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八、东南豪强

前面讲了那么多故事，现在我们来总结一下，明朝灭亡的深层次原因。

我们前面讲了那么多，大家也都看出来了，明朝实亡于东林。那这个东林党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它为什么能够在明末掌握实权，左右国家命运？

关于东林党，现在主流的比较普遍的认为他们的特点有两个，一个是“清流”，一个是反对征收商税。

所谓“清流”，就是清高的知识分子的意思。这个说法前面已经有无数实例证明这肯定是假的。所谓清高不过是他们装出来的。“伪君子”、“假清高”更适合他们一点：人前装清高，背后收黑钱；自己装清高，家人、亲戚、亲信收黑钱；在朝廷里装清高，在老家大肆兼并土地和产业。满口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下笔全是家国情怀，干事全为一己之私。属于典型的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投降了满清还要篡改历史来给自己脸上贴金。

而第二条反对征收商税就不是一个真或假能说的清楚的了。东林党确实反对征收商税。由于税收严重不足，明朝一方面不得不把税负压到农民头上，激起农民起义；一方面拖欠军饷，导致兵变。最后明朝就灭亡在这上面。所以很多人就因为这一条骂东林党是亡国祸根。

这样谴责东林党基本上是对的。但是呢，如果我们只看到东林党主张不征商税，就会掉进一个自己给自己挖的坑里面：东林党是代表江南新兴工商业资产阶级的政治团体。

当时正是全世界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度的时代。我们承认了这一点，就等于承认东林党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方向。那么他们党争、贪污、伪君子、误国什么的，就都显得没有那么重要了。因为人家代表历史潮流嘛，对不对？跟中国走向近代化这个主题比起来，贪污算什么？虚伪算什么？甚至明朝灭亡算什么？

其实，东林党主张减免商业税这一条，并不是东林党经济主张的正确表述方式，有点以偏概全。

东林党除了主张减免商税，还有一条主张：恢复海禁。

要说主张减免商税跟代表工商业的利益还说的过去，主要加强海禁难道能够代表工商业阶级的利益，代表历史发展的方向么？显然是错误的。正好相反嘛，恢复海禁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不利于中国东南沿海工商业经济发展的。

嘉靖末年取得了对倭寇战争的最终胜利以后，东南沿海就出现了一片太平的景象。这种情况下，隆庆皇帝刚登基就宣布放开海禁，在福建月港这个地方开收海关税，允许海上自由贸易。到了万历皇帝这里，干脆派太监去那里收税，每年几十万两的海关银。

但是崇祯皇帝一上台，东林党“众正盈朝”之后，马上就以海盗问题严重为理由让皇帝在崇祯元年三月恢复了海禁。这笔财政收入瞬间就没了。

“恢复海禁”这个事情对什么人有利呢？很显然，对沿海的官僚和豪强有利，对普通商人不利。因为放开海禁，大家只要正常缴纳海关税，都都可以平等的出海贸易；但是恢复海禁，普通商人就不能出海贸易了。在海禁条件下，谁还敢出海贸易呢呢？就是有特权的地方官僚，他们掌握着执法权，想让谁出海就让谁出海。这个时候对外贸易就成了由地方官僚掌握的一种特许经营权，只有官僚世家或者跟他们关系密切的豪强富商才能有这种权力，其他人想要出海就可以进行打击，从而垄断海上贸易。

最后的结果就是：中央政府和普通工商业阶层利益受损，夹在中间掌握了海禁执行权的官僚得利。

从这个角度来一看，东林党其实主要还是代表了官僚集团的利益，而不是工商业阶级的利益。

对于所谓的减免商税，仔细分析起来也有问题。商税的概念比较广，其实海关税也可以算在商税里边的。取消海关税不代表工商业阶级的利益我们前面说了。此外还有一个大头：盐税。

东林党也主张大力减免盐税。这也不代表普通工商业阶层的利益。因为食盐是国家特许经营的，能够获得食盐特许经营权的都是跟官府关系密切的大富商，依靠盐业的垄断谋取暴利。如果今天中国政府宣布给企业减税，但减免的主要是石油企业的税收，大家会认为政府真的是在降低工商业的税负吗？会认为那些主张给石油企业减税的官员是工商业阶层的利益代言人吗？

此外还有茶叶税。这个跟盐税是一样的，茶叶在明朝也是政府特许经营的，只是标准要宽很多，税率跟盐税比起来也要低很多。但它仍然需要从官府那里取得特许经营权，大的茶叶经销商也是必须依靠政府关系。魏忠贤在的时候浙江每年的茶税收入可以达到两万两银子，东林党上台废除税监，浙江一年的茶叶税税收立刻下降到了十七两银子。基本相当于被废除了。

