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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當選是「中產階級的反撲」 新一波的民主與改革將到來
送交者: 岚少爷 2016年11月18日22:48:52 于 [军事天地] 发送悄悄话
書名:《2016~2030全球趨勢大解密:與白宮同步,找到失序世界的最佳解答》...
書名:《2016~2030全球趨勢大解密:與白宮同步,找到失序世界的最佳解答》
作者:馬修‧巴洛斯
譯者:洪慧芳
出版社:先覺
出版日期:2015年9月30日

即將到來的時代為什麼會不一樣?在華盛頓特區裡,很多人說是因為中國崛起。幾年前當我準備前幾版《全球趨勢》時,可能也會提出同樣的看法,此刻不同的是,我會說不只是中國而已,還有其他目前崛起成為區域大國與全球強權的國家。國際舞台上新成員的崛起(以中國為首),是讓即將到來的時代異於以往的原因,不過最大的改變可能在日常生活中,在我們的周遭,與個人力量逐漸增強有關。

 

我的看法是,個體權力的增加(簡稱「個體賦權」)是件好事,能夠達到這樣的程度,再好不過了。人類,不分種族與國籍的男男女女終於有機會充分發揮個人潛力,這不正是民主的夢想嗎?過去幾個世代辛辛苦苦地奮鬥,不就是為了追求這個目標嗎?這不是值得慶幸的事嗎?我現在仍是這樣想的,但是當我站在分析師的角度思考時,就可以看出麻煩所在了。

中產階級壯大卻日益感到不安?

日益健康與富裕的中產階級迅速增加有著很重要的寓意,西方的研究大多是把焦點放在汽車之類的消費品新市場,這類市場隨著中產階級的成長而大幅擴大。美國與西方的大型企業愈來愈依賴這些日益蓬勃的市場,獲利來自海外的比率持續增加。

中產階級的崛起,使政府做什麼或不做什麼都受到愈來愈多的檢視,這也是我訪問的政府官員都覺得政府承受的壓力愈來愈大的原因。同理,對各地的中產階級來說,政府貪腐也是一大問題,我聽到無數的抱怨。不過,一位巴西的前官員在會議上告訴我,「巴西的貧民覺得貪腐沒有這麼嚴重,因為他們覺得自己不受影響。」

在肯亞,政府官員和學術專家對於貪腐有不同的看法。他們擔心西方國家對非洲的興趣消退,那會對他們的反貪腐邉赢a生不利的影響。有人告訴我:「我們發現,西方對治理的觀點,異於中國與印度。萬一西方不再為治理和法治提供同樣的資源,非洲的問題就大了。非洲各地的政府將會轉向中國尋求援助,忘了西方國家以及當初有關民主治理、人權、反貪腐措施的附帶條件。」他們也看出非洲的天然資源可能是腐敗或更大衝突的根源。肯亞一位前高階官員告訴我:「非洲有太多的交易都很齷齪,毫不透明,中國更是在背後推波助瀾。我覺得肯亞還沒有準備好開採石油,我們還沒有針對資源的開採制定必要的法規,這個問題不僅攸關石油和天然氣的開採,也與其它礦產和天然資源的開採有關。這一切都是交由少數的官僚處理,並未開放討論,關鍵決策的制定都未經過適切的考量。」

在肯亞公共政策研究分析中心主辦的全球趨勢會議上,另一位專家提到「國家之間的資源爭奪」。他認為,如果一個國家非得有大規模的貪污才能管理資源的開採,那個國家注定「完蛋」,他也擔心缺乏適當的監督對環境有害。貪腐特別隱匿難查,尤其連司法部門都淪陷時,貪腐更難以根除。不幸的是,歷史上每次出現經濟迅速發展時,往往都會助長腐敗和組織犯罪。對開發中國家的人來說,調查一再顯示,大眾都認為貪腐是亟需解決的首要問題之一。

