刚离别不久的学生生活；想起了高墙外面的蓝天白云......想起了北京城里的毛主席，我哭得更厉害了。等我从审讯室回到牢房，整个人就象被鞭子抽了一顿似的。

当时我们牢房里共七个人，六个“政治犯”，一个“刑事犯”。六个“政治犯”中，一个是曾在八路军三五八旅当过兵的老干部，三个是格尔木地质队的复转军人，两个是“支边”青年。还有一个比较特殊，是西藏拉萨“造反派组织”的一个头目。他们的组织也被取缔，他带了一个人，偷了一辆卡车，连夜逃了出来,结果被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的追兵在青海格尔木抓获，暂时羁押在格尔木县监狱。那个“刑事犯”是个强奸幼女犯，我们平反出狱后，他被判了五年徒刑。事后我才知道，那个“刑事犯”是被派来监视我们这些“政治犯”的（在当时的牢房中这是惯例），我挨整那件事，就是他告的密。

以上就是“文革”年代，著名的“青海2.23事件”中的一个小小片段，也是三十多年来，我许多经历中的一个小片段。在现在的青年人听来，是否有点象“天方夜潭”？

在青海“2·23事件”中，青海全省仅逮捕、拘留、看管和软禁的即达10157人。在军队包围青海日报社的现场，就打死了176人，均为工人和学生。被打死的人中，年龄最小的只有１６岁，是个中学生．．．．．．39年过去了，夕日的灵与肉早已化做了清风明月，值此38年之际，谨以此文悼念那些在“文革”年代里，因为各种原因而早逝的同胞们，让我们暂且摒除一会儿生命中的物欲，回忆一下那个血与火的，不可思议的年代。

为纪念山东知青赴柴达木盆地39周年而作

附： 文革首次血案——青海“二·二三事件” （一）军队奉命支持“左派”镇压“右派　　 一九六七年初，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倒台已成定局，举国遍地都是“打倒刘、邓、陶！”一类的大字标语。六日，上海的“革命造反派”夺了上海市委、市人委的权。十一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致参与上海夺权的造反团体的贺电。全国各地的中共省委相继垮台，省委第一书记几乎都被冠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的代理人”，揪上斗争台。 一月二十三日，毛泽东接到安徽省军区的报告，请示群众组织召开大会批斗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是否应该派部队警卫会场。毛泽东批示：“林彪同志：应派解放军支持左派广大革命群众。以后，凡是真正革命派要求支持援助，都应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应重新发出命令，以前的命令作废。” 于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当天发出了一份《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此决定说明，“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手里夺权”的，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左派”。并指示“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找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满足他们的要求。”“人民解放军应当积极支持革命左派。”“坚决镇压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组织。如果他们动武，军队应当坚决还击。”“军队不得做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顽固分子的防空洞。” 