把海关税、盐税、茶税扣除之后，剩下的是钞关税。这是比较标准的商税。就是商品在全国各地贩运的过程中，在各个钞关路过的时候收的税。但它在整个广义的商税中占的比例一直都不是很高，大大少于海关税和盐税。东林党钞关税也要求降低。这个部分的减少是可以让工商业阶级真正受益的，但同时也可以让与官僚集团结合的富商们受益，因为他们也会经营这些普通货物。

所以，东林党的减税主张真正跟普通工商业阶级（或者新兴资产阶级）利益重合的所谓“减免商税”的部分，其实只有钞关税这一个方面，而且还是顺带的。魏忠贤被干掉以后，他们直接把每年几十万两的海关税给减没了，又把辽饷中每年54万两的盐税给减了33万两，每年20万两的钞关税给减少了10万两

。我们不能因为减少了这十万两就认为东林党代表普通工商业阶层，因为减免的大头不在这上面。他们在朝廷上喊得震天响，要求国家维护商业繁荣，就是利用这么一点跟工商业利益重合的部分来作为旗号，背后干着维护东南官僚集团利益的勾当。

等东林党下台，温体仁上台，立刻大幅度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对比户部崇祯四年预算案和东林党执政的崇祯二年的预算案，钞关税从二十万两增加到了二十七万两，盐税从三十万两增加到了九十三万两

。所以反东林的人物上台，商税中增加的最多也不是钞关税，而是盐税。即使按照比例来计算也是一样：钞关税增加了35%，而盐税增加了210%。

所以，东林党和非东林党在商税问题上斗争的重点，其实就不在普通商品税上，而是在那些需要政府特许授权的收入上面，特别是盐税。东林党上台，削减比例最大的是海关税（100%）和盐税；反东林的上台，增加比例最大的是盐税。海禁和减少盐课收入，这都跟近代工商业发展的利益没关系，甚至背道而驰。这些政策的受益人是东南官僚集团以及与他们已经“官商一体”的富商们，而不是代表着“资本主义萌芽”的新兴工商业资产阶级。

除了商税，东林党在农业税问题上也主张要尽可能的降低江南地区的农业税负担。张居正的各项改革他们都反对，唯独支持“一条鞭法”，大力在全国推广。这样全国各地都按照土地面积来交银子。北方，特别是西北地区土地贫瘠，每亩地的粮食产量比东南沿海少，白银的流通量也很少，按照土地面积来交跟东南差不多的银子，负担立刻就会加重，而在定额税收制度下，这就意味着相应的东南地区的农业税就会减少。

这个事儿的受益者也不是跟新兴工商业资产阶级。而是东南地区的大土地所有者。

那什么样的人会成为东南地区的大土地所有者？还是东南官僚集团嘛。因为他们有减免赋税的特权，利用这个优势再加上一点暴力和司法腐败，就可以大规模的兼并土地。徐阶在松江的那二十四万亩土地就是这么来的。

张居正的改革并没有涉及增加商业税的问题。他搞的一条鞭法是把税赋分摊到土地上，照理说是有利于城市工商业发展的。他搞考成法，解决了地方上拖欠国家钱粮的问题。这些拖欠的钱粮也大部分都是农业税，并不是商业税。但东林党元老顾宪成、邹元标等人还是坚决跟张居正对着干，实际上东林党就是从反张居正改革开始形成的。如果东林党代表新兴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它就没道理反对张居正改革。说到底，还是因为东南地区是天下赋税的大头，反对张居正搞理财，说张居正是王安石第二搞得人民苦不堪言，就是想继续拖欠农业税，在维护江南地区大地主的利益。

此外，即使减掉的那部分真正的普通商品税，也并不是真的就减免到工商业头上了。因为明朝的财政制度是中央和地方财政相对独立，虽然名义上所有税收收入都归中央支配，但因为运输成本高昂，沿途还有风险，不可能跟现在纸币时代、电子货币时代一样，先把收入上交中央在分配给地方。而是归地方使用的部分就直接放在地方上，成为“留用”；归中央使用的部分才运往北京，称为“起运”。到最后实际操作方式就变成了地方政府“交够中央的，剩下全是自己的”，他们怎么去征税、征多少，中央一般没工夫管。

这样，地方上就可以有小金库。对东南地区的官僚集团来说，那就很简单：不管什么钱，反正尽量少给中央，留下来我们自己花。中央不收的钱，地方官僚集团可以想办法接着收。

我们系统的分析东林党的政策取向，可以看得出来，它显然并不代表新兴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也不代表普通老百姓的利益。它代表的是腐败的东南官僚集团以及与他们结盟的大资本、大地主的利益。可以简称为东南豪强集团。

这个集团一方面大力兼并土地，另一方面也与时俱进，利用他们掌握的政府权力，控制了东南地区的商业活动，对上拒绝向中央交税承担义务，对下盘剥普通工商业从业者、手工业者和普通市民，自己从中间大发横财。

