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主义与法西斯主义是同一活动的两种不同方式 2005-3-6 08:57 星期日 毛泽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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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这里说的“民主主义”是资产阶级民主，就是现在流行中国的“自由主义”。葛兰西特别指出，既反对法西斯资产阶级，也反对“民主”的和“自由”的资产阶级。只有建立起类似工厂委员会和工农委员会这样的工农阶级的政治有机体（也就是“苏维埃”，“一切权利归苏维埃”），法西斯主义和“民主主义”之间可憎的交替和卑鄙的分工才能告终。

民主主义与法西斯主义

前意大利共产党书记葛兰西

如果人们说法西斯主义和民主主义是同一现实的两个方面，是同一活动(即资产阶级为了阻止无产阶级在自己的道路上前进而进行的活动)的两种不同方式，那应该是什么意思呢?共产国际的理论肯定了这一真理，但只是意大利近几年的历史才对此作了毫不含糊的证明。在意大利，近几年来在法西斯主义和民主主义之间有一个完善的分工。

世界大战后，事情愈来愈清楚，意大利的资产阶级要以民主制度来继续它的统治是不可能了。然而，在战前，意大利的民主就已经成了完全独一无二的制度。这是一种既不存在经济自由也不存在实质上的政治自由的制度；这个制度力求通过腐蚀和暴力来阻止新生力量的任何自由发展，不管这些新生力量是否预先对现存的国家机构承担了义务；这个制度使统治阶级处于少数地位，而如果没有警察和卡宾枪手的拼命支撑，这个阶级便不能保持自己的地位。战前，在意大利的民主制度下．每年都有几十个工人在街头牺牲；农民们被送到一些地方去摘葡萄都要戴上口络，因为害怕他们可能去尝尝果实。对于工人和农民来说，民主事实只在于他们有了可能在基层建立一个组织网，并且一部分一部分地使之发展，直到这些组织把工人阶级中大多数中坚分子包括进来。甚至这一非常简单的事实也意味着对民主制度判处了死刑。战后危机使得这一事实变得十分清楚。

工人的阶级组织的存在和发展，造成了无法挽救的局面，无论是通过一切民主制度本身能够允许的国家暴力，还是系统地运用从政治上腐蚀领导人的办法都行不通了。这一点在意大利第—次按照普选和比例代表制进行选举以后就可以看出来。在选举之后，民主的资产阶级对于解决如何防止他们掌握的政权易手的问题感到无能为力。不论领袖们有怎样的愿望，尽管缺乏有意识的指导，工人运动仍一往无前并取得了决定性的发展。对菲利浦·屠拉梯鼓掌，向达拉贡纳使眼色，对合作运动的达官贵人们偷偷地施以恩惠，都再也不足以抑制一场由于百万工人的压力所推动的运动，不管这些人是以怎样一种不分逻辑和初级的方式结合在一个组织里的：这千百万人由于基本需求已经增长却得不到满足的刺激而行动起来。在这个时刻，那些想要保持一致的民主主义者给自己提出了一个问题：如何使群众忠于国家?只要这里并不存在一个与群众血肉相关的国家，这就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这样一个国家是经过有机的产生过程从群众中形成的，并对他们负有义务。实际上，在这个时刻，民主主义懂得，它必须退居一旁，把地方留给一种不同的势力，同时，法西斯主义的末日已经来临。

