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破外交压力

　　在阿根廷的"贝尔格拉诺将军"号巡洋舰于1982年5月2日沉没后，军事和外交上的压力增加了。5月4日，星期二，英国皇家海军舰艇"谢菲尔德"号被一枚"飞鱼"导弹击中，破损严重。当初有人告诉我，伤亡20人，接着又说是40人。这时外交大臣弗朗西斯·波姆已经从美国回来。我们不喜欢他提出的方案，于是打算做出重大修改，当然首要的是确保岛上居民的意愿得到尊重。可是，黑格(美国国务卿)不接受我们的修改，因为他认为阿根廷人会不假思索地拒绝我们的方案。我接到里根总统的一封信，他敦促我们做出更大的让步。

　　我对不断有压力让我们软化立场感到不快。我以私人名义给里根总统写了封信，虽然我在将信寄出前尽量克制着自己的沮丧，但信中可能还是表露了太多这种情绪。我相信阿根廷军政府永远不会撤军，不管是以什么条件。我本人的观点逐渐变得坚决。

　　里根总统给我打电话，目的是要告诉我，他感觉阿根廷人和我们的谈判立场相当接近。我不得不遗憾地告诉他，情况并非如此。还存在一些重大的障碍。阿根廷人想组建一个临时政府，这个政府最终必将使福克兰群岛成为阿根廷的领土。

　　第二天，我得知特种航空团和特种舰艇团在佩布尔岛发动的夜间袭击非常成功，摧毁了停在机场上的全部11架阿根廷飞机。这是一次勇敢的冒险，也是对阿根廷人的一个严正警告，提醒他们我们的军队训练有素，不过这一警告并未引起他们的注意。

　　我们在契克斯度过了那个星期天，大部分时间都忙着起草我们的最终方案，这一方案将由联合国秘书长交给阿方。我们所考虑的至关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要(理想的情况是，在登陆之前)给谈判划上个句号，但同时要尽量克制已露出苗头的不妥协情绪。我同意拟出一份公平合理的方案。在组建临时政府的问题上，我们强调了自己的条件，要确保岛上居民拥有类似于自治的权力，阿根廷政府不能介入。我们明确表示，在未来谈判中，岛上居民的意愿是摆在第一位的。我们要求阿根廷政府在48小时内作出答复，而且不能在这些条件上讨价还价。黑格读到这个文本时，说它是公平的。我们表现出的灵活变通似乎也给联合国秘书长留下了深刻印象。

　　5月18日(星期二)早晨，战时内阁和三军参谋长碰了头。这可能是关键的时刻。我们必须作出决定，是否继续福克兰群岛的登陆行动。我请每位现役参谋长表明自己的看法。讨论是开诚布公的，而困难也显而易见：我们在登陆时很容易遭到打击，特别是，在我们是否有足够强的空中掩护力量这一点上还存在疑虑，因为阿根廷从其本土就完全可以击中英国的军舰。但显然，拖得越久，失败的危险就越大，我们的军人在不得不打仗时所面临的形势也就越恶劣。我们的军人不可能无限期地呆在军舰上。当然，没有谁能减少伤亡数字，但大家的看法是，登陆的好处胜过拖延的危险。

　　第二天，我们接到了阿根廷的答复，实际上是对我们方案的全盘否定。我从来没想过他们会接受。5月20日（星期四）早晨，战时内阁在全体内阁会议之前召开了会议。弗朗西斯·波姆还是竭力主张让步。我非常坚决地作了总结。推迟军事行动时间是不可能的。这会给我们的军队带来毁灭性后果。如果天气适宜，登陆行动将继续。战时内阁，乃至全体内阁都同意了这一做法。

　　5月21日(星期五)，我忙得不可开交。下午5点过后，我通过电话得知，行动正在进行中，但具体情况还不知道。后来从电视上得知消息。联合王国国旗正在圣卡洛斯飘扬，我们重返福克兰群岛。

　　我迫切地想知道伤亡数字。我们有那么多军人，那么多装备，真的能神不知鬼不觉地登上敌方海岸吗？当晚晚些时候，我回到唐宁街10号，(国防大臣)约翰·诺特给了我一份内容全面的报告。登陆行动中，我们没有人员伤亡。但此时已是白天，激烈的空战又打响了。我们损失了“热心”号护卫舰。“阿耳戈英雄”号护卫舰和“宝石”号驱逐舰也受到了严重损坏。我不明白，阿根廷飞行员怎么会漏掉体积庞大的、漆成白色的“堪培拉”号运输舰。实际上，凭借天空密布的阴云和很差的能见度，两栖部队的主力已经进入了圣卡洛斯水域。

