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元二十二年九月，杨连真珈和允泽率部众蜂拥到来陵地，陵使罗铣竭力相争，不让开陵，允泽拔刀相逼，罗铣无奈大哭而去。这伙歹徒有恃无恐，先盗掘宁宗、理宗、杨后等陵。

     理宗在位六十多年，死后随葬财宝特别多，在撬开他的棺材时，有一股白色的气体冒散出来。理宗的尸体保存完好，栩栩如生，珠光宝气缭绕 其身。棺底铺垫织棉，尸体用金丝网罩包盖着。歹徒将棺中宝物尽数取走后，又把理宗的尸体倒悬，撬出含在口里的夜明珠和沥取注入腹中的水银。

     不久，又接着盗掘徽宗、高宗、孝宗、光宗诸陵。这次对南宋陵地的大洗劫共计达一百一十一处，掠去大量的随葬的金银珠宝。其中，徽宗陵的“马乌玉笔箱”、“铜凉拨锈管”，高宗陵的“真珠戏马鞍”，光宗陵的“交加白齿梳”、“香骨案”，理宗陵的“伏虎枕”、“穿云琴”、“金猎晴”，度宗陵的“玉色藤丝盘”、“鱼景琼扇柄”等物最为名贵，为世间罕见的价值连城的珍宝。同时被掠去的还有不计其数的黄金白银。

     在毁陵盗物之后，尽将帝后骨骸弃之草莽之间，任其日晒雨淋。时有绍兴人名唐珏者，年三十二岁，闻悉此事，激愤万分，当即变卖家产，备办酒席，邀约乡里 少壮辈，酒至半酣，唐珏提议说：“今请诸位到来，希望大家同心协力，前往收埋先帝遗骨。如何？”当下有人说：“山上将官把守，虎视眈眈，事情一旦败露，如何是好？”唐珏又进而说明，用拾取荒郊兽骨放置莹地，以假乱真的办法。

     夜率众潜人陵地，用散在四周的猪羊骨殖换取帝、后遗骸，各以黄绢为囊装盛，并分别置上帝陵名号，装入木柜，私下迁葬于兰渚山天章寺前，上植冬青树为记。逢寒食则密祭之。惟因理宗赵昀的颅骨特大，调换后易被杨党发觉，未敢更易。

     据明代文人田汝成的《西湖游览志余》一书记载：在唐珏收取帝、后骨骸后七天，杨琏真珈竟命人将理宗颅骨镶银涂漆，制成酒器，饮酒作乐。

     杨琏真珈还将布散于坟地的骨殖收集于临安故宫中，上筑高十三丈的白塔压之，名曰“镇本”，取压胜江南人民之意。南宁杂事诗有云：“故宫忽见旧冬青，一塔如山塞涕零。领访鱼影香骨案，更从何处哭帝陵。” 后来，此塔已在元朝时毁于雷火，“火燃三日而止”。

     杨琏真珈不但盗墓“劫取宝货，毁弃骸骨”，更有甚者，他竟然将宋理宗的头颅割下，上交元世祖忽必烈。《明史》也有同样的记载：“夏人杨辇真珈为江南总摄，悉掘徽宗以下诸陵，攫取金宝，裒帝后遗骨，瘗于杭之故宫，筑浮屠其上，名曰‘镇南’，以示魇胜，又截理宗颅骨为饮器。真珈败，其资皆籍于官，颅骨亦入宣政院，以赐所谓帝师者。素（危素，元末明初历史学家）在翰林时，宴见，备言始未。帝（朱元璋）叹息良久，命北平守将购得颅骨于西僧汝纳所，谕有司厝于高坐寺西北。其明年，绍兴以永穆陵图来献，遂敕葬故陵。”

     前朝汉家皇帝身后不但皇陵不保，其头颅还做了器具，朱元璋听了也未免兔死狐悲、“叹息良久”。实际上正史上说宋理宗的头做了“饮器”，还有点为尊者讳的意思，据张岱的《夜航船》中记载：“元妖僧杨琏真加发诸陵，唐珏潜收陵骨，瘗于兰亭山之冬青树下，陵骨得以无恙，独理宗头大如斗，不敢更换，元人取作溺器。我太祖（朱元璋）得之沙漠，复归本陵，有石碑记其事。”

     大宋九五至尊的皇帝的头颅作了“溺器”，其子民听了当然无不发指，引起人神共愤，泣血悲天。清代文人王居琼曾作一首《穆陵行》，描绘了当时的悲情惨状。其诗曰：

                   
                           