一月二十八日，中央军委发出《八条命令》：“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军队必须改变过去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分别对待。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予追究。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 二月上旬，毛泽东在一份文件上作了个批示，大意是：绝不允许右派群众组织冲击部队……部队可以开枪自卫，但仅限镇压带头闹事的右派骨干。 林彪将毛的“部队可以开枪自卫”的批示转给军委秘书长叶剑英元帅，叶又带到全军各总部和各军区首长的会议上宣读，于是全军上下都得到了可以镇压“右派”的令箭。 　　但问题出来了：谁是左派？谁是右派？ 　　起来造反、力主打倒当权的“走资派”并参与夺权的群众组织，是毛泽东定义的左派。他原本设想的是：支持左派群众组织夺权。但新的领导班子由原领导人中与刘、邓、陶无瓜葛的干部及军队将领掌握，加几个左派组织的代表在新政权里作点缀。可是此时已不同于文革初期，每一派都热衷于斗争“走资派”，没有哪个组织还在保省、市委，“保守派”已不存在。每个组织都要打倒“走资派”，都高喊“打倒刘、邓、陶”；每个组织都称自己是“无产阶级革命左派”，有资格参与夺权。可谓咸与“革命”，区别仅在先后。 而这些组织又彼此对立、彼此反对，使“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左派”一语无法严格定义，更使“坚决镇压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组织”难以操作。 军队既获得让他们“支持左派”的指令，中央又不告诉他们谁是“左派”，他们只能依靠自己的判断去“支左”。那些党团员多、老工人多、基层干部多的群众组织背后多半有“党的领导”，天然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左派”。再加上由于党领导一切，省委第一书记往往兼任大军区或省军区的第一政委，地委书记往往兼任军分区政委，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颇为惺惺相惜。对于地方干部被指为“走资派”而残酷批斗，军队干部难以接受。虽然中央说了“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的就是“左派”，可是参与夺权的造反派组织核心一般是大学生，党团员少，老工人少，“成份不纯”、“行为过激”，怎么看都不像左派。要军队支持他们，无异于缘木求鱼。 而在造反派看来，省委第一书记倒了军区第一政委也就倒了，地委书记倒了军分区政委也就倒了。政委可以打倒，为什么司令员就不能打？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在地方上有“爪牙、同党”，作为军队的政委，他们在军队里自然也应当有“爪牙、同党”。既然领导一切的党的机关都可以造反，军区就没有不可冲击的道理。更何况当时毛泽东正在支持斗争军队内的反党分子。一月八日、十八日，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司令杨勇相继被打倒、斗争。十九日，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和一批军队将领在北京十万人大会上被批斗。二十六日，海军政委苏振华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万人大会上被斗争。因此，造反派组织无惧与军队对立，无惧冲击军区司令部。这样一来，左派又成为毛泽东所说的右派了。这个矛盾无解。要么夺省委权和冲击军区都是革命行动，要么都是反革命行动。说夺省委权的是左派，冲军区的是右派，行不通。至于毛泽东说的右派冲军区要追究，左派冲军区可以不予追究，就更行不通了。 