　　如果我们的“海鹞”式战机没有使用美国国防部长卡斯珀·温伯格提供的最新型的“响尾蛇”空对空导弹，我们就夺不回福克兰群岛。美国人还提供了15万平方码的钢板，用来铺就一条临时跑道，5月3日，温伯格甚至提议派出“艾森豪威尔”号航空母舰，作为我们在南大西洋的一条活动跑道。不过这个提议在我们看来不太实际，它起的更多的是鼓舞人心的作用。5月25日(星期二)晚上，我正在下院我的办公室里工作，这时约翰·诺特来了，说皇家海军的“考文垂”号驱逐舰遭到了阿根廷飞机的袭击，不久后沉没，19名船员遇难。当晚晚些时候，我听到了更多的坏消息。我去了解关于“考文垂”号的最新消息，值班人员告诉我，“大西洋运送者”号集装箱运货船被一枚“飞鱼”导弹击中起火，有关方面已经下达了弃船的命令。我知道“大西洋运送者”号载有用于增援的另外19架“海鹞”式战机。这些战机还在船上吗？如果在的话，我们还能打下去吗？船上还有数架直升机，如果打地面战，这些直升机在输送军人和给养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只有一架直升机逃过了这场劫难。对我来说，这是开战以来最难熬的一个晚上。

　　取得战争胜利

　　第二天一早，我得知，情况并不像起初想的那么糟糕。我听说，对“考文垂”号和“大西洋运送者”号的船员展开了一次漂亮的救援行动。19架“海鹞”式战机此前都飞到了“竞技神”号和“无敌”号上。虽然我们损失了8架直升机和4500顶越冬帐篷，但我们毕竟没有遭到致命的打击。

　　我们明确表示，我们已经登陆了，因此不准备在现阶段谈判，这多少让联合国秘书长和黑格有些失望。我们再不能接受建立临时政府或共同撤军这类建议了。美国人又开始忧心忡忡。华盛顿不断向我们施加压力，让我们不要在军事上羞辱阿根廷。可我知道，我们还面临很多危险。为夺取达尔文和绿鹅村而展开的战斗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阿根廷人做了充分的准备，占据了有利的战略位置，而我们的军队要穿过一片开阔地。他们会遭到如猛烈的炮火袭击。琼斯上校在保护他手下的军人前进时献出了生命。他的副指挥立刻接替了他的位置，最终迫使敌人投降。阿根廷战壕里一度举起了白旗，可我们的两名士兵前进时中弹身亡。最后我们的指挥官派两名阿根廷战俘传信，让他们投降。阿根廷军官向他手下的人大谈他们的事业如何正义，但最终他们还是投降了。我们打赢了这场著名的战役。

　　美国这时开始设法恢复外交谈判。但当里根总统5月31日（星期一）晚上给我打电话时，我不得不告诉他，如果在赢得了军事胜利后，在外交上以失败告终，那将是非常错误的。如果阿根廷不撤军，我们就不打算停火。由于阿根廷人七周以来拒不谈判，我们损失了舰船和军人的生命，我们决不会将福克兰群岛拱手让给第三方。虽然这种话会让人不快，但它很奏效。美国人明白了我们的立场和意图。

　　里根总统6月7日抵达伦敦进行国事访问。他第二天要对上下两院议员发表讲话。但那天，我]们在布拉夫科夫损失惨重这个消息正苦苦折磨着我。“里斯特拉姆爵士”号和“加拉哈德爵士”号登陆舰满载着军人和弹药驶往布拉夫科夫和菲茨罗伊，准备对斯坦利港发动猛攻。它们正在卸“轻剑”导弹时，云散开了，两艘军舰都遭到了阿根廷人的袭击。“里斯特拉姆爵士”号上的军人还没来得及下船，结果死伤惨重，许多幸存者也被严重烧伤。

　　我抱着一线希望，希望最惨痛的损失已经成了过去。但6月12日(星期六)一早，值班人员拿上来一张条子，我几乎是从他手中夺过来的，我希望看到上面写的是在斯坦利港附近山区的战斗已经打响。但情况并非如此。皇家海军的“格拉摩根”号驱逐舰被一枚“飞鱼”导弹击中。我极度消沉，快1点时，我听说我们所有的军事目标都实现了。战斗非常艰苦。我们攻下了哈里特山和朗登山。当晚的计划是继续向前推进，拿下靠斯坦利港更近的坦布尔当山，但军队已非常疲惫，而且调运军火也需要更多的时间，于是决定待命。与以往任何时候相比，此时结局更多地掌握在我们的军人手中。最终的激战在6月13日（星期日）打响。

　　战时内阁周一早晨碰面时，我们还只知道战争仍在继续。战争结束的速度之快令我们吃惊。当时和后来都有充分的证据证明，阿根廷人已疲惫不堪、士气低沉，而且指挥不力。他们已经受够了。他们扔下了武器，从自己布的雷区撤到了斯坦利。当晚我去下院宣布战争的胜利。晚上10点，我站起来告诉他们，据说斯坦利港已经飘起了白旗。战争结束了。大家欢呼雀跃。那天我很晚才睡觉，这时我才感到，从肩头卸下的担子是那么沉重。