法西斯主义对于资产阶级和“民主主义”做出了哪些贡献呢?它甚至开始破坏已经被减少到最低限度的意大利民主制度——即在基层工人之间建立一种组织联系并使之逐步扩大到把行动中的广大群众包括进来的实际可能性。它也开始消灭在这一方面已经取得的成就。借助于为此目的而精心策划的行动，法西斯主义已经达到了这两个目的。当它面对大街上大规模的运动时，法西斯主义从不像反动国家在1919年和1920年那样采取行动。更确切些说，它等到工人阶级组织进入消极时期才行动起来，向它们进攻，把它们作为工人阶级组织予以打击，不是由于它们过去“做过”什么，而是由于它们过去“是”什么——换句话说，由于它们是能够向群众提供一种形式和特征的联系环节的源泉。工人斗争的力量和能力大部分来自这些联系环节，尽管它们本身并不明显。这里包含了种种可能性，诸如举行集会，进行讨论，使这些集会和讨论能经常举行并通过它们选择领导人，为一种初步的有机结构，为一个联合会、为一个公作社或党支部打下基础。这里包括的是给予这些有机结构一种连续的功能，使它们成为有组织运动的基本框架等等的可能性。法西斯主义则已在有计划地活动，以便破坏这些可能性。

因此，法西斯主义最有效的活动是在各地、在工人阶级组织大厦的底层、在各省、在农村中心、在车间和工厂进行的。解雇起破坏作用的工人、流放或暗杀工人和农民的“领导人”、禁止集会、不许下班后在户外逗留，还有给工人们的任何“社会”活动制造的障碍，以及破坏劳动协会和所有其它工人阶级和农民组织联合的中心，在群众中散布恐怖气氛——所有这一切在剥夺宪法从文字上保证给予工人阶级的“权利”方面，要比政治斗争的意义大得多。这类行动进行了3年以后，工人阶级丧失了所有的形式和建制；他们已变成四分五裂的、涣散的群众。宪法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改变，国家的政治条件发生了最深刻的变化，因为工人和农民已经变得非常软弱无力了。

当工人阶级处于这种条件的时候，政治局势却是“民主的”，事实上，在这种条件下，所谓自由资产阶级集团，毫不担心国家和社会的内聚力会受到毁灭性的影响而能够：把他们的责任同法西斯主义的责任区别开来，他们武装了法西斯主义，并鼓励和煽动它去同工人进行斗争；2．恢复“法律的统治”，即不否认工人组织有可能存在的情况。他们能够做这两件事中的第一件事，因为分散的和无组织的工人没有任何可能把自己的力量深入到资产阶级的矛盾中去，直到足以把这种矛盾转化为社会的总危机即革命的序幕。他们能做到第二件事，因为法西斯主义破坏了30年组织工作的成果，从而为此创造了条件。资产阶级只有在确信工人们除了恢复初步的组织工作外不再能利用组织的自由时，才勉强承认工人有组织的自由，同时，他们希望这种初步的组织工作除非长期进行，将不会具有政治后果。

总之，“民主主义”感到甚至在只有形式上自由的条件下自己也抵挡不住工人阶级的压力时，它就组织了法西斯主义。由于搞垮了工人阶级，法西斯已经使“民主主义”恢复了存在的可能性。按资产阶级的意图，分工应该进行得十全十美，法西斯主义与民主主义的交替使用应该有利于永远排除工人阶级恢复活动的任何可能性。但不仅是资产阶级这样看待问题，持这种观点的还有改良主义者，最高纲领派，以及所有那些认为意大利工人当前的条件与30年前的条件(即1890年和这以前工人阶级运动在我们中间还正在起步时的条件)相类似的人，所有那些认为应该采取与当时相同的口号和相同的方式来恢复活动的人，因而还有那些如同当年看待激进的和保守的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一样来看待“民主”资产阶级和法西斯之间的冲突的人，以及所有那些现在还以工人运动开始时人们所采取的那种方式来谈论“宪法自由”或“劳动自由”的人。

采取这种观点意味着毫不留情地把工人阶级固定在恶性循环之中，资产阶级是希望它禁锢其中的。如果听从改良主义者，意大利的工人和农民今天就别无指望，他们只能期待资产阶级会归还他们重新建立组织并使之存在下去的自由；让他们有重新建立工会、农民同盟、党支部、劳动协会，然后就是联合会、合作社、劳工介绍所、工人管理办公室、工厂内部限制老板自由的各种委员会等等的自由——直到被组织重新唤醒的群众以及组织本身要求超越资产阶级社会的界限的压力变得非常强烈，竟使“民主主义”既无法抵抗它也无法容忍它，而要再次武装一支黑衫党党校的军队去消除这种威胁。

