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初，蘇聯派遣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到延安擔任塔斯社隨軍記者。蘇聯的塔斯社與中共的新華社一樣，不僅是新聞機構，而且還負擔着搜集情報等使命。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享受到了極高的待遇，在長達三年多的時間裡，他與毛澤東、康生等中共高級領導人朝夕相處，有諸多近距離的觀察和感受。雖然有着共同的意識形態背景，但當時中共方面消極抗日甚至破壞抗日的卑鄙行徑仍然讓他無比厭惡。在《延安日記》中，弗拉基米洛夫以比較客觀的態度記載了他的所見所聞。一九四二年六月十七日，他寫道：「我看，中共領導人希望得到武器，並不是為了向侵略者展開武裝鬥爭，而是為了同國民黨鬧摩擦。這使東京的人感到多麼高興呀！」同年九月，他又寫道：「八路軍同敵人和平共處。日本人舒舒服服地準備在占領地區過冬了。而八路軍部隊就在附近晃晃悠悠。」

鴉片基地和漢奸中心

延安曾經被中共形容為抗日的燈塔，其實它是烏煙瘴氣的鴉片生產基地和漢奸中心。在一九四二年八月二日的日記中，弗拉基米洛夫寫到了這樣的場景：「毛澤東邀請尤任到他的住處去，要教尤任打麻將。在玩牌的時候，尤任問道：『毛澤東同志，特區的農民往往由於非法買賣鴉片受到懲辦，而現在甚至連共產黨領導的軍隊和機關也在公開生產鴉片，這到底是怎麼回事？』毛澤東沒有吭聲。」在次年一月二十九日的日記中，他又寫道：「解放區出現一片奇怪現象。中共的部隊同樣出現了這種怪現象。它們全都在儘可能地與淪陷區的日軍做生意。到處都是非法的鴉片貿易。例如，在柴陵，遠在後方的步兵一百二十師師部，撥出一間房子來加工原料，製成鴉片後就從這裡運往市場。實際上晉西北各縣都充斥着五花八門的日貨。這些貨物都是由淪陷區倉庫直接供應的。……這一切都是奉命行事的。例如，已經嚴令八路軍和新四軍各部隊不得對日本人採取任何有力的作戰行動。一句話，就是不准打仗，遭到攻擊就往後撤，有可能就休戰。」弗拉基米洛夫還有這樣驚人的發現，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八日的日記中記載說：「我無意中看到了一份新四軍總部的來電。這份總部的報告，完全清楚地證實了，中共領導和日本派遣軍最高司令部之間，長期保持着聯繫。電報無疑還表明，與日軍司令部聯繫的有關報告，是定期送到延安來。後來我證實，中共軍隊和日軍的參謀機構之間的聯繫，已保持很長時間了。聯繫的兩頭是延安和南京。」

毛澤東中共和日寇的合作

當年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與日寇的合作，是中華民族偉大的抗戰事業中的一顆大毒瘤，以一黨、一人之私嚴重地危害了國家和民族的生存。弗拉基米洛夫在一九四三年十月十九日的日記中，對蔣介石和毛澤東作了如下的比較，認為他們「都為權欲迷住了心竅」，但兩人仍有本質的不同，「如果說，一個是在重慶公開這樣干，但至少他還在抗拒外國侵略；而另一個卻忘記了自己國家的榮譽和苦難，欺騙了黨，毀了受到愛戴的黨的領導人。」弗拉基米洛夫對毛澤東極度惡劣的個人品質洞若觀火，他在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的日記中寫道：「毛通過拼命奪權來壓制每一個人。他的全部『理論』，只不過是為這種一直縈繞心頭的目的打掩護而已。」他發現，毛澤東平時從來不閱讀馬列著作，只是研究中國古代史書和小說中的權術鬥爭。他認為，毛澤東根本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在延安，這個喜歡說粗話和隨地吐痰的狡詐的農民，儼然就是掌握了所有人生殺予奪大權的皇帝。但是，毛澤東也有懦弱的一面。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一日，蘇聯紅軍進攻東北的日軍，弗拉基米洛夫發現毛澤東立刻像變了一個人似的：「中共中央主席卻完全不知所措，幾乎嚇昏了。這幾天，毛的懦夫本性暴露得特別清楚。他往常那種皇帝的威風早已不知去向了。我看到了一個意志薄弱的渺小人物。從一切的表現來看，他簡直都要嚇癱了。」

延安的腐敗遠超重慶

延安不僅與日寇暗通款曲，其腐敗程度也大大超過重慶。作為名義上的基督徒，蔣介石的生活相當簡樸；而毛澤東卻以窯洞為偽裝，過着奢華的生活。在一九四三年二月七日的日記中，弗拉基米洛夫描述了毛澤東的一次宴請：「要把待客的七十道菜都一一列舉出來，是不可能的。餐前小吃和酒都很豐富。有沙拉，捲心菜，鴨子，不同燒法的肉，鮮美的海味……看，海參端上來了。毛澤東猛然起身，小心翼翼、鄭重其事地夾起一塊海參，站着就吃。康生的高級廚師原是中國末代皇帝、當今偽滿皇帝溥儀的廚師。」這就是在抗戰最艱苦階段毛澤東的真實生活情景。

殘酷的整風運動

比腐敗更可怕的是毛澤東所發起的整風運動，它比當年斯大林的清洗還要徹底和殘酷。同年七月二十九日，弗拉基米洛夫評論說，所謂的整風運動，其實「是在恐懼的基礎上向人們灌輸盲目的奴隸主義，延安的整個氣氛就是恐懼，除了恐懼，還是恐懼」。他對從蘇聯回國、將克格勃的一套手法玩弄得青出於藍勝於藍的康生尤其厭惡：「康生的親信殘暴得無惡不作，甚至下得了手去逮捕懷孕的婦女。我不禁要想，這些『人』所具有的究竟是什麼樣的道德品質呢？」而康生不過是毛澤東用來打人的棍子罷了，他的作用與此後的江青相似。

大流氓和小流氓——一丘之貉

毛澤東本人是一個流氓頭子，自然會重用一群流氓：「他們都是一丘之貉，具有跟性慾衝動一樣粗野而原始的人生觀。他們大都野心勃勃，而又沒有什麼實際成就可言。值得注意的是，在這裡的各個懲罰機關中擔任職務的，就是這些腐化墮落的無知之徒。他們動輒行使暴力，製造偽證，把人處死，寫告密信，以此來保證他們慢慢地然而是穩步地升遷，尤其重要的是，這使他們有吃有穿。」延安時期，中共已然喪失了一個現代政黨的所有特點，而完全淪落為血雨腥風的水泊梁山。在同年十月二十八日的日記中，弗拉基米洛夫寫道：「人們都無意維護真理和保護被誣陷的同志，也無意聽取對這個或那個問題的解釋。人人為保命而鬥爭。不用說，好多壞蛋玩弄『忠於毛』的一套而爬上去了。作這類事情，專業知識、貢獻和經驗都不必要——重要的是表明對毛澤東忠心耿耿，對此大肆叫嚷，同時誹謗自己的同志。黨的原則為個人鑽營、毫不掩飾的獻媚和自我貶損所取代。」這些「壞蛋」中就有劉少奇和彭真等人，當然他們後來又都被毛無情拋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