更严重的是中央文件中的“如果他们动武，军队应当坚决还击”这一条。 　大刀长矛时代，老百姓还可能用刀剑和军队搏杀，而今有机枪、坦克、飞机、大炮，根本不会有人以卵击石，对军队“动武”。对军队“动武”的可能性不存在。可是，“军队应当坚决还击”这一条却给了军队巨大的空间。当军队要为镇压制造理由时，只要说“对方动武，我们还击”就够了。而这是军队领导人的尚方宝剑，足以使下级军官、战士接受，把枪口对准群众组织成员，对准老百姓。 制造了青海“二·二三事件”青海军区负责人赵永夫就是这么说、这么做的。 （二）青海“八·一八革命造反派”的夺权 一月十二日，即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致上海造反团体的贺电的第二天，青海“八·一八红卫战斗队”、“青海日报社革命职工造反司令部”等组织在“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和北京航空学院“红旗”赴西宁支队的支持下，夺了《青海日报》的权。 青海“八·一八”是造反派组织。但他们的首要打击目标不是省委第一书记杨植霖，而是第二书记王昭。 正如李葆华在安徽饿死二三百万人后于一九六二年初被刘、邓派到安徽取代曾希圣，王昭也是在原青海省委第一书记高峰“左倾蛮干”（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语），造成大饥荒，人口近百分之十非正常死亡后调去的。安徽有人称李葆华“李青天”，青海也有些老百姓称王昭是“王青天”。但王昭原来是公安部部长罗瑞卿的副手，去青海前“彭真亲自谈了话，罗瑞卿保驾的。”既然文革以打倒“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发韧，“八·一八革命造反派”自然认为王昭是“彭、罗安插在青海的死党分子”，应予打倒。 青海省军区内部对王昭是否“走资派”、是否应予打倒分歧甚大。省军区司令员兼党委书记刘贤权在党内积极揭发王昭和彭真、罗瑞卿的关系，认为王昭应该打倒。省军区副司令赵永夫等与刘贤权素来不和，赵认为“王昭有错误，如果和彭、罗没有关系，是批判的问题，不是打倒的问题。” 一月二十三日中央《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下达的当天，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兼党委书记刘贤权立即召开会议，决定支持“八·一八”。而赵永夫心里对“八·一八”恨之入骨，在党委会上却不情愿地表态同意支持“八·一八”。 青海省军区内，赵永夫的支持、追随者是多数。当时，毛泽东对是否许可军事首脑机关成立群众组织和夺权还没有明确的指示，有关政策相当含糊。（直到二月十一日，中央军委才发出《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说“军事领导机关一律不允许夺权和冲击”、“军队领导机关不宜成立各种文化革命战斗组织”。）赵永夫的支持者便利用此政策含糊的空间，效仿地方群众组织，在省军区党委决定支持“八·一八”三个小时后，起来造反，成立“青海省军区机关革命造反群众司令部”（后改为指挥部）。他们宣布省军区支持“八·一八”的决定无效，夺了刘贤权的权。刘贤权被软禁在家，电话被切断，住处放双岗，警卫员、秘书不得与他接触。他们拥戴赵永夫，赵则以“顾问”名义成为指挥部乃至军区的实际领导人。 一月二十五日，赵永夫邀请青海驻军各部队负责人开会，获总后勤部青（海、西）藏办事处主任张晓川支持。赵永夫成为青海的实际最高领导人。 “八·一八革命造反派”当然不卖赵永夫的账。他们在军区楼前张贴大字报，提出“当指挥员叛变革命时，革命战士不仅不应该听取他的指挥，而应该掉转枪口对准他。”并拉出巨幅标语“打倒军区一小撮混蛋！”“坚决揪出青海军区内一小撮混蛋！” 此时，中共青海省委内部也严重分裂。王昭早于一月中旬离开青海治病，省委第一书记杨植霖支持“八·一八”打倒第二书记王昭。“夺权”受中共中央支持，无法抗拒，与其被“夺”，不如交权。杨植霖几次召开会议，决定支持“八·一八”夺权。