怎样来打破这种恶性循环呢?解决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意味着解决革命的问题。只有一个办法：正是要在资产阶级政治危机发展的时候去把广大的工人群众重新组织起来，不是通过资产阶级的让步，而是通过处于少数的革命者和他们周围人的主动精神。从法西斯政权进入危机的那天起，共产党除此之外没有给自己提出别的任务。这是一种狭义字面上的“组织”性质的任务还是“政治”任务呢?我们在上面所谈到的有助于说明，只有在共产党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的情况下，它才能使实际状况的关系得到缓和。在这种情况下，“更新组织”工人阶级就实际上意味着“建立”一种新的力量并促使它在政治舞台上进行干预：这是一种今天尚未受到重视的力量，就好象它已不再存在似的。组织与政治就是这样相互传换的。

共产党的工作得到进展依靠两种基本条件：1．依靠这一事实，即在法西斯对工人阶级的破坏中，共产党作为阶级的有组织的部分，作为革命的少数派的组织和广大群众性政党的干部的组织得以幸存下来。共产党人在党的最初几年所遵循的路线的价值即于此，正如同政变后一年里纯技术性组织的活动的价值那样。2．依靠这一事实，即从法西斯主义到民主主义的交替和从民主主义到法西斯主义的交替并不是从其它经济和政治事实中抽象出来的过程，而是与资本主义经济的总危机以及建立于其上的暴力关系的扩大和加剧同时发生的。因而这里存在着一种促使群众回到阶级斗争战场上来的强大的客观刺激因素。这两种条件对于其它所谓的工人政党来说都是不存在的。事实上，不仅在否定有觉悟的党组织的价值方面，而且在接受资产阶级关于在战争危机之后资本主义经济的不断加强的稳定性的理论方面，他们都是一致的。

但是，共产党的政治职能愈益明显而有效地展现出来并得以发展，因为实际上，只有它能号召建立起一种组织，这种组织同时超越了狭隘的政党组织和工会组织的限制，并实现了工人阶级在更大范围的团结，即实现了对政治斗争的准备，在这场斗争中工人阶级将回到战场上自动地严阵以待，既反对法西斯资产阶级，也反对民主的和自由的资产阶级。这种组织是由“工农委员会”为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而准备的。

在意大利运动史上要发现与“工农委员会”类似的组织，就必须回溯到1919年和1920年的工厂委员会和由此而产生的运动。在工厂委员会中，阶级团结的问题以及它的推翻资产阶级秩序的革命活动的问题，都是同时考虑和同时解决的。工厂委员会实现了所有工人的组织上的团结，同时使阶级斗争加剧，以致无法避免最大的冲突。不仅关于合作的寓言和社会和平的空想，而且关于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获得资产阶级准许的组织发展，直到这种组织超越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界限并逐渐失去了自己内容的这种愚蠢的无稽之谈，都在工厂委员会中得到了彻底的否定。工人阶级的团结是在革命领域中，自下而上地打破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组织而实现的。

一度由工厂委员会履行的革命职能，今天能够由工人和农民委员会贯彻到怎样的程度呢?《新秩序》在它存在的初期曾特别致力于发展有关工厂委员会运动的提纲，井促进这类有机体的自发的建立和发展，现在则正在把自己的宣传和鼓动工作放在共产党今天为之献身的这另一问题的基础上。无论在工厂委员会和工农委员会之间有着怎样相同和不同之点，这两者之间的连续性在于努力引导广大群众的复苏运动以—种有机的形式使它表现出来，并在其中找到我们要建立的事物新秩序的萌芽。只有在这种努力产生了结果的情况，法西斯主义和民主主义之间可憎的交替和卑鄙的分工才能告终。

载于《新秩序》1924年11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