我在美國或西歐各地巡迴簡報《全球趨勢》時,感覺也很氣餒,尤其是談到中產階級崛起的時候。許多觀眾聽到中產階級可能蓬勃發展,都覺得難以置信,他們比較擔心的是中產階級可能會消失或萎縮。當然,即使世界上其它國家成長得較快,西方國家的所得中位數(即使許多國家的所得停滯),還是比開發中國家的中產階級所得要高,而且這種現象未來還會持續很久。不過,大家對西方中產階級的擔憂確實有幾分道理。

世界銀行的經濟學家布蘭科.米拉諾維奇最近完成追蹤全球貧富差距的創舉,他的結論是「工業革命以來,人們的經濟地位經歷了最徹底的全球重新洗牌」,最貧窮的人尚未掙脫極端的困境,但其他的窮人過得比以前好,很多人已經掙脫絕對的貧困。他的研究顯示,全球新興的中產階級每年每人的實質所得增加三%。相反的,西方的中產階級(仍然維持在前四分之一)則大多陷入停滯狀態,最頂層的一%過得非常好,最頂層的五%還不錯。他的結論是,全球化使全球最富有的四分之一人口出現兩極化發展:最頂層的一%大幅拉開了他們和其他富人之間的距離,這也再次確認了「首富才是最大贏家」的大眾觀感

所以,即使西方的中產階級仍比全球各地的新興中產階級好,認為「西方的中產階級陷入停滯,甚至衰退」其實也沒有錯。各地的中產階級總是預期過得更好,這是全球對中產階級的普遍看法(至少我是這樣定義的),這也是西方中產階級的所得成長趨緩令人沮喪的原因,尤其當其它地方的中產階級都過得更好時,相比之下,那又更讓人沮喪了。美國的中產階級占世界的比率將會下降,當開發中國家的新興中產階級不斷出現時,美國的比率更是相形見絀。許多西方國家的經濟成長趨緩,將會進一步加深「西方中產階級陷入掙扎」的大眾觀感,他們面臨全球化就業市場的激烈競爭,連需要更高技巧的工作也不例外。

川普(Donald Trump)的政見在美國經濟不平等與平均收入差異擴大的背景下...
川普(Donald Trump)的政見在美國經濟不平等與平均收入差異擴大的背景下,對中產與藍領階級的白人族裔特別有吸引力。

 

中產階級在追求穩定與改革之間徘徊

另外,中產階級的政治觀也是一個議題。已故的哈佛大學社會學家薩繆爾.杭亭頓與其他的學術界理論家談過,「中產階級往往生性喜歡變革,但中年時轉趨保守」。中產階級是社會與政治秩序的捍衛者,前提是那些秩序必須符合他們的利益。在這個時代,那是指國家必須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務。我與巴西社會學家在討論中提到,人民早在二○一三年示威抗議以前,就對政府日益不滿,因為中產階級並未看到他們的稅金轉為更好的服務,尤其是在醫療和教育方面。

顯然,追求穩定(或人身安全)和滿足期望難以兩全。以中產階級崛起的規模來看,它帶來的改革並沒有預期的這麼大。即使是中東阿拉伯國家等發生動盪的地區,我們也看到政治秩序和安全最終還是凌駕了大家對民主的憧憬,埃及就是一例。在《全球趨勢》報告中,我們提到有些國家有民主逆差,也就是民主體制出現了入(民意流入)不敷出(決策產出)的逆差,表面上定位為民主,但作為已無法滿足基層的需要。當一國的經濟發展程度高於治理水準時,就會出現民主逆差。理論上,有民主逆差的國家就像易燃物,容易被多種火花所引燃。

我們根據國際未來模型所做的推測顯示,如果許多資源豐富與比較富裕的國家繼續發展的話,目前或未來幾十年將會出現民主逆差,這些國家大多位於波斯灣、中東和中亞地區(例如卡達、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巴林、沙烏地阿拉伯、阿曼、科威特、伊朗、哈薩克、亞塞拜然),以及亞洲(例如中國和越南)。這些國家和一般認為脆弱或瀕臨崩解邊緣的國家很不一樣。國家脆弱的標準指標通常不包括任何壓制性的指標,而是著眼於一國的內部衝突,或是否缺乏經濟生存力。這些民主逆差高的國家,例如中國和波斯灣地區的國家,萬一出現嚴重的政治危機,將會是很大的風險,因為他們對國際體系相當重要。

