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儿

　　搬家后有段时间最难受，因为书都打包了，没有书读。于是，一本以
前不怎么爱读的书，漏了打包，就成了宝贝，每天必翻来看。这本书是台
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编的口述历史资料集，《日据时期台湾人赴大陆经
验》。（中研院《口述历史》第5、6两期。）本来又散又乱的口述和回忆
，慢慢儿读，反而读出了一点味道。里面有许多台湾人在东北的经历，都
是我闻所未闻的，大开眼界。忍不住就想写几个贴子，讲讲这些台湾人的
故事。

　　一、“三等国民”

　　照片中的这对年青人，少年名叫吴左烟，是台湾苗栗县苑里镇人，女
子名叫舟崎正子，乃日本新泻人氏。他们两位，是一对热恋中的情侣。

　　说起这位吴左烟，乃是忠良之后。祖父吴清风，是苑里当地有名的抗
日分子。甲午战后，台湾被割让于日本。日本人进占台湾时，台湾人中有
奋起反抗，舍身成仁的，也有给日军带路，求取富贵的。苑里镇自然也不
例外。日军入苑里，必须经过通宵，有所顾忌。这时候被吴家后人称为苑
里流氓的王嘉芳，就出来带路，领日军入苑里。苑里乡绅吴清风，则率乡
民二三十人，起而反抗，结果被日军逮捕，抓到苑里车站后面，绑在竹园
上枪决示众。

　　吴清风遇难后，遗下一子吴添旺，孤儿寡母，相依为命。还好当年日
本统治台湾，初期虽然沿袭清代的保甲制，却没有象共产党那样划成分，
给他们戴上五类分子帽子严加管制。等到吴添旺长大成人，日本统治已经
稳定。添旺富有才干，且为人清正，就被推举出来担任苑里地区保正，前
后达三十余年。

保正，大约相当于今天的村长。但是在日据时期，保正的权力据说比现在
的县长还大。日本警察很重视环境卫生，看见居民丢弃死狗、死猪都要罚
款，若是当场遇见，立马就把人被抓回去教训，每次都是吴添旺出面找日
本人交涉，将人领回。此外如公学校校长缺经费、善良人无辜被抓，乡亲
们都来找吴添旺。添旺即在保正事务所为起设法，或亲往派出所说情，通
常都能使事情得到解决。这样，吴添旺就成了地方上最有信用的绅士。

　　台湾总督府实行土地丈量时，吴添旺担任土地调查员。日本人曾对他
示意，需要多少土地都可以给他，然而添旺觉得有了土地，需缴税金，怕
缴税，所以不肯要。

　　吴添旺有三个儿子，长子吴左义，次子吴左金，三子吴左烟。次子和
三子读书都很上进。吴左金十七岁考入台北师范学校，毕业后又考取日本
明治大学法律系。吴左烟则考入日本新泻医科大学就读。

　　当年，象他们这样赴日本求学的，不在少数。这与日本在台湾实行的
教育制度有关。日本人在台湾，颇为留心教育，先是设立国语(即日本语)
传习所，继而推广公学校，迅速提高台湾儿童入学率。其第一要务，自然
是推广国语，通过语言同化而达到日本人化，在新一代中培养出为日本效
忠的爱国精神，养成国民应有的性格。

　　然而，台湾人与日本，并没有共同的历史记忆和文化传承，强求同化
，就不免出现许多反抗、冲突与尴尬。受过皇民教育的林景明先生，有段
回忆就颇能说明问题：

　　“是上‘国史’或‘修身’的时候，老师说了一句‘为何忠孝是一致
的呢？’老师询问似的看着班上每一个学生面孔。这对大学生来说都是相
当难的问题呢。我一下就举起手说：‘我们的祖先曾为天皇尽过忠义，所
以我们现在也是继承祖先的遗志尽忠义与天皇，这就是孝。所以忠和孝是
一致的。’

　　“在那一瞬间，老师的脸色一变，虽然嘴上说‘很好’，却开始说明
其他的话题。其实台湾人的祖先根本不可能为日本的天皇效忠，老师一定
被我的回答吓了一跳。我看老师的脸色不对，心中才觉得不对劲。”