     六陵草没迷东北，冬青花落陵上泥。

     黑龙断首作饮器，风雨空山魂夜啼。

     当时直恐金棺离，凿石通泉下深锢。

     一声白雁渡江来，宝气竞遂奴僧去。

     金屋犹思宫女侍，玉衣无复祠官护。

     可怜持比月氏王，宁饲鸟鸢及狐兔。

     百年枯骨却南返，雨花台下开幽宫。

     流萤夜飞石虎殿，江头白塔今不见。

     人间万事安可知，杜宇声中泪如霰。

     其中“可怜持比月氏王，宁饲鸟鸢及狐兔”一句说的是西汉时期，匈奴欺压凌辱西域诸国，竟将大月氏国王的头颅割下作为饮器。而“一声白雁渡江来”一句中“白雁”乃“伯颜”谐音，指的是蒙古人伯颜。

这伯颜又是何许人也？他为什么有与这起惊天的盗墓案连在了一起？

     伯颜，元朝军事家，蒙古巴邻氏，蒙古帝国开国功臣。他的曾祖父失儿古额秃原臣属泰亦赤兀部首领，后臣属成吉思汗。他的祖父阿拉黑、祖叔父纳牙阿都是成吉思汗的开国元勋，分别担任千户长、中央万户长。他的父亲晓古台和他本人臣属成吉思汗幼子托雷家族。

     生长于伊儿汗国。以深略善断著称，公元1253年，跟随旭烈兀，即托雷之子西征。元世祖至元二年，即公元1265年，受伊儿汗旭烈兀命出使大汗廷奏事，深得忽必烈赏识，留作侍臣，与谋国事，出任中书左丞相，后迁中书右丞。至元十年，即公元1273年，忽必烈汗任命他为征伐宋军的最高统帅。

     元世祖至元十三年初，即公元1276年2月，伯颜率元兵攻占了南宋都城临安。在出兵伐宋前，一心“效行汉法”的忽必烈曾对伯颜寄予厚望，要他向善取江南的宋代著名将领曹彬学习，不要滥杀无辜。可惜伯颜并未牢记此话，攻下常州之后，仍然按照蒙古人的传统进行屠城。

     但是，在进入南宋都城临安后，为稳定民心，伯颜不得下令保护位于绍兴的南宋帝陵。

     南宋帝陵属暂厝之地，形制比较简单，因为北宋诸帝的陵寝在中原地区，而宋室南渡以后，虽在绍兴附近经营陵墓，但只能算是“权殡”，称为“攒宫”，意思是说将来北伐成功，还是要回归祖陵的，所以，南宋八帝的陵寝，建筑规模并不像传统帝王陵那样规模宏大。

     尽管伯颜下了保护命令，南宋帝陵后来还是被杨琏真珈伙同演福寺僧允泽等人勾结宰相桑哥给盗掘了。

明末清初的著名文人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元世祖纵容杨琏真珈发掘南宋帝陵，并说这件事是“自古所无之大变”，这个说法大致不错。因为杨琏真珈是忽必烈非常信任的人，没有这层关系，他作为一个番僧，再飞扬跋扈，也不敢做发掘帝陵这样的大恶之举。所以清代著名文人毕沅在《续资治通鉴》中说他是“怙恩横肆、穷骄极淫”。在开始发掘时，有个守陵的太监叫罗铣，坚持不离开，与之力争，结果被凶徒刀棍相加。后来，有御史检举杨琏真珈盗墓恶行，至元二十二年五月，忽必烈下旨董士选秘密逮捕杨琏真珈，史载“械之于市、士民称快”。但是，忽必烈依旧偏袒这个作恶多端的妖僧，仅仅把他投入监狱关起来，并没处死；相反，还任命他的儿子做浙江的地方官。

     据史书记载，杨琏真珈在发掘出宋理宗的头骨后，将它做成了“饮器”，还有记载说是将头骨当做了一种施咒控制、毒害他人或是攫取钱财的厌胜之物，也就是所谓的法器。因为他相信，帝王的头骨，使用起来会十分灵验。这也许正是忽必烈之所以纵容杨琏真珈作此恶行的真正原因。

     当时元朝的江山初定，如能用大宋皇帝的头骨“镇”住江山，岂不是一个旷世绝招吗？其实，这个做法历史上早有先例。当初西域佛教盛行的国家大月氏，其国王被人弑杀后，头颅就被做成饮器。因此，清代文人王居琼的《穆陵行》中才有“可怜持比月氏王，宁饲鸟鸢及狐兔”的诗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