既然如此,為什麼有些國家還沒有引爆呢?這也是很多思考未來的人自問的問題。不過,更重要的是,這也是許多專制政權擔心的問題,這些國家之所以沒有發生動亂,可能是因為他們創造的中產階級是不同的類型。波斯灣和中東國家由於能源收入豐富,產生一種經濟富足的狀態,足以壓抑政治變革的壓力。不過,即便如此,中產階級還是會想要爭取更公平、更廣泛的機會,這種壓力依舊日益高漲。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的資深官員告訴我們,儘管當地的生活水準很高,他們擔心人民對民主權力的要求日益強烈。西方一些熱中宣傳民主與人權的非政府組織,可能利用大眾對於缺乏權力的不滿,激起更多的民怨。他們也覺得宗教極端主義的興起,是不滿日益增加的徵兆,並把外界想要支持民主和人權團體的作為,都視為協助宗教極端分子。

在俄羅斯,二○一一年和二○一二年的民主示威抗議,顯示新興的中產階級要求公正的選舉與政治體制的改革。但俄羅斯的中產階級還很小,也很分散,只占總人口的二○%,絕大多數的人民仍生活貧困或接近貧困,只有一○%非常富裕,位於中產階級之上。許多生活貧困或接近貧困的人是依賴政府提供的普通社會福利,而社會福利的成本正在上漲,不過政府廣泛蒐集的能源收入可以支應那些成本。許多中產階級是政府官員、公安、公共部門的管理者,以及國營事業的員工,他們都依賴政府和物價穩定,不可能自砸飯碗,反過來顛覆政府。

中產階級究竟是要求民主,或是比較在乎人身安全?答案可能和年齡結構有關。二○○八年,也就是發生阿拉伯之春的前兩年,我就看出埃及的穆巴拉克、突尼西亞的班.阿里等政權,可能在國內要求改變的壓力聲浪下崩解。當出生率下降,年輕族群的比例不斷縮小,也為民主的萌芽提供了機會。社會學家發現,一九六○年代和一九七○年代,在南韓和台灣等國家中,當中產階級在前獨裁政體下成長,更多的年輕人加入職場後,政治自由化的壓力跟著增加。二○○○年到二○二○年,一群北非國家(包括利比亞、埃及、突尼西亞)也愈來愈接近那樣的狀態。不過,任何轉變在中東肯定都會困難許多,畢竟南韓與台灣的經濟前景較好,有助於緩和邁向民主的轉變。相較於這些已經確立民主改革、轉趨穩定的國家,埃及比較年輕,許多年輕人仍為求職所苦,即使是教育程度較高的年輕人也難以值霉ぷ鳌|亞經濟之所以蓬勃,是因為政府持續透過教育普及與發展出口產業,來迅速改善勞力素質。

●本文摘自先覺出版《2016~2030全球趨勢大解密:與白宮同步,找到失序世界的最佳解答》

作者簡介:馬修‧巴洛斯 Mathew Burrows

劍橋大學歐洲歷史博士。目前在華府知名智庫「大西洋理事會」(Atlantic Council)的史考克羅國際安全中心擔任策略遠見計畫長。

巴洛斯在1986年進入美國中央情報局(CIA),擔任情報處分析師,負責研究西歐地區,其後他成為情報界的首席研究學者,並在深具影響力的智庫「外交關係協會」服務。他後來擔任過美國駐聯合國大使理查‧霍布魯克的情報顧問,以及美國財政部長保羅‧奧尼爾的副國家安全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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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社会真的不需要这么多的文科垃圾  /无内容 - K777 11/19/16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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