　　这样子的冲突，吴家子弟想来也遇到过。要他们从心底里接受这种意
义上的忠孝一致，又将置祖宗于何地耶？想来这该当是极为艰难的。

　　日本人虽然大力普及初等教育，然而在中等与高等教育上，却对台湾
人充满歧视。早期是自然的语言歧视，因为中、高等学校纯用日语，台湾
人日语不行，自然进不去。1919年以后日本当局实行教育改革，对台湾的
教育采取“内地延长主义”，与日本本土一视同仁，日本内地人可以报考
台湾的学校，台湾人也可以报考日本内地的学校。为了照顾台湾人，还规
定了比例，要求台湾中高等学校招收台湾人不得低于这些比例。

　　接着就出现了非常奇怪的事情。随着台湾日语教育的普及，台湾人在
入学竞争中的表现越来越优秀，很快突破了这些比例。然而，当初规定的
这些比例，却被当成惯例，反过来成了台湾人入学的限制。绝大多数学校
，都人为地提高台湾人的录取线，降低日本人的分数线，使日、台籍学生
数维持在当初的比例上。比如台北帝国大学，1940年台湾本地人仅85名、
日本内地人却多达235名。

　　这样一来，许多人都回忆说，台湾人上大学，考日本内地的高校，反
而比进台湾本地的高校容易。象蔡西坤先生，报考台北帝国大学，不被录
取；报考名望和水准都高于台北帝大的京都帝国大学，却一考就中。无怪
乎，许多台湾人纷纷到日本内地去留学。

　　台湾人到日本留学，最大的感受就是，内地的日本人，并不象那些在
台湾的日本人那样，趾高气昂，处处歧视台湾人。许春菊女士，是奈良女
子高等师范学校的毕业生，后来回台南二高女教书，是该校唯一的台籍教
员。她这样比较她在两地的感受：

　　“我当了老师之后，才猛然觉得台湾人和日本人的待遇相差很多，同
样具有任用资格，同样是教书，日本人的薪水居然比台籍老师多六成，心
里一直无法平衡。过去我在日本读书，和日籍同学、朋友都相处得很好，
并不觉得有所不同，可是回台湾服务后，觉得和日本人有差别待遇，所以
教了两年的书后，便暂时结束了我的教书生涯。”

　　蔡西坤先生也提到，当年他们在日本，有不少女孩子来追：

　　“当时日本的女孩都很开放大方，看我们这些外地生，尤其是京都帝
大的学生，常常想来找我们玩。这些女孩有的是学生、护士，也有公司事
务员，通常她们会带些小礼物来，或邀我们一起去爬山、出游。有时在外
吃东西，他们也枪着争先付钱。甚至我房东的女儿也频频向我示好。为恐
影响学业，我则躲到郊外修学院租屋住，以免被打扰。”

　　吴左烟在日本新泻医科大学，遭遇也差不多。他是校球队的主力队员
，人称“火车头”，风流倜傥，很招女孩子欢喜。与蔡西坤不同的是，他
有了意中人，与当地一位律师的女儿舟崎正子，定下海誓山盟，一个非卿
不取，一个非君不嫁。

　　虽然吴左烟不觉得自己跟日本人有什么不同，不幸身为律师的舟崎先
生却不这样认为。在他心目中，台湾人不过是下等的“三等国民”，岂能
配得上自己女儿？他坚决不许女儿与吴左烟来往，非拆散这对鸳鸯不可。

　　这对痛不欲生的恋人，于1934年12月27日，拍下了这张照片作为留念
。一周以后，他们在新泻郊外一间小旅馆，双双自杀殉情，结束了年轻的
生命。

　　从吴清风到吴左烟，祖孙三代的人生历程，可以说是日据时期许多台
湾人共同经验的缩影。吴清风一代，不仅不认同日本文化，而且从骨子里
抵制日本的殖民化，根本无法接受日本的统治。到了吴添旺一代，日本统
治已经是一个不能不接受的事实。他出来为地方上做事，只把日本人当作
外来的统治者和交涉的对手，并不十分认同日本的制度和文化。这一点，
从他拒绝日本人分给他土地，就可以看得出来。

　　吴左烟吴左金这一辈则不同，他们是在皇民教育中长大的第三代。从
小学开始，每天都升日本旗，唱日本歌，向天皇敬礼。他们念日本书，说
日本话，拥有日本国籍，到日本内地留学，甚至交日本女朋友。认同日本
文化，在日本统治下求发展，几乎是他们人生的唯一上进之路。然而他们
却遇到了一堵难以突破的高墙---歧视。从学校到社会，从台湾到日本，有
形无形的对台湾人的歧视，令人窒息的歧视。

　　哪里才是台湾人的出头天？许多人在回忆中说，九一八事变，满洲国
建立，使他们看到了一线希望：也许，满洲国是一个不歧视台湾人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