因此一月二十九日青海“八·一八”的夺权，毋宁说是省委、省人委和平转交政权给“八·一八”。 　　其实，全国各地夺了权的“左派”都没有掌权。所有的造反派都是在替中央文革、替毛泽东“夺权”。对毛泽东来说，这个国家是共产党的，掌权的必须是共产党的官员，这是极其自然的事。造反派的历史使命只是帮助毛泽东打垮刘、邓那条线的人物，现在毛泽东已用不着他们了。毛泽东安排了军队“支持左派”，实权落到了“支左”的军队手里。 青海也一样，由于杨植霖、刘贤权、张江霖皆较软弱，强悍的赵永夫控制了军队，也就控制了青海全省。二月四日，软禁中的刘贤权起草了一份电报，说“青海八·一八是真正的革命造反派，（红卫兵）总部、捍卫队是保守组织，界限非常明确，我们坚决支持八·一八。”他要求将电报发给中央，被赵永夫拒绝。刘的夫人安绍杰将电文用纱布缠在腿上，穿上棉裤，请假到兰州，由兰州军区发给中央军委。但未获回应。 因此，“八·一八”名义上夺了权，其实只是得了几枚公章，并无任何实际权力。他们惟一夺到手的，只是一个《青海日报》社。 （三）赵永夫军管《青海日报》不成 青海对决之势十分严峻：赵永夫及其在省军区内的追随者对省委第一书记杨植霖和省军区司令刘贤权、副司令张江霖；“红卫兵总部”、“捍卫队”、“贫下中农红卫军”对“八·一八革命造反派”。 这时，由于对方攻击其组织“不纯”，“八·一八”的主力“八·一八红卫战斗队”决定纯洁自己的组织。他们自己“整风”，将几个成员定为“反革命分子”，交给公安局，要求公安部门严肃处理。结果给正在伺机行动的赵永夫和张晓川一个出手打击“八·一八”的机会。 二月三日，张晓川掌管的总后勤部青藏办事处出动青藏公路使用的二百五十多台军车，省军区的部队举行了一次声势浩大的武装全城游行。他们把“八·一八”交出的“反革命”、“坏份子”戴上“八·一八”的袖章和写着“八·一八”的高帽，游街示众，借以向“八·一八”示威。这使双方对立局面更加激化。 二月四日，青海大学红卫兵张贴大字报《炮轰青海军区机关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表示“不把其中的小贺龙、小罗瑞卿揪出来示众，我们死不瞑目！”而赵永夫和张晓川也决心打垮摧毁整个“八·一八”组织。军权、政权都在他们手里，摧毁“八·一八”是其既定方针，问题只在何时动手。 中共明文规定，×省日报都是共产党×省委员会的机关报，此外并无省报。可是此时青海省委已交权瘫痪，《青海日报》在“八·一八革命造反派”控制之下继续出报。赵永夫等视该报为眼中钉，起先想封闭报社，未获省军区领导层的支持。此时已有一月二十九日天津警备区对《天津日报》军管的先例。赵永夫等遂转念，决定由西宁卫戍区司令部宣布对《青海日报》社实行军管。 二月十四日，军管小组到报社。但占据报社的“八·一八红卫战斗队”组织动员守卫报社。西宁市各“八·一八”成员组织划分地段守卫报社。报社原有二百人左右，各成员组织派去近两千人守卫报社，相当拥挤。当时气温很低，有的就睡在临时搭的帐篷里。　　 赵永夫调动军队封锁通向报社的主要道路和大桥，暂时没有动作。军队不许运送物资进去，但许可人员出入。烧煤用尽后，守卫在报社的人只能喝带着冰渣的河水，就着冻硬了的馒头充饥。有的家属给他们送饭送水。成百人趟过刺骨的河水，给守报社的人送去棉衣。“八·一八”控制报社继续出报至十七日。 十五日，青海工人造反司令部、捍卫队等连日游行支持对《青海日报》社军管。但青海省军区的上级兰州军区给赵永夫发去“三条指示”，要求部队撤离报社。赵永夫派省军区副司令员刘斯起等十二人到兰州军区抗议，要求收回“三条指示”。而兰州军区把要求青海军区将部队撤离报社的指示用电话传给了“首都三司联络站”和“八·一八”。“八·一八”更坚定了守卫报社的决心。 十九日，“八·一八”等组织游行示威反对军管《青海日报》。途经《青海日报》社时遭对立派阻拦。“八·一八”的车辆不慎压死了捍卫队成员张桂兰。当天，赵永夫和张晓川主持会议，拟将“八·一八红卫战斗队”定为反革命组织。 二十日，捍卫队抬张桂兰尸体游行。次日，青海工人造反司令部、捍卫队等组织调动十万人，再次抬张桂兰尸体环城游行，并沿途砸“八·一八”等组织的办事机关。 （四）赵永夫决定武力强占《青海日报》社 　　双方在《青海日报》社僵持的几天当中，青海省军区向中央发了十几份电报，但未获明确指示。据当时林彪的秘书张云生说，林彪“不动声色，既不表态，也不着急。” 　　中央对青海事态虽不表态，但实际上正在全国支持军队“镇压右派”。中央军委《八条命令》中的“坚决反对右派”、“坚决采取专政措施”，已在有的省份实施。 二月四日中央文革指示：“湖南军区对《湘江风雷》、《红旗军》的反动头目，应该立即采取专政措施，分化瓦解其中被蒙蔽的群众。”于是湖南驻军和公安局在与造反派对立的群众组织的帮助下大逮捕，全省约十万入狱。譬如黔阳县，“湘江风雷”支队长以上的骨干部四百余人被拘捕关押。 成都军区于二月十七日开始在四川全省范围内“镇压反革命”，抓了数万人。如安岳县公安局于二月十九日以“反革命罪”拘捕一百多名造反派，取缔了二十二个造反派组织。同日，宜宾县公安机关逮捕、拘留九百余名红旗派成员。　　 这就是后来所说的“二月镇反”。赵永夫和张晓川知道形势对他们很有利。二月二十一日，他们再次主持会议，确定二十三日取缔“八·一八红卫战斗队”，武装占领《青海日报》社。青海省军区党委常委除刘贤权表示不同意以外，意见一致。他们拟定行动方案：“如果（“八·一八”）用刀子、斧头、武器进行顽抗，就坚决予以镇压。”二十二日午夜，赵永夫向“参战”部队下达任务，说：“部队开进时，八·一八动刀，我们也动刀（指刺刀）；八·一八动枪，我们也动枪；若遇阻拦，就强行开进；乘车的部队如遇阻拦，可以压死人。”二十三日凌晨，赵永夫再次召集动员会议，强调说：“一定要占领报社，用刺刀挑，也得挑进去。” 二月二十三日，晨八时，全城戒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宁市卫戍区司令部发表通令： 一．从即日起，立即取缔青海省反革命组织“八·一八红卫战斗队总联络站”及其所属组织。如再非法活动，一定严加惩办。 二．对该反革命组织中罪大恶极的首要分子、幕后“军师”及其死党，立即逮捕法办。该反革命组织中的小头目和指挥部门一般成员，坦白者从宽，抗拒者从严，立功者将功折罪。 三．对受蒙蔽的群众一概不追究。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团结教育他们。使其擦亮眼睛，分清敌我，与那些反革命坏蛋彻底决裂，并坚决进行揭露和斗争。　　 四．立即交出一切凶器、武器、电台及其他军用物品。破坏或拒交者，严加惩办。 五．立即交出所有旗号、公章、证件、档案、材料、文件、信函、交通工具、广播器材、占用的房屋、积存的资金等。不准破坏国家财产，违者依法严惩。 六．自取缔之日起，不准更换名目，另建反动组织，有违者，罪上加罪。 七．“八·一八红卫战斗队总联络站”派驻外省外地的办事机构，接到本通令后必须立即撤销，所有人员应即刻返宁回卫戍司令部登记。如有违抗者，依法逮捕严办。 八．（略） 与此同时，省军区调动独立师、独立团的部队，计十三个连，团团围住《青海日报》社。赵永夫在临近的宾馆四楼指挥，后为安全改到二楼。 （五）文革中首次大屠杀 青海日报报社地势较低，架在周围楼房、高地的机枪居高临下，报社内的人不可能抵抗。双方只是等待。 上午十一时，军队枪击报社外的“八·一八”的广播喇叭，凡外面能看到的喇叭全部打哑。 下午近二时，赵永夫所在的宾馆和报社后们临河的桥头先后发出信号弹，顿时枪声大作。部队从报社前面以及后面临河的桥头同时向报社院内密集射击。 守卫报社前院大门的是水利局的“八·一八”成员。水文站三个人首先倒下，其中一位当场身亡。报社西北角是湟水河大桥，守在桥头的是汽车三场、五场、六场的工人。他们手挽着手，高声朗读毛泽东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第一排的同志倒下去了，第二排的同志巍然不动，仍然高声朗读毛主席语录。第二排又倒在血泊中了，第三排仍然坚持，结果又壮烈牺牲。” “二十二日晚，一个七、八岁的女孩给她守报社的爸爸送饭，由于天晚了，她爸爸不放心，没让她回去。第二天她爸爸中弹后，她扑在她爸爸身上痛哭不止。这时一梭子弹打过来，她就被当场打死。她爸爸至今尚在，谈起非常伤心。” 后来周恩來处理青海二·二三事件，接见青海代表时，让清华大学学生许宝生汇报当时的情况。