对东林党来说，不管中央收什么税——农业税、商业税、海关税，不管是收银子还是粮食，反正在我的势力范围内，我全都不想交。东南地区的财富都是我们的囊中之物，再有钱也得烂在自家锅里，谁想来分一杯羹我们就跟谁急！

东林党其实跟其它朝代的腐败文官集团的性质是差不多的，主要就是收黑钱和兼并土地。只不过因为大航海时代到来了，中国东南沿海对外贸易发达，这帮腐败的官僚也与时俱进，又学会了用政府权力去从商业活动中发财，多穿了一件发展工商业的马甲，很多人就被他们骗过了。

天启初年，东林党人高攀龙在《上罢商税揭》，大力诋毁商税，他说：收了商税，商人就会以更高的价格销售商品，人民利益就会受损。现在市场上物价很贵，就是因为商税。因此应该停止商税。

这段话的逻辑比较幼稚。“税收会增加经济成本”这在任何税种中都会存在，并不是只有商税如此。收农业税会提高农民的种地成本，会让粮食涨价；收盐税也提高食盐的成本，让食盐涨价；海关收税会提高进口产品成本，让进口货涨价……要是按照高攀龙的逻辑，政府不仅不能收商税，任何税都不能收，政府官员和军队天天喝西北风就行了。

高攀龙和顾宪成是东林党两大精神领袖，东林书院就是他们俩创办的，天天给学生们讲课，灌输东林党的思想理论。结果高老师自己关于商业和税收的关系就研究到这个理论水平，实在是令人失笑。这说明他压根没花过心思认真思考怎么发展工商业，不过是拿着保护商业的幌子，信口开河，以抗拒中央收税罢了。

明朝财政不仅是被商税收少了拖垮的。东林党商税不让多征、矿税不让多征、盐税不让多征、茶税不让多征、海关税不让多征、农业税也不让多征。所以明朝最后中央财政完全崩溃，没钱救灾、没钱打仗、没钱安抚农民起义军、没钱给士兵发工资，缺的不仅是商税，而是什么税都缺，没一样税收齐全过。

商税以前很少，要增收，东林党拦着死活不让增加，给人的错觉就是好像东林党只反对收商税似的。其实不是这样。农业税他们也不想交。但农业税是国家最正统的税，找不到理由来反对征收，东林党采取的方法就是以自然灾害等理由要求减免，或者以各种理由拖欠，拖欠久了之后再想办法让政府下令免除之前拖欠的部分。张居正被清算以后，农业税被地方长期拖欠拒不上交中央是常态，不是一年两年了。

按照明朝的国力，就算一分钱商业税都不增加，只收农业税，要干掉后金、镇压李自成，也是足够的。我们前面已经算过了，所有正赋和加派摊到土地上，每亩地也就收二三十斤粮食，真不高。关键是土地兼并引起的税赋不公平和贪污腐败导致的税收中间成本太高。只有在连农业税都收不起来的情况下，明朝才会崩溃。

周延儒在崇祯十四年刚当上内阁首辅，就按照跟东林党的政治交易，上书皇帝，说：

“首请释漕粮白粮欠户，蠲民间积逋，凡兵残岁荒地，减见年两税。苏、松、常、嘉、湖诸府大水，许以明年夏麦代漕粮。”（《明史·周延儒传》）

这段要求减税的建议主要就是针对的农业税，因为那时候已经没啥商税可减免了。当时北方一片兵荒马乱，税根本收不上来，减税只能减到江南地区头上。所以前面讲的减免“兵残岁荒地”的税收都是虚的。真正实在的就是这句话：“苏、松、常、嘉、湖诸府大水，许以明年夏麦代漕粮。”说来说去还是东南地区不想多交农业税。

苏州、松江、常州、嘉兴、湖州这些都是东南最富裕的地区，也确实有发大水。但当时北方造反的农民都超过一百万了，陕西等地的灾荒都人吃人好多年了，清军都在河北山东屠城了，你发个大水也好意思拿出来说？

照理说崇祯后期，海关税没有了、商税也大幅度削减了，主要收入就剩个盐税和农业税了，税制都恢复到朱元璋时代了。就这样，到了亡国关头，这帮人还在找借口想少交点农业税。这得贪心到何种地步才干得出来？

张居正在改革遇阻的时候，就发愤说过一句话：“江南士大夫最无天理！”

那个时候东林党还没有形成，但从张居正这句话来看，当时东南地区官僚集团的腐败无耻就已经成功的引起了他的注意。

朱庆勇，《明末辽饷问题》，77页

林美玲，《明末辽饷研究》，39-41页。

“商税非困商也，困民也。商也贵买绝不贱卖，民间物物皆贵，皆由商算税钱。”

许苏民，《李贽评传（下）》，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