许说：“一个解放军要我们举手，我们手挽手站成一排，他头一低，往后一退，用机枪扫射过来。当时我旁边的一个同志就打死了，另一个同学旁边的一个女同志的脑袋都打碎了。” 赵永夫还调去一个喷火器班。但由于“八·一八”没有武装，无力还击，喷火器未用上。 军队未遇抵抗，仅用了二十分钟就轻易占领了整个报社大院。二时半左右，报社内幸免于难者一千余人全部被押到操场。据被俘的师范学院的红卫兵说：“捍卫队的人纷纷跑来，在（被俘者）人群中走来走去，从八·一八派的大队长到小组长以至一般成员，全被抓出来，高举双手跪在地上。”“有人一遍又一遍地向我们说：‘八·一八先开了枪。’并且煞有介事地在一些俘虏堆中找机枪射手。” （六）赵永夫编造“八·一八”开枪的谎言 枪声停止后。赵永夫、张晓川等赶到现场。他们看到死的人太多，便指示部队迅速将尸体拉走、掩埋，并层层传达编造的统一口径：“八·一八打死打伤我干（部）、战（士）五人，才开枪还击。”“他们自己用机枪督战，打死四十余名。”部队进攻时，水利局的“八·一八”成员朝过道撤退，有几个人被设在临近科委大楼门口的一挺机枪从背后扫倒。事后，军队说他们“背上中枪，是八·一八自己打的。” 军队共死亡四人，但那不是被“八·一八”成员打死，而是被参战的战士误伤的。由于部队从报社前面、旁边以及后面临河的桥头同时开枪，而报社范围仅一百米见方，有战士被对面的火力击中。据《青海日报》记者周衍庆目击：“有一个解放军战士背着另一个受伤的解放军战士，另一个解放军同志用手按成喇叭形呼喊：‘别打，是自己人。’这样对方才停止射击。” 周恩來处理青海事件时，有人汇报说：“一个小女孩身上中了三枪，解放军问谁打的。她说是解放军打的。那个人讲：‘你说是八·一八打的，我你养伤治疗，你说是解放军打的就送你进监狱。’那个小女孩说：‘我看见是解放军打的。’于是被送进监狱。” 青海军区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八·一八”有枪、有机枪。后来三月二十四日中央首长接见青海代表时，周恩來说：“你们就是想找借口镇压，下那么大的毒手。报社有枪，赵永夫你有什么证据？” 赵永夫：“以前了解有枪。” 周恩來：“现场有没有？”（赵永夫回答含糊） 康　生：“你就回答有枪没有？” 陈伯达：“有？没有？” 赵永夫：“当时没搜出来。” 戚本禹：“为什么报告里说有枪？” 赵永夫：“不是在报社里有。其他地方开枪了，但没搜出来。” 周恩來：“现场上怎样？” 赵永夫：“有弹壳。” …… 周恩來：“没枪，你开第一枪，打死那么多群众ⅵ”　　 …… 周恩來：“全部把他们包围起来了，你还没搜出来！除非伪造假枪！谎报军情，欺骗中央！” 赵永夫：“不叫打，但管不住。”　　 …… 周恩來：“到底打死了多少人？” 赵永夫：“死伤二百六。”（实际平民死一百六十九人，伤一百七十八人；军队死四人，伤四十六人。） 周恩來：“你去现场看了吗？” 赵永夫：“没有。” 周恩來：“这么大的惨案，你身为司令员还不到现场去吗？”　　 …… 会议结束时，周恩來宣布了中共中央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并当场宣布对赵永夫“隔离受审”、“张晓川、王昭隔离反省，听候处理。” （七）赵永夫成了平定“反革命暴乱”的英雄 事件发生于二月二十三日，而上述周恩來出面处理是三月二十四日，隔了整整一个月。这其间发生了什么？ 青海二·二三事件，中共中央至迟第二天就知道了。三月二十四日林彪的夫人叶群说：“二十四号听到此事，死亡那么多，（毛）主席、林副主席非常生气，他们下令调查此事。林彪同志执行主席指示，下令好好调查这个事件。”可见事件一发生毛、林就知道了。但叶群所谓毛、林“非常生气”却是十足的谎言。毛、林根本不需“非常生气”，只要一个简单的批示，赵永夫马上就得负荆请罪，哪里还用得着等一个月！ 事实是，事件发生后，毛泽东、林彪都着眼于保护军队，不打算处理此事。当时毛泽东刚将冲击部队的组织定为右派，批准军队镇压，所以不想把火往军队引。林彪秘书张云生说：“主席最初对（赵永夫处理）青海事件是持肯定态度的。因为主席已有过内部指示：对那些肆意以武力反对和冲击解放军的右派群众组织，当一再的说服工作和忍让态度不能奏效之后，可以进行镇压。” 中央文革欲将此事定性为军队血腥镇压红卫兵的事件，以便打开缺口整肃叶剑英、徐向前等军队领导人。无奈毛泽东不予理睬，中央文革奈何赵永夫不得。唯毛泽东马首是瞻的周恩來当然不会有所动作。据张云生分析：“毛主席的战略意图似乎是尽可能稳住部队，并给那些把造反矛头指向解放军的‘右派’以有力的回击。因此，尽管中央文革印发的告状材料写得感人肺腑，并未受到最有权威方面的理睬。” “二·二三”当天，赵永夫通过电话向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叶剑英元帅报告，说占据报社的人开枪寻衅，军队反击，胜利地平定了“反革命暴乱”。叶称赞说：“你们打得对，打得好。”但不知为什么消息到了西宁大街上，“叶副主席”变成了“林副主席”。秘书向林彪报告说，西宁传说“林副主席来电：你们打得对，打得好。”林彪听了一笑了之，不加评论，不置可否。 有中央军委撑腰，赵的胆子也壮了。据刘贤权说：“二十四日又镇压了民族学院的革命师生，打死打伤十二人。” 赵永夫继续“平定反革命暴乱”，在全省范围镇压反革命。全省“仅逮捕、拘留、看管和软禁的即达一万○一百五十七人，其中逮捕四千一百三十一人，拘留二千五百二十二人，看管和软禁三千五百○四人。”“一个牢房是两层铺，原来最多住二十四人，但塞进了七八十人，甚至有塞进一百多人的。有个牢房由于关人太多，上层铺坍塌，压碎一个人的脑袋，当即死亡。看管人员说：‘反革命死了也活该’。”在贵德县，“武装部执行西宁卫戍区司令部命令，对全县‘八·一八’造反派组织头目及部份成员，逮捕入狱；副县长曹廷九被扭送监狱。” 三月八日，中央军委秘书长叶剑英指示刘贤权、赵永夫、张江霖三位司令都到北京。他们到北京时，“军级干部会议”（后来又叫“军以上干部会议”）已开了两个星期。赵永夫成了平定“反革命暴乱”的英雄。在会议上他被安排数次讲话，介绍如何“反击冲击部队的右派组织”。他借机自我表功，吹嘘“平定反革命暴乱”的经验。据刘贤权的夫人安绍杰后来说：“赵永夫表了三天功，说二月三日武装游行是他组织的，‘二·二三’时他如何指挥、如何开枪……什么功劳都是他的。中央作了记录和录音。”三月二十四日中央首长接见青海代表时，叶群也对赵永夫说：“前几天在京西宾馆介绍经验的是你吧？有声有色，全部功劳都是你的ⅵ现在怎么都没你的事，推得光光的？” 由此可见，叶剑英把赵永夫请到北京，就是要他向各地的军队领导人介绍平定“反革命暴乱”的经验的。 （八）为平定“二月逆流”而处理“二·二三事件” 但就在这时，毛泽东改变主意了。当他发现对文化革命表示不满的元帅、副总理们是最大的威胁时，他对青海“二·二三事件”的态度就变了。他要回击几位元帅、副总理、政治局委员反对文化革命的“二月逆流”，所以当中央文革张春桥等给他写信要求重新审查此事件时，他于三月十一日批示道：“如果是学生先开枪，问题不大。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值得研究了。” 叶剑英和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徐向前等人因为“二月逆流”问题而摇摇欲坠。为保自己，只好丢车保帅。叶剑英和徐向前都向毛泽东写了检讨，承认对青海事件处理错了。 对青海事件一直不加评论，不置可否的林彪开始表态了。三月二十日，他在军级干部会议上讲话，提出“带枪的刘、邓路线比不带枪的刘、邓路线更危险”。毛泽东听了林彪讲话的录音后，指示把该录音大量录制，发给全国各地播放。 直到这时，一直没明确表示意见的周恩來才着手出面青海“二·二三事件”。他接见青海代表，宣读中央关于处理青海问题的决定，为被定为“反革命组织”的青海“八·一八”平反，甚至指挥战士当场撕掉赵永夫、张晓川的领章、帽徽，押走。 可是，如果叶剑英、徐向前等没卷入“二月逆流”，毛泽东很可能不会改变对青海事件的态度，赵永夫将继续当他的“平定反革命暴乱”的英雄。青海“二·二三血案”的冤魂也就将含恨九泉，永无翻身之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